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7年2月7日訊】在中國，我們這個年齡的人，沒有逃票經歷的，估計像白烏鴉一樣稀少。改革開放之前，整個社會都是公有制的，私人家裡沒有什麼東西。在我所在的農場，真的就是夜不閉戶。多數人家出門，連門都不鎖，即使鎖，鑰匙也放在門框上，鎖頭形同虛設。所有東西都是公家的，大家能偷就偷——嚴格地說是拿，大家拿。地裡的大豆玉米，作坊裡的酒，豆腐。如果被派去蓋房子，則順點釘子，油氈紙什麼的。需要花錢買票的所在，也就逃票。
當然，大家拿和逃票，也是有分別的。一般農工和他們的孩子，大多會幹這種事兒，而我在文革前，還算是農場幹部的子弟，圈子裡是不許幹這種事兒的，平時周圍的人，也不怎麼幹這種事兒。但是一場革命，把我扔到了社會最底層，混跡於一幫農工子弟中間。耳濡目染，成天都是大家拿。
儘管如此，拿這種事兒，我能不做還是不做。就算大家都拿了，我走開就是，不拿就是不拿。但是，逃票卻不能免俗。當年的逃票，有兩種情形，一種是看電影或者節目，在場部電影院，進門需要票。還有一種情形，就是逃火車票。
文革期間沒有什麼電影，無非是三戰和八個樣板戲，但是後期，則會放一點朝鮮、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電影。這些電影，都需要買票。當年的感覺，羅馬尼亞電影最好看，但是，沒票則沒戲。我跟同學們一樣，有著強烈的看電影慾望，但是，家裡大人都停發了工資，只有一點可憐的生活費，根本沒有看電影的開支。所以，我如果不逃票的話，只能外面待著，眼巴巴的看著別人看。
可是，不買票就能進去看電影的人，還真是不少，有些是跳窗戶，或者從門口混進去的，有些則是電影院看門的熟人，或者放電影人的熟人，堂而皇之，就可以進去。正是後部分的人，給了我逃票的動力。跟著一幫混小子，七混八混，最後多半都能混進去。
逃電影票，沒有多少罪惡感。即使被人逮住，也沒有什麼懲罰。但是，逃火車票，心理壓力就比較大了。當年我在場部讀書，父母被發配到一個生產連隊，離場部有二十多里路。每個星期天，我都得回家。回家的路，有一半是可以坐火車的。上車站和下車站，都是那種沒有正經站臺的小站，不買票進站出站都是可行的。儘管當時認識鐵路上的人，也一樣可以堂而皇之地不買票就乘車，讓人感到不公平，但是，逃票還是有壓力，因為畢竟火車上乘務員不是我們農場的。所以，能不坐車，我就盡量不做，二十多里路，用腿兒量回去。不過，實在累了，坐車一定逃票，有逃成功的時候的，也有失敗的時候，失敗時，每每特別的沮喪，但從來沒有感覺自己破壞了規則，沮喪，僅僅是因為失敗本身。
我們所處的社會，是一個普遍不講規則的地方。有權的人，或者說掌握、代管某種資源的人，都會不約而同地利用手裡的權力，去破壞規則，為自己和親友謀利。過去，認識一個電影院看門的人，如果他不放你進去，簡直就是逆天了。即使是現在，只要聽說某個熟人，同學幹什麼職業，人們第一念頭，就是這個職業可以走後門了。權力越大，對規則的損害也就跟著大。現在比我逃票的時代，應該好多了，但普遍的規則意識，法律意識，離我們還挺遠的。曾經如此高度公有制的國家，人們對於公私的分別，還不那麼清楚，法治的秩序，尚有待建設。
在這種情況下，當然需要全社會維護和建設法治的努力。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最該負起責任的，其實是社會的精英，有權力的人。要苛責，也只能苛責他們。放過他們，單單對一個社會底層逃票而丟了性命的人進行鞭屍，實在是太不厚道了。如果把丟命作為他逃票的懲罰的話，那麼，上天對他是太不公平。畢竟，那麼多大人物肆無忌憚地破壞規則，都安然無恙，屁事都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