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責茍同，天亦不容！（圖片來源：Pexels）
「正義也許會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著名的柏林圍牆下「槍口抬高一寸」的真實案例發人省思：1984年12月1日凌晨，20歲的德國青年麥可用梯子試圖翻越柏林圍牆逃往西德，被守衛擊斃身亡。1992年，2名守衛和3位前東德政府高級官員在柏林地區法院被起訴判刑。
惡法非法 不能免責
這個案件引起爭議的焦點是守衛開槍是否符合當時東德的法律規定，被告提出的辯護理由均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而柏林地方法院的判決則認為，這些辯護理由的基礎是靠不住的，它們邪惡地違反了「正義的基本準則和國際法保護下的人權」。你可以聽從命令開槍，但是槍口就不能抬高一寸嗎？
「法律」或是「良心」，人們選擇哪一邊？在歷史上第一個國際法庭——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關於二戰的審判中，國際法庭確認戰犯遵守德國納粹法律屠殺猶太人是要承擔戰爭責任的，所謂「沒有犯罪，只是在執行戰時德國的法律」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腳，因為「惡法非法」。
「惡法非法」，您同意嗎？如果法律是行惡的、扭曲的，如果上司交辦的任務是害人的、違法的，試問，遵守罪惡的法律或主管的交代，個人就可以免除承擔責任嗎？
其實，不論古今中外，歷史的事件、經驗……往往是循環不已，重複出現。我們回溯到中國清代，就有一個類似的故事，展現在人們眼前的是深刻的教訓！
知縣貪功 枉殺苗人
清朝時有一個叫做張蘊輝的人，他的哥哥張芝岡先生在乾隆辛丑年間中了進士，張蘊輝的才學不如哥哥，其學業不成，就到外面去學習如何做錢谷師爺。當他游幕湖南時，被長州府瀘溪縣知縣黃炳奎聘為錢谷師爺，協助處理財政稅收等事務。
嘉慶元年，有一些苗匪出沒騷擾滋事，造成地方不安。許多地方官員為了立功，凡是抓到的苗人，都不加審理明辨，不分黑白是非，一律處死，導致一些冤案產生。
有一次，知縣黃炳奎抓獲張有等七、八個苗人，正當準備審理時，恰好主管刑事的刑名師爺外出辦事，就讓張蘊輝代為起草文稿。在審案過程中，張蘊輝雖然力勸黃炳奎應詳細審問，不要枉殺苗人，但是黃炳奎執意不從，最後這幾個人全部都被處死了。
差役押解 官員問案
一年以後，苗匪之亂平息，有一天知縣黃炳奎突然暴斃，原因不明，時年不足三十歲，眾人皆惋惜其英年早逝。
到秋八月某日，張蘊輝到揚州辦事，住宿一家旅店，晚上在睡夢中被兩個人帶走，到達一處高門大戶的地方，看樣子好像是督撫衙門似的，氣氛嚴肅靜默，廳堂上坐著一位神情威嚴的年輕官員，兩旁列隊的差役好像是問案治獄的人。
張蘊輝心中狐疑，暗自私語：「這是怎麼回事？難道有人控告我嗎？我怎麼被帶到這種地方？」回頭一看，竟然瞧見知縣黃炳奎跪在那兒，黃炳奎也看到他，但看那神情彷彿並不認識的樣子。張蘊輝心想，莫非是虧空案告破，所以牽累到我了，真是無妄之災，這下可麻煩了。
起草文稿 豈能卸責
不一會兒，有人傳叫張蘊輝的名字，廳堂上坐的那位年輕官員問他：「苗人張有一案是不是你辦的？」張蘊輝這才想起往事來，就鎮定的回答說：「凡是刑事和錢谷兩席辦案，我都是聽東家做主來處理。這個案子我當初也曾經盡力規勸過，但是知縣沒有聽我的意見辦案，這並不是我的罪過啊！」哪知官員卻不以為然，大聲喝斥說：「不用狡辯卸責！這案子明明是你負責起草文稿交給上司的，又豈能逃避罪責？！」
雙方相持了好些時候，堂上官員才露出一思緩和的臉色，看了旁邊差役一眼，說道：「也罷！念在他曾經極力勸阻的分上，從輕發落，暫且讓他還陽吧！如果他能真心懺悔，此後出家行善，也可以在赦免的行列中了。」張蘊輝一聽，暫時鬆了一口氣，哪裡還敢再聲辯？只見知縣黃炳奎跪著悲慘的痛哭流涕也無濟於事，很快就被套上了刑具。
張蘊輝仍然被原來那兩個人帶領著，走出了大殿，但是一路漆黑，看不清眼前的道路，又是雨雪交加，滿地泥濘，他一不留神腳底一滑，跌了一跤，猛然驚醒，還心有餘悸，久久不能平復。
第二天，張蘊輝收拾好行李，坐船到揚州高明寺削髮為僧，法號允中。清代文學家江蘇巡撫梁章鉅遊歷高明寺的時候，曾與張蘊輝見過面。張蘊輝和著名文學家錢泳是摯友，他親口將自己當年遇到的這件事情始末都告訴錢泳，請他記錄下來，警惕後人莫行惡事。
即使人們振振有辭，辯解說是因為職責而苟同行惡，上天卻是不允許通融的，也必定要連同受到懲罰。人生在世，一念一行豈可不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