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歷史上，曾有無數人被打成大大小小「反黨集團」。這些人有非共產黨人，但更多是共產黨人；有一般幹部、黨員或群眾，也有黨、國家領導人；有新黨員，也有建黨初期老黨員；有文化教育界人士，也有黨、政、軍、政法人員；有已被平反的，也有結論至今未變的。這是中共歷史上一個重要問題，但因很敏感，至今無人系統研究。
按歷史時期，中共「反黨集團」可分以下幾個時期：
（一）延安整風：
「反黨集團」開始出現。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共黨內鬥爭雖然很激烈，很多人被打成形形色色的「集團」，如「AB團」、「社會民主黨」、「改組派」、「第三黨」、「托派」等，但一直未用「反黨集團」名稱。最早定性「反黨集團」的，應是延安整風中王實味、潘方、宗錚、陳傳鋼、王汝琪「五人反黨集團」。
（二）1955∼1956年：
「反黨集團」擴至高層。中共建政後最早被打成「反黨集團」的是高崗、饒漱石。不過當時不叫「反黨集團」，而叫「反黨聯盟」。1955年3月，中共通過《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1956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首次公開宣布「高饒反黨集團」。此集團後來擴大成「彭德懷、高崗、習仲勛反黨集團」。這是第一個在中共高層打成的「反黨集團」。
高、饒被打「反黨聯盟」後，接著被打「反黨集團」的是胡風。胡風——中國作協主席團成員。因1954年向中共遞交30萬字《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就文藝問題陳述不同意見，1955年1月，中宣部提交《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要對「胡風文藝思想」公開批判。5月《人民日報》刊登〈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毛澤東親撰編者按，斷言胡風是「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隨後胡風被捕。6月全國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2100餘人受牽連，92人被捕、62人隔離審查、73人停職反省。這是中共建政後第一個全國範圍的「反黨集團」。
（三）1957∼1958年：
打「反黨集團」進入高潮，「反黨集團」遍及全國。當時「反黨集團」最多是文藝界。1955年9月，中國作協就將作家丁玲、陳企霞定為「反黨集團」。集團成員還有包括馮雪峰、艾青、羅烽、白朗、陳明。1958年7月，中宣部作《關於李之璉、黎辛、張海、崔毅反黨集團處理意見的報告》，將對丁玲處理有不同意見中宣部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璉、副書記黎辛打成「反黨集團」。
反右鬥爭中，很多省都在文藝界打了一批「反黨集團」。如河北有省文聯副書記劉藝亭為首的「反黨集團」。遼寧有瀋陽市文聯主任王化南、主編郭墟、副主編吳山組成的「反黨集團」。吉林有導演沙蒙、郭維、呂班等為中心的「小白樓反黨集團」以及長影樂團「反黨集團」。安徽有文聯黨組成員王影、石青和編輯部副主任錢鋒為核心的「右派反黨集團」，省文聯主席戴岳為首的「文聯右派反黨集團」、省文化局陳仲、張熙才、佘建民為主要成員的「反黨集團」。浙江有黃源為首的文藝界「反黨集團」。廣東有廣州市文化局副局長李鷹航為首的「潛伏在音樂、美術界的反黨集團」。廣西有省文聯副主席胡明樹、林煥平、桂林文聯副主席李文釗結成的「反黨集團」。四川有《星星》編輯石天河為首包括流沙河、白航、丘原、儲一天、陳謙、遙攀、白堤、曉楓、徐航「反黨集團」。
新聞出版界，當時也打了一些「反黨集團」。《人民鐵道報》社以副總編範四夫為首的「反黨集團」；《通俗讀物》出版社有藍玨、於乾等為首的「右派反黨集團」；《鞍山日報》社有副總編輯李惠眾為首的「反黨集團」。
在高校，也有很多「反黨集團」。如中央美院的「江豐反黨集團」；東北工學院民盟委員陳尚炯、岳從風和王裕生為核心的「右派反黨集團」，工藝系教授許冶同為首的「反黨集團」；浙江大學由吳隆延、包德煒、李德進、史孝成、朱文偉五人組成的「春雷反黨集團」；重慶西南師範學院的「董時光、羅容梓反黨集團」。
民主黨派中，除了最著名「章羅聯盟」外，還有「陳銘樞反黨集團」。各省也有不少「反黨集團」。江西不僅有民盟江西主委許德瑗、副主委劉九峰等組成的「許、劉反黨集團」，還有副主委漆裕元組織的「反黨集團」。廣東農工民主黨有雲應霖、丘哲、李潔之、陳卓凡、廖嗣蘭、楊飄棠、黃大鏘等七人的「右派反黨集團」。
在中央機關中，有司法部副處長王左平為首的「反黨集團」、監察部王翰為首的「反黨集團」。
各地「反黨集團」就更多。安徽有副省長李世農為首「右派反黨集團」；廣東有「雲應霖反黨集團」、「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和馮白駒為首「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廣西有省文聯副主席胡明樹、劉牧、秦黛、陳憲章為核心「反黨集團」、副省長陳再勵為首包括常委王夢周、委員廖原、駱明、王浩、候補委員廖聯原等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集團」；四川水利廳有農工黨員葉嘉禾為首九名「反黨集團」；雲南有省委組織部長鄭敦、副部長王鏡如為首「反黨集團」；貴州金沙縣有副書記李乃蔚為首「右派反黨集團」；甘肅有副省長孫殿才、陳成義、銀川地委書記梁大均為首「右派反黨集團」以及「陳時偉、楊子恆、蔣雲臺等反黨集團」。
（四）1959∼1965年：
「反右傾」中繼續打了很多「反黨集團」。1959年8月於廬山召開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後，中央機關和地方也都打了很多「反黨集團」。如水電部黨組「李銳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外交部「張聞天反黨集團」；福建省長江一真、副省長魏金水的「反黨集團」。
習仲勛被打成「習仲勛反黨集團」。（網路圖片）
進入1960年代，「反黨集團」更多了。如解放軍總政主任譚政被誣「反毛澤東思想」而被打成「反黨宗派集團」。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習仲勛、賈拓夫、劉景範被打成「習仲勛反黨集團」；中科院孫冶方、張聞天因提出尊重價值規律，被打成「孫冶方、張聞天反黨集團」；重慶蕭澤寬、李止舟、廖世俊因反映四川餓死人被打成「蕭李廖反黨集團」。
（五）「文革」時期：
打「反黨集團」進入高潮。「文革」一開始，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就被打成「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接著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副市長吳晗、統戰部長廖沫沙被打成「三家村反黨集團」。不久整個北京市委被打成「舊北京市委反黨集團」。
「文革」中後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原來把無數人打成「反黨集團」的人，也被打成「反黨集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林彪反黨集團」和「江青反黨集團」。
這些「反黨集團」的共同特點：他們從來沒反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