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上海分院（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10月9日訊】（一）
1992年初，我在美國加州，收到人事科來信，得知我因出訪逾期不歸，已經被除名(開除的委婉用語)。這意味著我將近三十年的工齡被一筆勾銷，今後我的一切要從頭開始，但是我是已屆「知天命」之年的人了。這真是: 工齡三十塵與土，人生五十萬事初。
人到中年還會落得這麼個下場，雖說我對此是有思想準備的，但是事到臨頭，還是不免有所感慨：我的下半生從此就要背井離鄉了。不過感慨歸感慨，我選擇走這條路的決心還是堅定的，這不是心血來潮的偶然決定，而是事出有因的。我把這個「因」寫出來並且在這裡公開發表，是因為我的經歷和思想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和49年以來，尤其是文革以來中國社會政治情勢的變化有關的，寫出來既可以和同代人交流，也可以給後人參考。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這是一個普通的知識份子對這個時代的認識過程和記敘。
我於1963年大學畢業，然後一直在中科院工作。文革的惡夢過去以後，1982年我去美國普度（Purdue）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那是我第一次出國。到校那天快要過聖誕節了，指導教授Ascarelli到學校的機場來接我，身旁還站著一對中年夫婦；他和我握手、互致問候，然後轉身向我介紹身旁的這對中年夫婦，原來是校長夫婦。我感到奇怪，我一個普通的博士後，怎麼校長夫婦也來接機。一一握手，然後感謝他們到機場接我。校長聽了略有尷尬地解釋道他們是來接回家過節的兒子的。寒暄了幾句，校長夫人高興地告訴我，他們剛從中國訪問歸來，是一次非常難忘的旅行。第二天我去凱瑪特（Kmart）買日用品，見校長站在手錶櫃臺旁，像是等營業員；我正在遲疑剛才是否認錯人了，他看見了我，微笑著先對我點頭。我走過去問道，買手錶嗎，他回答說是退手錶。據說普度大學有五、六萬學生，校長居然如此平易近人。這讓我想起了在國內和我們研究所的大大小小的頭頭腦腦。「打江山」時如何，不得而知，想必是功勛卓著；但這「坐江山」的氣勢卻是一目瞭然的。在研究所對面相逢，他們極少主動招呼別人。對此我的原則是，出於對領導的尊重，我主動打招呼，一次不見回應，可以原諒，領導嘛，重任在身，心無旁騖；但若我接連三次遇到「心無旁騖」，這人在我的大腦的資料庫裡就自動歸為「不懂禮貌」之類。對此，朱熹老人家有教導：「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從此，見到此人我也旁若無人了。在山溝溝裡的時候不說，我們不知道。自從「人民共和國」以後，領導的地位高低，一定是和離開人民的距離成正比的。例如，見到小汽車的玻璃窗後面挂有黑紗，那就是告訴你，坐在裡面的是領導，他不想見你，也不想讓你看見他。如果前呼後擁，警車開道，那一定是大領導，不僅看不得，而且還要迴避。再如果，要是遇到清場和封路，那就是大得不得了的領導了，不是一般的迴避，而是要把你趕到附近的小胡同裡去迴避。我有幸，也是不幸，在北京見識過一次這場面。當我被軍警趕入小胡同裡，背對車隊時，似乎有時空錯位的感覺，這是「人民共和國嗎」？慈禧那會兒並沒有摩托和奔馳車呀。我和普度校長自然是兩股道上的車，此後再也沒見過面，一年以後他去了德州某大學當校長。他的行為表明，在這裡當校長，禮儀是很重要的，舍此不能獲得別人的尊重。
