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只有200來年的歷史，與我們有5000多年的歷史的國家相比，只是一個小弟弟。美國引起國人的注意，可能是「庚子賠款」，他是八國聯軍中唯一的一個國家，拿到這個錢沒有動，而後竟以各種方式退給我們了，他用這個錢幫我們辦教育，用這個錢資助留學生，這就是著名的「庚款留學生」。也許從那個時候起，國人開始認為美國是我們的朋友。
二戰時期國人更是加深了「美國是我們的朋友」的印象。
美國為援助中國的抗戰物質，與中國共建「駝峰航線」，500多架C-46、C-54、C-47運輸機夜以繼日的飛來飛去，每天運量200噸，從不中斷。給中國運來戰爭物資，到後來的每月達到80000噸。這些物資強藥品有力的支援的中國。從1942年5月到1945年9月美國空中運輸機共飛躍駝峰8萬次，飛行150萬小時，運送部隊3萬2千人，運送物資140萬噸。而美國在駝峰航線上共損失運輸機563架，損失率為30%。每三架飛機就有一架在飛行途中墜毀。墜毀飛機最集中的地方飛機殘骸連綿一百多公里。據美國《時代》週刊1946年記載：到戰爭結束，在喜馬拉雅山麓長520英里、寬50英里的航線上，飛機的殘骸七零八落地散落遍佈在陡峭的山崖下，而被人們稱為「鉛谷」。在晴朗的日子裡，飛行員可以把這些閃閃發光的鉛片作為航行的目標。戰後美國官方公布了這樣一個數字：在3年零1個月的援華空運中，美國空軍犧牲和失蹤飛行員及機組人員共計1579人。
抗戰期間，汽油、煤油、柴油、橡膠、汽車配件的百分之百，鋼的百分之九十五，藥品、棉紗、白糖、紙張的百分之九十，武器彈藥的百分之八十，主要靠美方供給。平均每運進一加侖汽油要消耗兩加侖汽油。飛虎隊每向敵人投一顆炸彈就要有十五分的物資做保障，沒有美國的援助，我們的抗戰不知要困難多少！
美國在中國最困難危險的時候幫助了我們，美國在中國的土地上奉獻出了幾千名優秀兒女的寶貴的生命。中國幾千年還有哪個國家、哪個民族這樣幫助過我們？幾十億美圓的援助，無數的物資、成千上萬人的生命。這些都是在中華民族處在最危險的時候美國給我們的。感恩的國人深知美國是我們真正的朋友。連毛澤東那時也寫文章稱讚說：「美國人民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我黨的奮鬥目標，就是推翻獨裁的國民黨反動派，建立美國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國人民能享受民主帶來的幸福。我相信，當中國人民為民主而奮鬥時，美國人民會支持我們。」
哪裡知道，當中共推翻了國民黨政府，還沒有建立美國式的民主制度的時候，美國就已經成為了我們的敵人，中共也不可能去建立已成為敵人的「美國式的民主制度」了！
這個變化雖然那些經歷過抗戰常懷感恩之心的老人們來說有點突然，有點難以接受，但對於與共和國一起成長的一代代新人來說，「美國是我們的敵人」而且是「最兇惡的敵人」已經是我們的基本常識，在我們的印象裡，美國從來就是敵人，即使後來建立了關係，口裡不講敵人了，但潛意識裡還是敵人，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美國不是我們的朋友！
查一下歷史，對美國態度的變化，與新政權的建立有關。抗戰期間，作為中國的盟友，美國一度得到中共的極力稱讚。1944年，美國派出軍事觀察組到延安，中共與美國方面出現了一個密切合作的時期。但是隨著中共認為美國捲入中國內戰，在調停中偏袒國民黨政府，中共逐漸改變了抗戰期間對美國的正面看法。1946年8月6日，毛澤東在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首次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
