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律師高智晟。（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12月26日訊】美、日、歐又錯了——不承認中共國市場經濟國地位。無疑，又是「國際反華勢力的陰謀」了。無恥至僅遺一張更其無恥的「愛國」皮的黑幫及其文武鷹犬們又敵愾心大熾了！各大黨媒，滿臉無辜外加一臉誠實而呶呶不休，總而言之概而言之當然是：別人的錯了！
台海問題：別人的錯；香港問題：別人的錯；東海問題：別人的錯；美國問題：別人的錯；韓國「薩德」問題：別人的錯；人權問題：別人的錯；市場經濟國地位問題：別人的錯……只有正確和世界第一的歷害是絕對歸他們了。看看被絕對控扼的黨媒妖氣蓬勃至怎樣使人目瞪口呆的程度。凡正當的人權就於他們有礙，一律的壓制在「內政」之下，掃入「反華」一路；所有人類此前的普適文明成績悉與他們不便，竟至寢食難安。這究竟是他們至末路，還是人權、人類普適文明臨了窮途？直使人覺得他們是一群生物的別類種。
有人說美、日、歐終於在中共恐怖組織面前硬氣了一回、清醒了一回。這實在是大謬不然。在利益的折衝算計方面他們從來都是清醒的！
言及中共的厚顏無恥，人類此前的任何判識標準、習慣悉顯無力感。如果有人認了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地位，這種視力比雙目失明還要糟糕。它本不具有市場經濟國地位，誰敢不承認，它不僅決定了你的錯，而且決定了你的「反華勢力」去處，若堅持不承認就起訴你。人群中的歧見本是尋常事，而以訴訟形式止爭息訟則不是土匪強盜的習慣。一群在國內無法無天的匪盜之徒突然去俯身法律——起訴別人，但寓於此間的意義卻絕非因為強盜寶愛開來法治的結果。
前階段有消息說歐盟經過十五年的評估得了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地位結論。我彼時在一篇文字中慨嘆：「歐洲人這是怎麼了，何至於評估而且還十五年？有著正常人的眼睛和耳朵便可！成熟的、具有普遍價值意義的產權保障制度，自由公平的交易制度是市場經濟的靈魂。還有誰看不見在今日中國，持續而普遍發生著的強制拆遷的恐怖現實裡，輒即動用如蟻眾的專業流氓——武裝軍人、警察、黨的幹部、和業餘黑幫流氓們、常與成群的悍犬合力，長期以來，幾近以戰爭的狀態對付所有權人，以無底線的血腥暴力，甚至以殺戮的方式來完成權貴們所需要的‘交易’。幾十年來，他們所進行的就是一場消滅所有權、滅絕公平交易的反市場經濟普遍法則的法西斯戰爭。」
外國人總是通過他們迷信著的專家的文字瞭解中國。我敢肯定，當今世界上沒有任何一位外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共本質認知的全面及準確程度會超過一位中國的文盲訪民。
市場經濟地位必須具備以下幾個剛性條件，缺一不能。其一、市場經濟應當是自由經濟。它意味著自由平等的市場准入、自由平等的市場競爭及自由平等的經營環境保障；其二、自由經濟當然地含括經營主體無差別、無歧視地、自由自主地對大眾傳媒的經營權利，即自由創辦各類媒體的經營權利；其三、獨立、公正的司法制度是市場經濟必不可少的條件和保障；其四、政府不得是市場具體的經營者，不可且亦無制度條件干預乃至操控經營或交易。制定一國內普遍性的經濟規則，保護、保障規則的良好、和諧運轉是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和界限；其五、打擊壟斷經濟，更不可有官權壟斷經營。