八年以後我又回到美國，在矽谷和外州都工作過。往往在公司走廊裡迎面聽見有人叫我名字，定神一看是老闆的老闆或者大老闆，這些人臉上得意的笑容似乎在說：「我知道你的名字，想不到吧！」有次我到了一個新公司，上班第二天，坐在計算機前，大老闆接待幾位重要訪客，個個衣冠楚楚。一眾人馬走到我身後，只聽見大老闆在說：「這是XXX（我的名字），他在XX項目。」 這樣做的心理效果是很明顯的：讓你感到他認為你很重要。除了個人的文化素養，這種作風其實也是制度造成的。例如，在簽訂雇佣合同時總有一項指出，本合同是雙向自願，任何一方在任何時候都可要求終止合同，也不需要提出任何理由。在評價部門工作業績時，有一項稱為「保留重要僱員能力」(Talent Retaining)。這樣一來，公司當然要千方百計地設法留住僱員。如果公司確實需要你，你不高興時對主管說一句「我在找工作」，就足以讓他緊張。正如商品的價值是在交換中體現的，人的價值也可以在流動中體現的。可是在我們「人民共和國」裡，那年頭還沒有聽說過跳槽，領導說你一句「不安心工作」後果就很嚴重了。例如有一年，我們研究所給科研人員評科研津貼。我們室（三室）先讓幾位候選人作報告，介紹自己的工作和成果，然後由聽眾打分。評選結果上報給所領導，由他們決定，我沒有被評上。黨支部張書記連忙找我申明:「我們室評選打分你得分最多，你沒有選上不是我的責任。所領導要我做做你的工作，我回答他們說沒法做。你自己去問所領導吧。」於是我找到李領導，拖了六個星期才從「百忙」之中擠出了幾分鐘和我面談，見面以後支支吾吾半天，擠出一句話：「你好像不安心工作。」 一聽這話把我嚇出一身冷汗。想起有一次春節值班，我和這位李領導聊天時說起，想去同濟大學物理系兼課。他說：「可以呀，人員流動嘛。」不料過了一年多，他不僅還記得，而且終於等到了機會跟我算賬了。讓我不理解的是，如果認為我的想法不對，為什麼當面不講？又為什麼不能與人為善？從此這位李領導在我的大腦的資料庫裡又自動歸為「黨棍」之流。假如我早一年進大學，反右那年碰上一個黨棍，等著我的不是夾邊溝就是白茅嶺勞改農場，很可能我早已餓死了。為什麼他們敢這樣做? 因為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率土之濱，莫非黨臣。我們的命運就是掌握在這幫黨棍手裡。你在他的手裡攥著，只是一個工具，而且還要是永不生鏽的、馴服的工具，敢不聽話！
應該公平地說，對於上級，頭頭腦腦們還是很講禮儀的。但是對下級，特別是老百姓，他們並不在乎你的尊重，要的只是你的服從。老祖宗早有教誨：「禮不下庶人。」
在普度開始工作以後我發現，學校沒有校門，物理樓從不鎖門，隨時可以進出，也沒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我有一件寬大的辦公室，我還有鑰匙可以開載重電梯、車間和儲藏室，任何時間都可以去實驗室、車間工作或者去儲藏室取東西。系圖書館開到夜間十一點鐘，校圖書館全天開放。有天深夜想起一件事，需要查文獻，我趕到校圖書館找到了文獻，複印了拿回辦公室，坐下來干到快天亮了，終於告一段落。我高興地寫信給妻子和媽媽說，我這一天干了幾天的活。還告訴她們，這裡的安排似乎就是為了要吸引人情不自禁地想要工作。在上海，我們研究所的圖書館開放時間有限不說，也有複印機，但是專人管理。有文獻要複印，總要等一兩天，最快也要半天，有空也不給你馬上印，管理員根本就不理解你為什麼急著要看文獻；找領導也沒用，反而以後複印速度更慢。我們研究所也有電梯，也是專人管理。需要用電梯時，先要四處找人，幾秒鐘的事情往往要幾十分鐘才能完成。遇到管理員不在，只好「望樓興嘆」！改革開放之初，聽說國外有小費，於是每逢實驗室有水電問題或我們自己做不了的事情，請後勤組的人來幹活，臨走時總要嘀咕小費的事。遇到這種事往往令人哭笑不得: 研究所已經給了他們工資，這是他們份內的事，但是不給還真不行，否則以後的事就難辦了。我想，這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在物質生活上，當時的中國和美國還有很大差距。出國人員買回家的三大件（彩電、冰箱、洗衣機）是很令人羨慕的。我在普度有薪水，還有一輛舊汽車，完成博士後研究以後，找工作也不是不可能。但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滯留美國，因為我的事業毫無疑問在中國，我的一切都在中國。回國時，除了三大件，我還帶了一套音響系統和一箱70磅重的古典音樂唱片，準備退休以後安度晚年。
