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著口罩的美國運動員（圖片來源：假裝在紐約）
【看中國2017年1月23日訊】最近北京和許多城市持續重霾，很多人都想起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時充滿戲劇性的口罩事件。
那個時候，絕大多數中國人還不知道霾是什麼，也不知道 PM 2.5 和 PM 10，甚至對空氣污染的嚴重性也沒有任何概念。
所以，當四名美國自行車運動員戴著口罩到達北京首都機場的畫面傳遍全球各大媒體的時候，中國人心底敏感的神經一下子被擊中了。大家都認為這幾個美國人太沒有禮貌，即使他們的舉動不是存心羞辱中國，至少也是源於傲慢和偏見的無理冒犯。
這件事很快演變成了捍衛國家尊嚴的憤怒聲討，那幾名美國運動員最終在壓力之下向中國人民道歉。
現在，當我們戴著口罩看著灰暗的天空，回想起八年前的那一幕時，內心的苦澀只有我們自己知道。
對於那幾名運動員來說，那件事可能只是他們運動生涯中一個小小的插曲。但對於中國人的霧霾記憶，那卻是一個標誌性的節點，和一個具有十足象徵意義的寓言。
今天轉載「ONE·一個」App對當年其中一名運動員鮑比·李 (Bobby Lea) 的採訪，在這篇文章裡他回顧了當時的情形。
以下為鮑比·李的講述
2007年，奧運會前測試賽
口罩是美國奧委會製作和發給我們的，奧委會的醫生還教我們怎麼戴。當時我們就知道，口罩很重要。
北京奧運會之前，2007年12月，我們到北京，參加正式比賽前的測試賽。幾乎每個隊員都感染了呼吸道的疾病。我的感覺是，肺部在燒灼，喉嚨痛，咳嗽。這嚴重影響了我們的比賽。我回美國後一星期才恢復過來。
那是我第一次到中國。在那之前，我們都對北京的空氣沒什麼瞭解。
我們覺得洛杉磯的空氣已經很糟糕了，所以朋友告訴我們北京的空氣不好時，我們都覺得，應該不會比洛杉磯差吧？後來才知道，不是這樣。
我從未見過這樣的空氣，有時候是灰色的，有時候是黑色的，有時候是棕色的。所有東西都很難看清，到中午會好一點。有時候，最遠大概只能看到100米。
不到半天，我就開始咳嗽，覺得肺部有灼燒感，喉嚨很痛。尤其騎車的時候，我完全可以感受到、看到，甚至可以嘗到空氣的滋味。我還記得下賽道時，我雙眼很疼，感覺很可怕。
為了應對北京的空氣污染，美國奧委會在2005年還是2006年，就開始研製口罩。據我所知，他們投入了一大筆錢。所以，我們正式使用的口罩是非常高規格的，配置了高流量空氣過濾器，保證我們在騎車的時候呼吸順暢。
2007年測試賽那次，隨行的有一位美國奧委會的醫生，他給一部分運動員派發了口罩樣品。他要測試口罩的性能，檢查運動員的肺功能情況，看我們在那種污染程度下，能不能把狀態調整好。
我拿到了口罩。戴上之後，我馬上就好了，不咳嗽了，喉嚨也不痛了。
他們說，我們應當在比賽之外的任何時候都戴著口罩。
2008年北京奧運會
來北京參加奧運會的那趟飛機上，一共有75個運動員，當時只有4個人佩戴了口罩。除了我之外，還有莎拉·哈默 (Sarah Hammer)、麥克·弗裡德曼 (Mike Friedman) 和珍妮·裡德 (Jennie Reed)。
實際上，美國奧委會要求我們，一下飛機就戴上口罩，甚至在飛機上就戴著，他們想讓我們完全與污染的空氣隔絕。
在我們之前，已經有工作人員先到了北京。他們告訴我們，北京的空氣不太乾淨。
我很焦慮，害怕自己又會生病。畢竟奧運會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但我覺得在飛機上連續14個小時戴著口罩太難受，所以下了飛機才開始戴。
我們並沒有互相商量要不要戴口罩，只是碰巧我們幾個的隨身行李中有口罩，就拿出來戴上了。其他運動員沒戴口罩，有些是因為他們覺得戴口罩不是特別時尚，看上去有點好笑。
出了機艙，我感覺空氣已經沒有冬天那麼糟糕了。但還是能看到，空氣很髒。不過我戴了口罩，所以感覺還挺舒服。
機場裡有很多媒體在等我們，我們幾個戴口罩的畫面立即被各國媒體拍到，傳到全世界。據我所知，其他國家的媒體也關注了這件事，他們的報導也不太友好。
