美國紐約自由女神像（維基百科）
【看中國2016年08月21日訊】民主制度是有效的
記得剛來美國時，我結交的美國人幾乎都是自由派。原因很單純，那時我比現在年輕，打工的新移民，認識自由派的機會多。二○○○年美國大選，一位朋友憂心地說，要是小布希這樣的保守派當了美國總統，這美國是沒法待了，得走人了。她是德國人，中學時的交換學生計畫讓她來到美國，從此愛上了美國。她口袋裡有美國和德國兩本護照，來往方便得很。我是從中國來的，心想你美國待不住，還能往哪裡去？事實上她也沒走。二○○八年大選過後，她特別高興，終於看到青年時代民權運動反對種族歧視的理想結出了果實，美國有了一位黑人總統，歐巴馬總統還承諾將很快結束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事。今年又一次大選，我的朋友們也都有點老了。聽著歐洲和敘利亞傳來的各種消息，一位自由派朋友說，好奇怪，現在竟然有點懷念小布希總統了。
美國大選每隔四年讓每個成年人都有機會面對生活的現實，檢驗一下美國夢，大多數人常把希望寄託在總統身上。總統是美國政府結構中行政分支的首腦，理論上說他只有行政權，即執行的權力。他要受到國會立法權和最高法院司法審查權的制約，所以競選時開的支票當選後兌現不足是美國民主制度的設計特點，要的就是制約和平衡。
二○一六年大選，出現了一些以往沒有的事情，引得朋友圈憂心忡忡。其實就像不必把希望寄託在一個英明領袖身上一樣，你不喜歡的人上台大可不必憂愁。美國的好壞不在那一兩個人，而在於那兩百多年前國父們設計出來又經過歷代修修補補的民主制度。美國的民主制度就像一部龐大的機器，無數人圍著這臺機器操作，有一套統一的操作手冊，那就是美國的憲法。只要整個系統按照憲法定下的規則在運轉，我就相信美國人的一句話，Democracy works。
二○一六年大選的兩極化
美國的民主制度就像人體，也會出毛病。在我看來，二○一六大選是一個機會，可以讓大家看看美國社會的症狀，能把症狀都顯示出來總是好事情。
二○一六年的明顯特點是「極化」。過去人們常說，中產階級是美國社會的主流，他們勤勞、守法、開明，有活力但是恪守保守價值觀，他們理性而不趨向極端，所以他們在政治光譜的中間段，他們是大多數。美國社會是橄欖型的說法就是這麼來的，這個橄欖型的右半邊是共和黨、是保守派，星期天全家上教堂的多，有自己的商家實業而家境殷實的多；左半邊是民主黨、是自由派，年輕人多，好心得一塌糊塗的人多，大學裡的教授學生多，不上教堂而倡導多元文化的人多。兩黨的政治家說起話來都盡量往中間靠，因為中間人多選票多，走極端的人在美國沒戲。幾年前的帕特‧布坎南就是一個例子，不是他沒素質沒能力，也不是他說話沒道理，出來競選沒人攔你，當選卻想都不要想，因為他太保守，站得太右。
今年太不一樣了。川普(特朗普)剛出來的時候，共和黨的准候選人有十幾個，不說全部至少有一半比川普更有總統相。我原以為川普是又一個帕特‧布坎南，出來競選只是為了找機會表達觀點，或者是又一個羅斯‧佩羅，掙夠了錢出來競選是一種花錢消費模式。
可是怪了，川普可以說是以雷霆萬鈞之勢，橫掃共和黨，毫無懸念地成為共和黨「選」出的候選人，這太出人意料了。以前人們說，平民的政治意識是由媒體塑造的，二○一六年媒體卻幾乎是一窩蜂地給川普劣評，沒用。還有一種說法是，一般人都跟定某個政治領袖，自己並沒能力選擇，可即使是共和黨大佬包括卸任總統也不支持川普，也沒用。川普在共和黨內的支持度，靠的是各州初選的計票。這些選票們，什麼時候學會了如此獨立思考的呢？
答案恰恰是因為川普說話很「沖」，很右，他在政治光譜上差不多站到了當年帕特‧布坎南的位置上。川普的脫穎而出表明，當年沒有多少人氣的政治光譜右側，現在站著共和黨保守民眾的大多數。有人驚呼，共和黨分裂了，共和黨沒人了，共和黨要完蛋了。豈不知美國的政黨不是中國俄國的政黨，民眾就是黨。川普不是共和黨終結者，但會迫使共和黨反思和轉型。
與此同時，民主黨在製造樂觀氣氛。歐巴馬總統如今全家出動為希拉莉造勢，希拉莉還有另一個前總統丈夫克林頓站臺。川普的口號是讓美國再次偉大，希拉莉的口號針鋒相對，說美國在民主黨手上已經是最偉大了。
當右側往右移的時候，左側就會往左移，這是一個規律。政治學認為，橄欖型是穩定的，啞鈴狀是不穩定的。然而不穩定的狀態也是活躍的狀態，美國正在從橄欖型往啞鈴狀演變的過程中。台上的政治家、媒體和校園精英們，他們怎麼看待和應對這一演變，將影響美國的未來，然而最後起決定作用的，別忘了台下沉默的大多數。
「政治正確」的終結
川普脫穎而出，因為他毫不客氣地抨擊「政治正確」的禁忌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
「政治正確」是美國民權運動後期的產物，本來是美國社會的一個進步，其中心思想是反對歧視，保護弱勢，鼓勵多元。「政治正確」在美國的大學校園裡產生，主要是一種語言上的要求。它從學生教師蔓延到學術界和媒體，最後遍及精英階層。
人類語言和思想是不可分的，對語言的要求必然會造成對思想的要求。「政治正確」漸漸成為美國人「台面上」的一種禁忌，當它從思想上的要求落實到政策層面的時候，就出現了「界限」在哪裡的問題。「政治正確」反對歧視的原始思想本來是來自於美國人追求平等的理想，黑人、婦女、殘疾人、新移民也應該擁有其他人一樣的權利、機會和前途。但是當落實到保護弱勢的做法如「平權措施」，並且成為一種不可挑戰的教條時，新的不平等就產生了。問題在於，這個時候你不能說了，說了就是「政治不正確」。這成為歐美社會一個不可言說的禁忌，自由世界在這個問題上失去了自由。
中國的老話「物極必反」正是「政治正確」走到今天的狀況。「政治正確」不讓人說，使人不敢說，這在美國的校園和媒體中特別明顯。一些不符合現實、違背常識、違反自由平等價值的「政治正確」，明明不正確，卻不能說。社會底層不受建制約束的民眾，早就想不通，早就不耐煩了。反感的情緒長期積累，終於，川普幫他們說出來了。
就像當年民權運動一樣，這是好事情。不管川普能不能走進白宮，「政治正確」終於遇到了公開的挑戰，再也不可能繼續「正確」下去。就這一條，長遠來說，也許就拯救了美國社會，拯救了西方文明呢。
這個說法，當然是「政治不正確」的，但是可以說了，這不正是民主的題中應有之義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