（二）
回國以後，我們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個個埋頭苦幹，我也收穫頗豐。我的研究著眼於本所的半導體材料製備中的物理問題，在本所的刊物和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不少文章，合作者有本所的研究人員，也有國內外的研究人員。感謝研究室領導的重視，替我申請了中科院成果獎，二等獎還是三等獎已經不記得了。當然，我的成果也是研究室的成果。
每次我寄論文到國外發表時，先要由室主任審批，然後還要憑研究所的介紹信送上海市公安局審批，從我們研究所到上海市公安局來回半天時間，過幾天還要再去取，又是半天時間。然後還要到上海市郵政總局寄出。真不理解為什麼要這樣折騰，防的又是什麼。寫論文固然不容易，想不到寄論文也這麼不容易。
又如，我們研究所有專職人員買車票和機票，但那其實是為頭頭腦腦們服務的。有次我有事出差，因為手頭的事情實在太多，沒有時間出去買車票，斗膽地請求了那位專職的大爺，被一陣官腔頂了回來。我一氣之下逕直找到一位付所長：「為什麼他份內的事，他不做? 我當然可以自己去排隊買票，但是我的工作誰來替我做？」 這位付所長聽了一愣，大概是第一次遇見我這樣的大膽不知深淺的人。不久，另一位分管後勤的付所長打電話給我，「垂詢」了車票的事。為什麼國內許多地方人浮於事還事難辦？這件事就是例子。人一當上了什麼「長」，他就是這個體制的一部分，這個體制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堅持和保證黨的領導，然後才是在黨的領導下發展這個那個。你的科研成果固然是領導的政績，但是領導還有許許多多其它的工作，例如社會主義教育、防止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那才是領導的更重要的政績，領導人數少了還不行；雖說叫研究所，但是研究工作在領導心裏並沒有份量。在改革開放以前的研究所，那些頭頭腦腦和科學與研究根本不沾邊，他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一套，到哪個單位都適用。改革開放以後提拔的頭頭腦腦沒有了「坐江山」的本錢，自然也就少了相應的氣勢和派頭，不少人還是懂科學的，但是一進入這體制就身不由己了。其實，這領導人的氣勢和派頭也是體製造成的。設想上司和下屬之間只是職務關係，沒有人身依附關係，合不來就可以走人，這氣勢和派頭還擺得起來嗎？要擺也沒有人買賬。不幸的現實是，到處都有「黨的領導」，人走到哪裡背後都跟著個檔案袋，你不乖乖地聽話，跟上司搞好關係，哪來出路? 到了適當的時候給你來一句「你好像……」，說不定會壓你一輩子。
回國以後我兩次出國學術交流和參加國際會議。但每次回國以後都在財務報銷上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煩。例如，1988年我去波蘭參加國際半導體物理會議，住在華沙大學物理系的波蘭朋友家。臨走時買了些禮品送給這位朋友和帶給我的家人，大約一百美元左右。這是用我自己的外幣買的。回國以後到中科院上海分院財務部門報銷，那位會計小姐要我出示我的外幣來源證明，按慣例我給了她我們所長寫的證明，說明我曾經自費公派在美國工作兩年，所用外幣數目合理。不料被拒。以下是問答：