到北京的第二天早上，我們就被喊去開會。美國奧委會並沒有站在我們這邊，還指責我們是在政治抗議。這讓我們很吃驚。美國奧委會的負責人史蒂夫·勞什 (Steve Roush) 要求我們承認錯誤並公開道歉，否則就讓我們回家。
我記得我當時看到報導，說（美國）壘球運動員也有不良反應，但儘管他們也有口罩，卻不敢戴。美國媒體完全跟從美國奧委會的口徑，他們沒有採訪我們，就發出了報導。不過這件事情，很快在美國的新聞中淡出了。
事情的傳播速度超乎我的想像，16個小時之內，就發酵到極點，我完全沒有時間去反應。美國奧委會後來決定發出道歉信。
道歉信是誰寫的，我不清楚。我根本就沒看過那封信。他們只是告訴我們信的大概內容，我們簽字就可以了。
聽到這個，我當時就把口罩摘掉了。我很驚訝，也很難過。我對冒犯了中國人而感到抱歉，因為我們根本沒有這種意思，無論到哪裡做客，客人都應該對主人態度友好。
現在回想這件事，我能理解，在奧運會上戴口罩，和日常走在街上戴口罩，可能不是一回事。中國人也會在街上戴口罩，這很正常，但奧運會就不一樣了，我們的行為可能會被加以不同的評價。
中國奧委會沒有跟我們談話，也沒有向我們表示過他們的態度。至於中國媒體，我們沒有去關注，所以毫不知情。
我們也沒有接受任何媒體的採訪。我知道的是，奧運會期間，我們一直被擋在媒體之外，奧運會之後，也沒有中國的媒體來找過我們。
我對所謂「冒犯和侮辱」的指責也有過疑慮，但沒有花時間想太多。我們幾個，也沒空去澄清或者抗議。我們私底下也盡量不去討論這件事，我們只想把注意力放到比賽上。我們是去比賽的，不是去跟媒體交流的。
我只有兩個選擇，要麼就是去為自己爭辯，要麼就是認真比賽。
比賽
跟測試賽那次不一樣，奧運會期間，我沒有生病。但是，騎車的時候，還是能感受到，空氣在燒灼我的肺、喉嚨和眼睛。監測肺功能時可以看到，各項指標都有下降。
那些天裡，北京的確會有藍天白雲，但這不代表空氣好。你依然可以聞到、感受到那些污染的空氣，感受到它在你的喉嚨裡。相機裡的藍天白雲很美，但它對人的身體來說，並不美。
我最後沒有完成男子積分賽。我想主要是因為我自己實力不夠。我並沒有受到口罩事件很大的影響，因為我努力不讓自己分散注意力，不想美好的奧運會經歷被毀掉。
但其他的三位運動員，我可以肯定地說，他們的表現受到了很大影響，他們經受了艱難的掙扎。（記者註：莎拉·哈默在個人追逐賽中拿了第五名，珍妮·裡德在短程賽中名列第八，在麥迪遜賽中，麥克·弗裡德曼和鮑比·李的組合名列最後。其中莎拉·哈默和麥克·弗裡德曼是世界級選手。但他們四人都沒有得到任何獎牌。）
回到美國
回國之後，我們四個人要求美國奧委會向我們道歉，並辭退當時威脅我們的美國奧委會工作人員史蒂夫·勞什。
美國奧委會最後承認了錯誤，首席執行官吉姆·謝爾 (Jim Scherr) 給我們四位自行車隊員分別發了一封道歉信，承認對這件事處理不當，沒有給運動員應當的支持。
道歉信裡，他們雖然承認了錯誤，但同時也用一些說辭為自己開脫。他們認為，美國奧委會和運動員之間有一些誤解，是我們沒有按照他們的指示去佩戴口罩。但事實上，我們只是做了他們說的。雖然這封信並沒有完全表達我們想要的，但還算湊合吧，我們也都接受了道歉。
另外，美國奧委會也修改了關於保護運動員權益的條例，讓運動員申訴專員在以後的奧運會中，可以更直接和獨立地維護運動員的利益。
一年之後，史蒂夫·勞什因為這件事辭職了。
當我再一次回看這件事情，我依然感到非常不幸，我並不以此為傲。
再回北京
我印象中很少在美國媒體中看到對北京霧霾的報導，我只記得2015年有一條新聞，說北京啟動了空氣污染預警。
2010、2011、2012年的冬天，我再度去北京參加了比賽。空氣質量依然沒有改善，甚至比2008年更糟糕。這三次我都沒有戴口罩。其中有一次我得了呼吸道疾病，同樣是咳嗽、喉嚨痛。那是高級別的比賽，我的成績卻大幅下滑。
另外兩次我沒有生病，但無論生不生病，在污染的空氣裡比賽，一定會受到影響，從肺功能監測就可以看出來。
很多中國人都知道口罩事件，不過我每次來北京，並沒有人認出我來。我也沒有跟中國朋友聊過這件事。我只跟那些住在中國的美國朋友或者西方人聊過，他們都明白我們經歷了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