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時會在一個偶然的瞬間驟然改變（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7年2月25日訊】人類社會是由數以十億計的小人物組成的，每一個小人物的命運與坎坷都不太一樣，都是社會某一個側面的反映，所有小人物合在一起，就構成了人類大社會。作家馮驥才曾經為我們大家介紹過文化大革命期間的100位小人物，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只要看一看這100個人的不同的故事，就會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有個大概的瞭解。本人不才，文筆拙劣，平日靠計算機軟體開發謀生，是個碼農，寫不出妙筆橫生、引人入勝的精彩文章，只好平鋪直敘、枯燥乏味地給大家講一個我身邊的小人物的故事。我相信，列位看官身邊大概沒有類似的人物。
林先生不姓林，名字是虛構的，故事是真實的，是我的親身經歷。
林先生於三十年代出生於臺灣，整個家族好幾代人都生活在臺灣。日本統治臺灣50年，臺灣上層社會的人全都懂日語。林先生的母語是日語，不過他很有語言天才，普通話和臺灣話都說的非常好，都是母語水平。林先生的家族是臺灣的望族，不僅在臺灣有許多企業，在浙江沿海的一個小島上也有生意。林家人常常往返於臺灣和浙江，經營兩地的生意。
1949年國共戰爭，共產黨軍隊佔領了大陸，但在海軍空軍方面，國軍仍然佔有優勢。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大陸軍隊才逐漸在東南沿海一帶佔了上風。1954和1955兩年，大陸軍隊先後出兵佔領了所有沿海島嶼，臺灣方面則只剩下了臺澎金馬四處。1955年的一天，尚未結婚的林先生一如既往地代表家族來到浙江的這個小島，抵達時天色已晚，他就先在一家旅館小住一夜。那天晚上晴空萬里月光明媚，然而他萬萬沒有想到，那個晚上徹底改變了他人生的軌跡。那天晚上，正當他安詳熟睡之時，守島國軍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全數退往臺灣。一覺醒來，島上面目全非，成了大陸的屬地。那時台海兩岸還處於戰爭狀態，民間沒有任何通信渠道，林先生由此與臺灣的家族失去了一切聯繫，失去了島上的一切財產。此後林先生被迫成為一名大陸居民，開始了自己新的人生。他經歷了一番常人難以想像的精神痛苦、孤獨和掙扎，在生活上也一下子從天上掉到地下，一貧如洗，一無所有，一下子成了中國社會底層的赤貧人員。50年代末期，林先生在陝西省西安市西郊的一家工廠找到了一份技術員的工作，移居西安，與一位大陸女子結婚成家，打工掙錢，養家餬口。
陝西省距離日本很遠，日軍從來不曾佔領過陝西，因此，在陝西省境內能講出一口流利日語的人屈指可數。他們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個小團體，隔三差五地聚一下，用日語聊天，互通情報，吐訴苦請。我家就是他們的一個重要聚會場所。我母親是東北人，西北大學外語系的日本語教師，不僅日語有母語水平，對日語語法也很有研究，是他們小團隊的日語語法老師。我從小就知道母親通曉日語，家裡有很多日語書，母親常常抱著我給我講日本兒童故事，平時與我們說話時也時不時地會無意中說出一些日語語句。這個日語團隊每次聚會時，我都會在一邊旁聽，努力學習日語口語和聽力，他們小團體的每一個人我都認識，全都是我學習日語的好老師。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先生這樣的人當然要遭到批鬥，對他來說，臺灣間諜這頂帽子是難以倖免的：
「你有什麼證據證明你不是臺灣派來的間諜？世界上哪有那麼多的巧合，你剛來，駐島守軍就走了？這肯定是臺灣間諜機構故意安排的！你老實交代吧，密電碼藏在哪裡？」
文化大革命對小人物的人格羞辱、精神和肉體的折磨，就用不著我來形容了，我也沒有足夠的文學能力來描寫，簡單一句話，林先生受盡了人間的痛苦和侮辱。