「為什麼你不相信所長寫的證明」
「所長知道什麼！」
「那麼你要什麼證明？」
「當年你回國時，海關開具的攜入外幣單據。」
「連所長為我寫證明時都不要求我出示這單據，你憑什麼要?」
「這是我們的規定。」
「我回國已經四年了，是否還要證明我的錢還沒有用完？」
「當然！」
我告訴這位小姐，辦不到，太過分了，就是我愛人也沒有這麼查過我。言罷起身，拂袖而去。背後飛來一句話：「你這筆帳不了結，今後無法出國！」果然，兩年以後，室裡派我去英國，手續一辦到分院財務部門就卡住了，英國之行因而未果。分院外事辦公室對此進行了調查，這辦公室的負責人原本是原子核所的研究人員，1964年復旦物理系畢業。調查的結果是他意想不到的，後來他見到我時告訴我：「問題解決了。」等了一會兒又補充了一句：「真是不應該呀！」對他的實事求是作風我當然心存感激，但我說不出什麼，只能苦笑: 這就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命。心想要是在在普度，那些系裡的秘書和校裡的會計敢對我這樣嗎？我剛到美國時不懂稅法，填寫預估扣稅單時也稀裡糊塗。過了不久發現工資單上扣了不少錢，就去問系裡的秘書，她耐心地解釋了扣稅依據，並沒有要求看我的工資單。後來我去校裡的會計部門，對會計說兩年以後我將回國，將來也不打算在美國退休。會計聽了二話不說就改動了扣稅項目，還退還了此前多扣的稅款，臨走時也聽見一句話：「抱歉!」
分院財務部門這事過了不久，一次偶然的談話中，室主任提醒我說，你接連兩次出國回來以後報銷都有麻煩，別人會怎麼想? 剛一聽這話我很不高興，覺得此話不辨是非。繼而一想還有點道理。還有一次報銷是什麼麻煩我已經忘了，別人都還記得，至於什麼原因，這並不重要。這個社會就是這樣，不管合理還是不合理，你必須順應它，否則你就會被認為是異數。還記得有次室主任從北京回滬，說起火車票，他說車站根本買不到，只好向黃牛買。我聽了很生氣，大罵車站售票處和黃牛沆瀣一氣，不料室主任卻心平氣和地說，多虧了黃牛，要不然還回不了家。多麼現實的思維方式！讓我又一次感到自己不能順應這個社會。其實分院那位財務小姐的行為也可以理解。三十年來，這個社會強調得最多的是「黨的領導」，最注意的是階級鬥爭。為了保證「黨的領導」的恣意妄為，不要說法制和人權，就連必要的規章制度建設也被故意地忽視了，政策就是一切。既然沒有明確的剛性的規則，財務小姐完全可以想當然地辦事，而且因人而異，寧左勿右；至於個人隱私，對不起，她根本就沒有這個觀念，你的一切都必須對她透明。
還有一件事讓我又一次見識了「黨的領導」。我們研究所有位單身在滬的已婚博士研究生，和一位單身女職工有了婚外情，已經秘密同居。被發現以後，通報全所，書面的通報還發到了我們辦公室。聽說由於導師的堅持，博士論文答辯過了很久終於才得以舉行。也巧，過了不久，已婚的分管後勤的黨員W付所長被發現也有婚外情。他和本所一位已婚的女職工在離上海不遠的某個風景秀麗的近岸海島上出雙入對時，被本所一位也在度假的研究生看見。沉浸在幸福之中，年紀已經不小了的這一對戀人卻沒有看見這位研究生。研究生回所以後，向同事們介紹自己的假期時無意中說了一句，看見某付所長夫婦也在那裡。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於是付所長的風流韻事就暴露了。按性質說，這件事怎麼也比那位博士研究生嚴重。怎麼處理也有先例可循。可是就是沒有下文，無論群眾意見多大，就是不見處理。付所長才多大一個官，這就下不了手，怎麼服眾？從前那樣注意自己形象、講政治、講原則的那個組織，如今竟蛻變到了如此地步，真是令人吃驚和惋惜。看來「服眾」 已經不是那個組織如今關注的重點了，它有強大的實力維穩，不怕你不服。