在中共恐怖統治肆虐下的中國，對上述五個方面的野蠻反動已至怎樣使人觸目驚心的境地！無法無天的權力可隨時隨地隨意扼死任何一個經營主體或任何一樁具體交易而不擔責。自由經營大眾傳媒更是被當局視為恐怖犯罪以上的「公共危險」。而官權壟斷下的行業在中國就是戴著官面具的持槍搶劫。不僅如是，司法就是黑權力的掌中物，當局搶了你的企業、財產，受害者還不得控告它，它搶劫經營者或所有權人是「執行公務」，受害者去控告它就是尋釁滋事、擾亂社會秩序，這樣的倒置黑白、傷天害理的事成了「政府」的日常事業。
一群人用幾十年共同勞動積累起來的財產，這些集體經營企業的全體成員卻不能享有處分權。這樣的企業若不死不活，或竟生命垂危，它反倒是安全的，最危險的就是積累下了巨額財產的集體企業，近三十年來，還沒有聽聞有一家倖免於難的。
我曾有一段時間因參與這類型案件的代理，在全國得了些名聲。但太過於血腥了，沒有一起能進入司法程序的，因為出面搶劫的一線打手全是地方貪官悍吏指使下的公檢法人員，被叫成「聯合執法」。我後來是有意躲著那些苦主的追尋，因為這是公開悍然的野蠻搶劫行為，我個人對於邪惡又絕不肯妥協，各地黑幫政府作為打擊我鋒芒的一部分，無一例外地對我的委託人實施野蠻綁架、非法囚禁。強盜搶了財產，還要以法官的面孔來治受害者的罪，這種殘酷現實對我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負擔，對我作為人的天性正義感情造成災難性摧抑。那種罪惡的公開囂張及倒置黑白的氣焰常使我悲憤難遏，你眼睜睜地看著罪犯們的橫行無羈。搶劫過程及搶劫後，他們可以根據需要，隨時以公檢法的面孔、有時直接以政權的面孔施虐。委託人的下場都很慘，2002年一年裡，僅山東省就有兩起我的當事人被綁架後非法囚禁的惡例。
山東日照的正方食品有限責任公司被當地「政府」搶佔後，企業主秦波因告狀被網上通緝，到處被追捕，日照政府派人盯蹤我，企圖拘捕之，最後在哈爾濱火車站被捕，終於被逼放棄全部財產，答應不再告狀後，關了幾個月被「取保候審」。最具標本意義的是山東淄川製藥廠，當時正是後來主導在陝北油田實施更大規模搶劫私人投資成果的中共禍首之一的李建國「主政」。那種搶劫犯罪的直露、大膽、以及強盜們對搶劫的醜行連一點遮掩的衝動都不再有的熏天氣焰，使得見識過些惡吏罪行的我仍持續的震驚不已。製藥廠的禍難正在於它有個十分精明能幹而視信譽若生命同重的廠長冀發榮。他帶領幾個人從小作坊開始，發展至企業資產過億元而每年產值超億元，淄博市委書記垂涎製藥石每年的巨額利潤，竟然下文件要接管這家純粹由勞動者自己的汗水和智慧積累起來的企業，遭到了拒絕後便公開要流氓——強行接管，冀廠長被逼進京告狀找我。至我赴淄博市調查時，無法無天且早已利慾熏心的貪官惡吏們又使用開了他們的如意剎手鐧——耍流氓。先是在公共場所，淄博市工委的一名叫黃×翔的官員咬牙切齒當面耍流氓威脅、侮辱我（他的名字我記不確切了），第二天回北京便發現有人跟蹤。最無恥的是，期間這些壞種們通過《中國質量報》熟人，企圖用30萬現金以法律顧問費的名義買通我，被我拒絕後，這群流氓強盜，竟然24小時圍聚在我的家門口，小區保安要求離開時，他們竟亮出了警察身份，說他們在執行「公務」。他們寸步不離地跟蹤我，使我無法與當事人見面。後來，這群貪官的鷹犬們竟通過我的通話記錄獲得了冀廠長的電話號碼，冒充央視記者要採訪，騙得見面時，突然兩輛麵包車衝過來，扑下來一群人綁架了冀廠長。同樣的黑幫手段、流氓套路——無限期囚禁卻不是在「法律」規定的場所。結局也是一律的：被逼放棄財產，不再告狀後放人。