1971年，毛澤東和林彪之間發生了一場腥風血雨的宮廷權力戰爭，兩敗俱傷，林彪慘死他鄉，身首異地。毛澤東則遭到黨內眾多高幹們的強烈質疑，在黨內威信驟降，影響力大減。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一派的勢力則趁機崛起，他們稍微把中國的國門打開了一點點。頭一批受益者當然全都是共產黨的高幹子女，中國的老百姓也順便可以與除臺灣之外的國家、地區通信了。在那個時代，「偷聽敵臺裡通外國」仍然是重罪，海外關係仍然是「政治污點」，敢與外國通信的人，鳳毛麟角。那時，每一封通往國外的往返信件都要被國家的公安機關和地方的保衛科開封查閱。林先生就是中國第一批有勇氣與外國通信的平頭老百姓，1972年，他與他在日本的哥哥恢復了聯繫，從那時開始，在時隔了17年之後，林氏家族的人才知道林先生還沒有死。1973年初，我人生中見到的第一張彩色相片就是林先生的哥哥從日本給他寄來的。
毛澤東統治中國二十餘載，天天搞階級鬥爭，國家窮得蝸居在世界最末幾位，用毛的「接班人」林彪的話來說，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那時，海外的華僑們紛紛給國內的窮親友們寄錢、電子計算器、電子手錶等小東小西。1973年，林先生的哥哥給他寄來一個電子計算器，然而，林先生並沒有收到計算器，卻收到了一封北京海關寄來的通知書：為確保國家安全，林先生的計算器被海關沒收！通知書並且要求林先生必須告訴他哥哥，「東西收到了，很好，謝謝」，同時還需要宣傳文化大革命「形勢一派大好」。林先生所在工廠的革命委員會保衛科也找到他，要求他必須絕對服從海關的命令，聲言這是黨的要求。那時，林先生剛剛從受批鬥的牛棚出來不久，嚇得小腿發抖，哪裡敢說半個「不」字？數日後，林先生來到我家吐露苦水，四十多歲的大男人，氣憤痛苦得眼淚直流。自己受點屈辱沒關係，只是害得尊敬的哥哥也受到了連累和欺騙。我親眼見到了北京海關的通知書，心裏輕輕地說了一句話：「無恥強盜！」。
1974年，我的一位朋友的父親去廣州開會，乘坐的是列車軟臥包廂，同室的人是一位廣州海關的黨委書記。雖說兩人是初次見面，但在西安到廣州火車裡的兩三天的時間裏，兩人相談甚歡。書記炫耀他手上最新式的電子手錶，炫耀他手中的電子計算器，說海關是最有油水的政府部門，經常有海外華僑寄來一些新鮮物品，海關隨意即可將其沒收，並通知收件人不得吐露實情，然後，這些東西就全都成了海關官員們的私人物品了。開始時是人手一份，後來東西多了，就開始出手倒賣，進價是零，怎麼賣都能賺大錢，海關官員們個個富的流油。我朋友的父親也趁機低價從海關黨委書記手中購買了一隻電子手錶。
1973至1978年初，我在陝西省汽車一大隊當汽車修理工人五年，這五年時間可以說是「我的大學」，我每天都會盡最大的努力去學習日本語和數理化，這五年也是我與林先生來往最多的五年，也是我的日語水平急速上升的階段。1982年，我有幸考中了日本文部省的全額獎學金，得以赴日深造，我的日語水平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我永遠都感謝林先生這位日語恩師。
1975年的一天，我從我們工廠給林先生打電話商量點小事，沒想到遭到工廠保衛科的關注，他們專門派人來到我的工組調查我的情況：這個人是不是日本間諜？為什麼通曉日本語？工組師傅大力幫忙，說我是個書獃子，只懂看書，不是日本間諜，保護我未受牢獄之災。不過也同時向我們大家發出口頭警告：今後不准在中國的土地上用日語說話。這是我在中國29年時間裏受到的最直接的一次政治威脅，從此以後，我們大家接受經驗教訓，再也不敢在有外人在場的情況下使用日本語了。
70年代末期。林先生成為陝西省地區第一批獲得了中國護照的中國公民。在他哥哥的資助下，他帶著貧窮屈辱和痛苦，離開生活了20多年的中國大陸，移民日本，從此和我們大家失去了聯繫，再也不回中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