（三）
另一件事則讓我對「黨的領導」完全沒有了信心。我們研究所有一部分科研人的住房處在偏遠的田林新村，為了方便大家上下班，研究所特意安排了一輛大客車每天接送，途中還停一站，方便家住附近的職工，這班車被大家戲稱為「幸福車」。我每星期六下班以後去看望媽媽，也搭班車，在途中下車。每星期「幸福」半次。八十年代在中國我沒看見有私家車，原則上研究人員因公都可以申請用車，但主要是領導用，所以駕駛員不同於一般職工。這個不同一般的地位大家都看得見的地方就是分房。因為工作的緣故，分房的時候應該對駕駛員適當照顧，但一般認為，領導傾向於多照顧一點，以換取聽話。一次在小組裡聊天，我說了一句，當駕駛員有這樣的好處，我也想當駕駛員。那是89年的春夏之交。過了不久這話傳到了幸福車G駕駛員耳裡，某星期六下班以後我照例搭班車，見G駕駛員氣鼓鼓地站在車前，用手指著我：「你不准上車！」 我沒有理他，照樣上車。然後，他就在車下大叫：「你不是說想當駕駛員嗎，今天我不開車了，你來開。」 我聽了很生氣，回了他一句： 「你辭職，我就開！」 司機班的黨員班長也趕來幫腔。
此時在車上有一正二付三位所長，還有我們室的一正一付兩位主任，這五個人有四個都是黨員。那位分管後勤的黨員付所長也在車上，他當眾不緊不慢地講了一句：「分房的時候聽說你講過，你也想當駕駛員，所以他有意見。」 在這種場合下這樣講，傾向是明顯的。司機班的黨員班長有恃無恐，不斷對我叫嚷:「下車，下車！」。G駕駛員威脅說，我在車上他情緒就不好，開車就會出交通事故。車子是研究所的，開車是G駕駛員的本職工作，居然車上沒有一個人開腔，任憑他們胡鬧。光天化日之下，這樣的混賬邏輯居然可以在技物所大行其道！終於，付室主任走到我身旁說：「走吧，我陪你坐公交車去。」 我明白，大家急著要回家了。我謝絕了他的好意，然後提高了嗓門對著大家說：「我不耽誤大家，這就下車。但是我要問：在我們研究所有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還有沒有道理可以講？是不是又要搞文化革命了？」 問完以後，車裡車外鴉雀無聲。我下車向大門走去。
大門外是中山北一路，南北走向，我背朝西站在路邊等待過馬路，背後的夕陽照著我，在我面前投下了長長的身影，橫跨馬路，南來北往的車輛好像就從我身影上碾過。我定了一下神看見，我的身影其實是投射在過往車輛的側壁，此時我想到了印度的不可接觸的賤民，我感到抱歉，據說高種姓的人那怕進入了賤民的身影也會倒霉。然後我看到了爸爸臨終時連串的眼淚；又聽見了1966年8月4日深夜，在復旦大學教工第八宿舍浴室裡，物理系光學教研組毛老師在自殺前憤憤不平的嘆息聲。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知識份子，為什麼總是逃不脫被侮辱的命運？還要過幾代人的時間，中國知識份子才能堂堂正正地做人? 知識份子難道不是這個共和國的公民嗎，為什麼會在青天白日之下當著眾人和領導的面被羞辱，而「領導一切」 的那個組織到了此時非但毫無作為，而且還變相地默許。過了中山北一路，我來到公交車站，三室的朱忠全也在車站等車，見了我說：「今天這一幕我從頭到尾都看在眼裡，記在心裏。」我無心接話。
過了幾天，他見到我又說：「我們室的人講，知識份子只值九厘九—一文不值！」 真是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我無言以對，在這個社會裏，知識份子的宿命就是忍氣吞聲，沒有別的辦法。這個被「以階級鬥爭為綱，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的政策長期浸淫過的社會，這個有著幾千年權力崇拜傳統的社會，還沒有進化到懂得人人生而平等，懂得尊重普通人的尊嚴的程度。在接下來的一個星期裡，忙壞了黨委書記。最後，司機班的黨員班長向我道歉：「希望你大人不計小人過。」 我原諒了他，和G駕駛員也和解了。其實，和他們沒有什麼可以計較的，存在決定意識，我要是處在他們的地位，也許比他們還要惡劣。假如我有黨票又是個什麼「長」，他們敢那樣放肆嗎？要命的還是這個「存在」。在這個社會裏，玫瑰花永遠是獻給權力的。倒是那位分管後勤的黨員W付所長的態度，黨委會怎麼交代呢，看看黨委書記臉上的難色，我就知道了，他的不當言論和風流韻事都有「刑不上大夫」這塊擋箭牌護著，也是這個「存在」的一部分，對此我們是奈何不了的。