從此，在中共的話語中，美國從「友邦」變為「中國人民的死敵」。中共政權成立後，採用「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冷戰的性質和國際環境的惡化，促使其新政權更加猛烈地批判美國。從這個時候起開始了反美教育，當時的重點，是清除知識份子的親美、崇美情緒。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的突然爆發，改變了事情發展的進程。面對強大的外敵，統一廣大民眾的思想，進行廣泛的政治動員，成為中共政權的當務之急。
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媒體對美國展開猛烈抨擊，向民眾宣傳稱美國是「陰險的」「有預謀的」的「強盜」和「戰爭販子」，它正在有計畫地實施侵略朝鮮、侵佔臺灣，進而侵略整個亞洲的意圖。
但在官方輿論眾口同聲的背後，實則是民眾思想的「波動和混亂」。據當時的調查資料顯示，民眾中普遍存在畏戰求安、漠然無謂、「恐美」、「崇美」、「親美」心態。到美軍在仁川登陸佔領漢城，進入「三八線」以北，直逼鴨綠江時，這種心態發展到頂峰。
當時許多人表示對美國「恨不起來」，儘管「理論上知道可恨，感情上不覺得有什麼可恨」。因為「美國過去也是日本的死對頭」，幫助中國抗戰，還「在中國辦學校開醫院和慈善事業」，提供了很多救濟物資，「日本來的時候，他辦了難民區，明明是救了我們，怎麼說他是仇人？」 而且「作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工業國，美國很富，怎麼會到別的國家搶東西？」
為了鼓舞全民士氣，有效進行戰爭動員，中共政權發動了一場全民範圍的「抗美援朝」運動。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由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的《關於時事宣傳的指示》，指出時事宣傳的兩個基本內容：一是美國擴大侵朝戰爭，直接侵略臺灣，嚴重威脅中國安全，中國不能置之不理；二是堅決清除親美的反動思想和恐美的錯誤心理，以「普遍養成對美帝國主義的仇視、鄙視、蔑視的態度」，「使親美恐美情緒與抗日運動中的親日恐日情緒同樣不能容身」。
「抗美援朝」時期，中共政權通過所有可能的宣傳方式，以圖在短時間內改變民眾的美國觀。按照中共中央在1950年11月所作的指示，宣傳工作圍繞三個主題：「仇視美國，因為它是中國人民的死敵；鄙視美國，因為它是腐朽的帝國主義國家，是全世界反動墮落的大本營；蔑視美國，因為它是紙老虎，是完全可以打敗的」。
報紙和書刊是進行反美宣傳的重要工具。從1951年到1954年，《人民日報》關於「抗美援朝」的宣傳文字平均每月就達兩萬字左右。這時發行的相關書刊，估計在1億冊以上。報紙書刊還充分使用漫畫和圖片，以更生動的方式進行反美宣傳。在當時頗為流行的漫畫《黑店》中，一名漂亮的美國小姐坐在前臺，兜售「美國民主」「美國慈善」「美國福音」「救濟麵粉」等等。而在後院，則是兇惡的劊子手正在把許多人扒皮放血。著名漫畫家華君武在《年關結賬》中諷刺了美國因失道寡助，必然失敗的結局。
中共政權還利用廣播、戲劇、曲藝、說書、鼓詞、幻燈、壁報、文藝演出、圖片展覽等形式宣傳「抗美援朝」。北京市把天橋曲藝人組織起來，進行時事政治學習，通過他們進行宣傳。那些摔跤的、耍魔術的，在圓場之後就講開了時事；那些說大鼓、唱墜子的就在茶館、戲院清唱現編的反美新詞。
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認為，個人在作為大眾之一員而存在時，「他有意識的個性將被群體的無意識人格所淹沒」，其思想和情感很容易隨著群體間的相互傳染而轉向一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正是通過這種機制來改變民眾對美國的認識。訴苦運動亦是如此。
1950年11月的一天，北京市石景山發電廠舉行控訴美帝大會。主席臺旁懸掛著兩幅大畫，一幅是日寇、美帝拿著刀的凶像，一幅是被槍殺、鞭打、火燒、強姦的中國人；牆上是「血債血還」四個大字。裝管工人劉星辰控訴的時候，哭得幾乎說不出話來。他說：「我們村裡有三百多戶、一千多口人。在抗戰中，我們的村子被日本鬼子全燒了。糧食剛放在場上，眼巴巴地看著被燒光了。老人和小孩受不了凍餓，活生生地死掉。「解放」後，人民政府幫助我們把房子蓋了起來。現在美帝又想來，為了我們自己的家，我們得好好團結起來，努力生產，支援咱志願軍部隊與朝鮮人民軍」。