沒有任何職業能像律師業一樣，看清中共犯罪集團的邪惡本質，這也正是越來越多的尚有人性、良知的律師走出這個恐怖體制、而被他們凶殘迫害的原因所在。在這種公開的搶劫案中，我們可以看到共產黨政權的恐怖，國家權力成了如意的犯罪凶器。「領導同志」組成的犯罪團夥驅策公檢法搶劫了你的財產，你在他們管轄的地方狀告，他們不理你，你若到外面去控告他們，他們便用更恐怖的犯罪手段迫害你，最後以法官的面孔審判你。這就是今天經營者在中國必須面對的實在現實。
李建國後來到了陝西後又創下單起搶劫經營者財產最巨、涉及受害人最為廣眾的犯罪記錄。一次從十二個縣市、聚擾了三千人的「黨的政法幹部隊伍」鋼槍鋼盔全副武裝，搶劫了六萬投資人一百多億元的財產，這就是2004年震驚全世界的「陝北油田搶劫案。」在搶劫高峰期，十二縣市、公檢法「黨的政法幹部隊伍」全部出動，對不願乖乖交出財產的受害人實施迫害。許多投資者戴著手銬、腳鐐被折磨後大哭著簽下「同意」交出財產的文書。幾個月之內，所有各縣交通要津處，都有特警設卡檢查，許多後來被抓捕的投資人哭訴：每個檢查點上，都用化肥袋裝著手銬，滿滿地立著幾袋子，堵截上訪告狀者，榆林，一時變了人間活地獄的去處。
2004年，2005年，兩年間，我代理的幾乎所有案件都立不上案，以著名的廣州大學城案中大規模搶劫、毀滅私人財產暴行案為例。狀告廣東省政府，廣東省幾級法院擺出一律的潑皮無賴相——就是不給你立案，你能怎樣？最後飛回北京，最高法院同樣不給立。最後一招，從土地法的角度，要求中共國土資源部履行查處廣州大學城違法佔地的作為義務，按照中共「法律」規定，它要不履行作為義務或對我的請求不予回覆，均可以起訴它，可照樣的一路碰壁。你遇到的所有環節，一群一群流氓無賴不絕如縷，就是不理你。有些案件，即便僥倖立了，被告若有背景，法院給你下個裁定駁回，它會說這不該由法院受理，受害人只有絕望一途，最典型如北京可控硅企業訴北京瑞普電子集團財產搶劫案。
位處三元橋東角的北京可控硅集體企業很窮，卻有價值幾十億元的土地，被一家叫瑞普電子公司的老總給看中，他們顯然不想掏錢買，他們有一位副市長後臺，一起到可控硅看了一趟，經「領導同志」點頭後就強佔了人家的土地，很快建起了瑞普大廈（李和平律師事務所所在的大廈）。這就是我前面提到過的共產黨財產所有權的「取得」方式。可控硅企業不服，就委託我訴至北京第二中級法院，立了案，我曾公開宣稱，那個案件只有一個判決方向——原告勝訴，敗訴的情形只有一種，即第二中級法院宣告不執行中國法律。結果我們敗訴了。我找主審「法官」理論幾次，後來在那實習的書記員說他們法官很委屈，因為他們寫好判決書去找主管民事審判的副院長簽字時，副院長一把將那份判決書奪過去塞進抽屜後，自己竟拿出就是我們後來見到的那份「判決書」，要承辦人簽名，說這個案子特殊，不能按正常程序結論，命令承辦人簽了字，承辦人簽字時連內容是啥都不清楚。據後來可控硅企業瞭解的可靠信息，瑞普電子向那位副院長行賄兩百萬元，換得了「勝訴判決」。