語錄的老三段之一是：「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但那是在打江山的時候講的，現在已經時過境遷了。果然，幾個星期後就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平暴」。鐵與血成了新時代的政策和策略! 那麼，在這個新時代裡，現在的這個組織還剩下什麼？
就我的個人經驗而言，這個組織既不值得信賴，也不值得尊敬，它只是個集中了大量雄心勃勃的人才、控制了軍隊和各級政府的組織而已。它也為國家和老百姓做一點事，但必須先保障自己小團體的利益，而且又把他們做的這點好事當作這個「存在」的理由。這個組織的革命色彩已經衰退得一點不剩了。
（四）
在那幾年研究的基礎上，我申請了兩個中國專利。大約是1991年，中科院挑選了36個專利，委託香港某公司代為申請美國專利，該香港公司將這36個專利分送給他們自己在美國遴選的有關的專家評估，在綜合了專家評估意見之後，最後選中了兩個專利向美國專利局提交申請。這兩個被挑中的專利之中，居然就有一個是我的專利。
1992年秋冬之交，我到美國從事學術交流，從東到西，從南到北講的就是這個被挑中的專利的理論基礎。聽眾反映都不錯，認為這樣實驗-理論-專利的過程很有意思。但是我認為這個過程還沒有完，它應該結束在產品上。此外，由室主任特許，我在布發羅紐約州立大學（SUNY at Buffalo）的訪問延長一週，利用這段時間，我在實驗室做了實驗，看到了理論預期的現象，證實了我的專利的理論基礎。對此，該實驗室的教授很興奮，決定留給來年春天從德國來的研究生做系統研究。後來由於我的實驗樣品未獲准留下，此事只得作罷。此外，一位臺灣的教授邀請我去他的實驗室合作研究，但由於此事政治上敏感，也只得作罷。
我向技物所領導要求，給我一點時間，留職停薪，讓我在美國就地促進這個專利申請和轉讓。不幸我的要求被否決。於是我找到這家香港公司在美國的專利代理律師，他認可我的主意，並且立即安排了越洋電話會議，參與的人有我和他，外加技物所方面徐付所長和某研究人員。電話會議一開始，美國代理律師的開場白剛一結束，徐付所長就申明，技物所（專利所有人）決定放棄該專利申請，理由是專利發明人行蹤不明。律師不解地問，專利發明人不是就在電話線上嗎？但是，付所長堅持放棄立場。從此我就不再過問這事了。最近我查了一下，這個專利其實並沒有真的放棄，隨後就被美國專利局批准了，但一直到過期都沒有轉讓成功。假如讓我參與其事，在技術和市場兩方面我都是最合適的人選。
那次學術訪問還包括埃默瑞(Emery)大學。後來，該校物理系的 Perkowitz 教授告訴我，他收到過我們室主任發給他的電傳（FAX），要求我立即回國。「黨的領導」早已名聲在外，他覺得這是非常之舉，猜想可能出於政治原因，所以沒有轉告我。講完以後他還補充道，你的上級可以打電話問我，我願意確認此事，承擔責任，你確實不知道此事。其實，和我聯繫辦法多的是，室主任這種做法讓我莫名其妙，後來一位同事告訴我，這其實是做給研究所領導看的：我已經催過了。
接下來就是本文一開頭就交代的1992年初的那一幕：開除，將近三十年的工齡一筆勾銷。