這是一個典型的控訴會場景。通過佈置場景，使會場充滿仇恨、血腥氛圍。控訴者先控訴日本的罪行，激發大家的仇恨心理，再把對日本的仇恨引向對美國的仇恨。
因為當時的很多民眾根本沒有見過美國人。把仇日引向仇美的最主要方法是把美國類比為日本，「美帝就是當年的日本鬼子」。這些都由宣傳隊先進行引導。有些宣傳隊知道群眾所熟悉日寇的「三光政策」，就說美帝在朝鮮實行「新三光政策」，使農民認識到「天下帝國主義都吃人」。有些則宣稱美帝 「正在走著日本的老路」，即先侵略朝鮮再侵略中國。宣傳人員還稱美帝正在重新武裝日本，讓它再次侵略中國。
在控訴「蔣匪和地主階級」時，也沿用了同樣的邏輯。即先控訴他們的罪惡，接著指出「美國鬼子又是蔣介石的爸爸」，以此引發對美國的仇恨。當時流行的說法是「條條痛苦通蔣匪、條條痛苦通美帝」，「條條幸福通北京、條條幸福通莫斯科」。
除了這種回憶對比式的間接控訴，還存在對美帝暴行的直接控訴。控訴會在1951年上半年達到高潮。據無錫市統計，僅五一期間，大小控訴會議舉行了近千次，參加控訴會的群眾有13萬人。當時的遼西省控訴日本帝國主義在華暴行的大小控訴會的參加人數達334萬多人，佔全省740萬人口總數的45%強。僅據2市5縣的統計，召開大小控訴會1.3435萬次。
在國家權力的極力推動下，「抗美援朝」運動甚至發展到偏遠的廣西苗區。
與此同時，知識份子改造運動也迎來了高潮。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在1951年初便已開始。這一年的1月，在北京召開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三次會議。毛澤東在會議開幕式上宣布：「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改造知識份子的美國觀是思想改造的重要內容。
1952年之前，思想改造還算是和風細雨，循序漸進。之後，思想改造運動和「三反」「五反」結合起來後，變成疾風驟雨之勢。當年出版的《批判我的資產階級思想》一書中，包括金岳霖周培源梁思成等文藝界，科技界社會名流的檢討。其中有學者費孝通的文章，題為〈清洗自己，站進人民隊伍〉，頗為典型，這篇檢討標誌著他的「初步過關」。這其實是費孝通的第三篇檢討。在這篇文章中，費孝通全面「檢討」了自己對美國的看法。他認為自己在初中時所讀的教會學校是美國腐蝕中國年輕人的工具；清華大學則是美帝靠「掠奪了中國廣大人民的血汗」建立的，其目的是「腐化、收買青年，為反動派服務」。他把1943年受邀訪美的經歷解釋為美國的陰謀，即美國以「盟國的面貌，以文化聯絡的名義」，收買為侵略中國計畫服務的「民主個人主義者」；他稱好友費正清和費慰梅為美帝的御用文人；他檢討自己沒有認識到美國民主的虛偽本質。費孝通還著重檢討了昆明的美國領事館避難一事：「這個行為正給美帝帶上了一個虛偽的面具，迷惑了群眾，把敵人當作朋友，這個損失遠過於少數民主人士的性命。我為了自己的鮮血而犧牲了更多的人民的鮮血。」
幾乎所有與美國有關聯的知識份子都經過了一次或多次自我檢討，改變對美國的看法。梁思成、金岳霖、茅以升、周培源、葛庭燧等知名知識份子無不撰文檢討自身的親美、崇美情緒。檢討的內容與費孝通大同小異，即承認美國民主的欺騙性和它的帝國主義本質，宣稱美國文化的淺薄和生活方式的墮落，認清美國經濟與軍事力量的下降趨勢。
1953年，《人民日報》宣布，經過抗美援朝運動的洗禮之後，中國人民堅定地統一了對美帝國主義的看法：和平的敵人、民主的敵人、文化的敵人、全世界最兇惡的敵人、中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
從此開始，美國成為了我們的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