正當的土地所有權既是財產所有權之本，又是自由經濟之本。在中國，作為人卻被剝奪了成為土地所有權主體的可能，其法律直接排除了人作土地所有權主體的可能。只有抽象的國家所有權，而國家並不具有所有權的利害表達能力。過去68年的全部經驗已顯明，只是以政府名義行使權力的那部分人成了事實上的全國土地的所有權人。人民被排除在國家土地所有權權益之外早已是不爭的事實，似乎成了天經地義。廣大人民，便是祖上傳下來的宅基地，其所有權權益是遠在共產黨出世前便合法取得，共產黨一來後一紙決定，便把它自己還未生出前業已生成的土地所有權、房產佔地所有權說成是它的。它顛覆了此前全人類一直以來遵循的所有權取規矩——合法取得。共產黨發明瞭一種所有權的「取得」方式叫：沒收，就是仗著抱團的規模力量搶得。作為人民祖祖輩輩繼承下來的國土，竟能在不知不覺中變得於世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毫無關係，所有人民稀裡糊塗中反成了自己祖國的寄居者，所有的房產都沒有了所有權根基。祖上承繼下來的房屋及其佔地所有權，不僅房產佔地所有權被決定歸了共黨，連房產也只決定了所有權的七十年大限。
許多人，包括絕大多數中國也讀不懂中共體制，沒有比士匪強盜「治國」更恰切的說法了。不僅僅是止於無獨立司法，它在許多地域或行業，在「國家」體制建制上乾脆就是經營者與「司法者」合體，最典型諸如作為經營者的鐵路企業內部公、檢、法齊備，廣覆新疆大半地域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營級單位有法庭，團、師、兵團農場均有公、檢、法建制，初級、中級、高級法院齊備。這種謊謬現象恐世界獨有。這種「法院」判決書上的印章都沒有國徽，用紅五星來代替。
司法審判是國家權力之重要一極。以憲法為依據，以國家名義行使是司法權合法及正當行使的要式條件，全世界一律。而作為經營者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各農場「法院」在「憲法」外行使著「司法審判」權卻實在是真的，更實在的是他們不是以國家名義行使。我曾指出這個荒謬現象，結果被農六師中級「法院」人員指斥說我「吃飽撐的，兵團成立了半個世紀，還沒有人質疑過這事。」尤其是內地的當事人，與兵團農場做生意發生糾紛打開官司後才發現，作為合同的一方竟成了審案「法院」，後悔與絕望是不難想像的，然而這究竟是現實。兵團一個師級農場內就設置終審法院，許多經營者常氣的吐血，終於只能吐血而已。
新疆廣袤房地產公司挂靠農六師下屬單位，起初經營不景氣時，農六師下級農場發文給兵團房地產公司請其接收。後者立即書面回覆拒絕。原來廣褻公司積累了近千萬巨的資產，農六師下級農場突然強行「接收」。該公司是白益本父子三人投資經營發展而成的，於是對農六師的搶劫財產暴行進行控告，結果遭致滅門之災。被通緝逃跑的七十多歲的白益本老人，大年三十在我老家墳地蹲守等到我，兩個兒子：白生俊、白生疆均被判處無期徒刑。我記得當時農六師檢察院起訴科長曹超任「公訴人」，他就是一個乾脆的流氓土匪，我之前的兩名新疆名律師被他以赤裸裸的流氓手段趕走，開庭一結束，他就在「法庭」門口伸出胳膊堵住我，說我涉嫌犯罪必須帶走接受調查，下流地糾纏不休。白家人告訴我，從他們家搶走的豪車成曹超的專車了。
我提及的上述幾起野蠻搶劫經營者的暴行均是在中共國加入WTO後的事，白益本老人一家的悲慘遭遇，就是中國持久而普遍的非「國有」經營者及財產所有權人悲慘命運的縮影。中共加入WTO後，中國非國有經營者及私產所有權人的這種恐怖處境並未發生任何質的改變，在這樣的恐怖國度裡，能建立起自由經濟制度，之無異於孵化頑石之效。
2016年12月17日於陝北村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