這次學術訪問的最後一站是加州。由於技物所L同事的推薦，他的同學C引薦了我到他所在的公司任工程師。從此，就在我的天命之年，我的人生開始了新的一章，一切從頭來。屈指算來，到如今已有24年了。平心而論，無論是徐付所長還是室主任跟我都沒有什麼個人的恩怨。他們怕的是他們手下有人出訪逾期不歸，影響到自己的仕途。申稱放棄該專利申請顯然是為了防我，發電傳給埃默瑞大學是為了逼我；除名和一筆勾銷工齡更是斷了我的後路（人事科有話，只要我回去，都可以恢復）。至於這些行為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政治影響，無論後果如何，都不會落到他們頭上，反倒不在他們考慮之中。他們的行為，根子還是在制度上。這種制度是建立在一種專制思維之上的。既想留人，又不懂得尊重人，反而把人當成奴才，動輒斷人後路。其實也並非真想留人，主因還是出訪逾期不歸損了「黨的領導」的面子。當然，社會還是進步了。比起當年付傅聰和馬思聰出走英、美以後的嚇人的叛國帽子，開除還是客氣多了，何況正式使用的還是「除名」一詞。但是，說到底這還是不得已：如果成千上萬的知識份子都「叛國」，「黨的領導」又情何以堪呢？
後來得知，就在同時，一位中年黨員研究人員L也被除名。在我之前和之後，還有人也被除名。此外，誰知道還有多少人想被「除名」，但是由於各種原因而又不幸無法被「除名」! 其實，除名也不是什麼錯事，任何地方都有自己的規矩，出訪不歸必須除名，當然可以。但是，過去的將近三十年的幾乎可以退休的工齡為什麼不予承認呢? 沒有解釋。這是「黨的領導」下常見的權力的傲慢，非常不近情理但又令人無可奈何。對此，老百姓只好順應，挑戰這種傲慢的代價是非常巨大的。這些被除名的人早已經過了做事輕率的年齡，他們在國內不僅有老有小，事業上經過二十多年的奮鬥也早已有了一定基礎，為什麼要自我作踐放下這一切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去從頭開始呢? 從當年許多知識份子由國統區投奔延安，到如今又有許多知識份子背井離鄉投奔國外。「黨的領導」是否有勇氣反躬自問，到底是誰變了，誰應該反省？！
（五）
來美國時我已經五十多歲了，除了兩件隨身行李，一無所有。所幸，在美國這些年我一路走來，無論做什麼，從不需要托關係、走後門、行賄送禮，也不需要看別人臉色，講違心的話，更沒有評級加工資時的無奈，一切都在我自己努力之中；雖然極其辛苦，內心卻很坦然。我的收入無論多少，都是問心無愧、干乾淨淨的。我感到，給人以自由選擇和奮鬥的機會，這正是美國的成功之處。對此，許多人 ，包括中國共產黨人，其實都是心知肚明的。對於中國政府和控制它的那個黨，我沒有任何虧欠，反倒是他們虧欠於中國老百姓。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我國歷年人口數據，我做過計算，59-61三年間我國人口減少在四千萬以上。想當初政權更迭之際，許多知識份子決定留在大陸，還有許多少海外知識份子拋棄一切投奔新政權，為的都是建設新中國。這些人中不乏國家急需的學術精英和專家。此後的三十年裡，他們之中又有幾人有好結局？如果死人也能投票，他們會認可自己當初的選擇嗎？在普度時我的指導教授雖然很贊成「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但對中國的知識份子政策卻極不認可，他說：「從你們國家對人才的浪費來看，你們一點也不窮，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經得起這樣的浪費！」 很不幸，他說對了。
然而我必須面對的事實是，我已經沒有了原先的事業基礎，一切都得從頭開始；從此我在這裡只不過是謀生而已。留在美國是我自己的選擇，當然我知道有得就必有失；但是，有時我還是會問我自己，這樣做是否值得。我對中國的光明前途毫不懷疑，但是三千年的歷史加上十多億人口形成的巨大慣性使得任何社會政治變革不僅緩慢，而且極其困難。偏偏我凡事要較真，許多事情都看不慣，不免時時生出不滿，有時甚至犯忌諱。更不幸的是我看到過另一個世界，而且還在其中生活了兩年。89年以後，失望情緒時時與我作伴。許多事情一到中國就變樣。我非常清醒而且無可奈何地看到，我的性格並不適合於這個社會。我相信這個社會一定會變，但是許多變革在我有生之年怕是已經看不到了。當然，如果選擇順應這個社會，把自己交給這個「領導」，日子還是可以過下去的，有的人甚至還可以過得相當不錯。但是，如果要嘗試一種新的活法，做自己的主人，路還是有的: 惹不起躲得起。於是我下決心，安下心來，就在這裡從頭幹起。也許有人會說，無論那個組織如何，我們的專長和學識都應該毫無保留地獻給我們的國家，我原本也是這樣想，也是這樣做的。許多我們的前輩和同輩也都曾經非常虔誠地嘗試過，但是很多人的結局都令人心酸。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那個組織至今還不敢直面自己的所作所為。老百姓不傻，一句「宜粗不宜細」是混不過去的。是誰在為淵驅魚，為叢驅雀？那個組織有沒有勇氣正視這個問題?
我生活在舊金山灣矽谷地區，這裡氣候宜人，充滿活力，無論是過日子、創業、還是戶外活動，都是好地方。這些年我換過不少公司，一半是跳槽，一半是被裁員。有意思的是，每換一次工作，我的收入都增加了。在「黨的領導」下，「不安心工作」會受懲罰；沒有了這個「領導」，「不安心工作」卻給了我更多的機遇。我說的話，不管別人聽了舒服還是不舒服，無人敢當眾羞辱我。無論我的日子多麼不容易，但都強於被羞辱，被「領導」的日子。每當我想到這裡，我都覺得為此我已經付出了的代價是值得的。
除了工作，我的業餘時間用於登山、野營、游泳、釣魚、唱歌、演出、閱讀和自由寫作。感謝上蒼的眷顧，我過得自由自在: 自由地看，自由地想，自由地寫，自由地發表。並不是說美國這個社會沒有問題，但是對比我的前半生，我對我的生活已經沒有抱怨了。房貸已經付清了，有吃有穿，還有醫療保險，還愁什麼？
退休以後，偶而我還為一些本地的公司做項目。此外我還在籌備一個產品，專利是我自己的，合夥人都是些「不安心工作」的好朋友。這些活動都是我退休以後的「業餘」活動，我把從事這些活動看成是我融入這個社會、體現我的人生價值的方式。我過去的老同學說我的工作壽命很長，我說這是因為我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我自己手裡的緣故，我可以選擇我自己的生活方式。
這就是我的故事，對人到中年為什麼還要背井離鄉的回答。前面說過，我是抱著寫歷史的態度來寫這篇文章的，我們的生命很短暫，很渺小，社會的進步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積累。我的故事就是這個歷史進程的一部分。
也許是由於文化的差異，中國人無論走到天涯海角，總是難忘故土。大約一個世紀以前，以廣東農民為主的大量中國人移民美國充當勞工。現在在加州還可以看到中國營、中國湖、中國牆、中國灣、中國灘、中國村等等。但是除了在天使島原移民局牆上的憂愁的詩句，我沒有看到過他們留下的任何文字。我希望，若干年以後，我們的後代看了本文，可以瞭解到在世紀之交，有個已經到了知天命之年的知識份子，轉換了人生的軌道，毅然在美國重打鼓另開張的故事，包括他的悲歡離合，他對故土的眷戀，他的期盼。當年的移民是因為失去了土地，如今的移民是因為失去了什麼呢？也許有讀者看了本文以後會有自己的答案，但我相信我們的後代無疑將會有更加清晰和客觀的答案。我還相信我們的後代中國人一定會生活在一個法制更健全、更有個人尊嚴的社會。
最後想起了辛棄疾的詞《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