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畫像。（網路圖片）
清晨的時候，開封城裡一位20歲的少年睜開雙眼，滿心焦慮地發現自己成了大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
這當然不是什麼爛俗的穿越故事，而是一個事實。這位原名趙仲鍼，後來改名趙頊的少年，正是宋英宗趙曙的長子。他在先皇駕崩之後，合理合法並且符合現實常識地登上了皇位，繼承了這大宋帝國的萬里山河。
這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和後世某些人想像的不一樣，對於成為「繁華」且「最溫情」「最富有人文氣息」的大宋皇帝，趙頊似乎完全沒有感受到任何驕傲或自豪，反而充滿了濃厚的挫折感。
事實上，年輕的新皇對於帝國現狀充滿了不滿和焦慮心情，就連當時一些政治嗅覺敏感的官場人士對此也有所察覺。否則他們也不會在史書上特地記載，熙寧元年，登基剛滿一年的趙頊就跳過正常的組織程序，和王安石進行了一次專門談話，也就是史書上所謂的「越次入對」。
熟悉官場文化的人都明白，皇帝一旦採用這種違反「組織程序和慣例」方式特地接見一名臣子，其實就是向大家宣布此人已被欽定，即將在政壇中大放異彩。
這種事情在王朝中並不罕見，但放在當時的背景之下就很值得玩味了：就在王安石調到朝廷前後，趙頊也曾多次和當時德高望重的韓琦、富弼等人交流過意見，但這些元老重臣認為國家形勢一片大好，所以不需要任何改變。
尤其是自詡為賢相的富弼，更是直接以訓斥晚輩的口氣直接告誡皇帝：你剛即位，二十年內就別整什麼軍事崛起的幺蛾子，老老實實搞點福利工程，爭取一下人心就好了（「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
這顯然不是皇帝想要的答案。所以，在宋英宗去世的當年（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王安石就從知江寧府這個地方重鎮一把手的職務上，直接上調到翰林學士，從地方官一躍成為皇帝的近侍官員，因而也有機會「越次入對」，直接和皇帝交換意見了。
這些舉措在官場上都是極其明顯的信號，意味著皇帝已經對舊有的辦事班子極度不滿，開始考察和物色其他人選了。要知道，此時距離趙頊即位僅僅才過了不到300天，在拖沓因循成風的北宋政壇上，這簡直已經是讓官僚們瞠目結舌的神速了。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趙頊如此迫不及待地，甚至不惜「驚世駭俗」也要雷厲風行地改組政府，其實正反映出他心中巨大的不安和挫折感。這種源自對帝國現有種種弊端的焦慮，也反映在他和王安石的對談之中。
在一次召見中，他相當坦誠，甚至可以說是直白地向王安石諮詢：我們趙家守著大宋天下快一百年了，看上去沒有什麼大變亂，也算是勉強達到了太平的標準，有啥門道不？（「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
熟悉政治話語的人都明白，皇帝想說的並不是字面的意思，實際上他想表達的恰恰相反：現在朝廷有大問題了，而且還是我父親、祖父當政的歷朝歷代累積下來的大問題，現在都一股腦地堆在我這個年輕人身上，身為皇帝的我又不能讓大家去另請高明，只能自己應付，你說我焦慮不焦慮，苦惱不苦惱？愛卿有啥辦法沒有？
王安石顯然聽懂了皇帝的潛台詞，但想要在一次正式召見場合中討論清楚這麼宏大的問題，即便是大才如他者也辦不到。
因此，朝堂之上的王安石也只能用一些話術寬慰年輕的趙頊，說一些諸如陛下如果效法古代堯、舜，以後就連公認的明君唐太宗也不在話下的大道理而已（「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爾。」）
真正想要把問題說通說透，還是得靠他退下後寫的一份極具水平的報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
從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發動陳橋兵變算起，到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大宋王朝已儼然經歷了百年的風雨。在這108個春秋中，雖然皇室內部為了帝位有所爭鬥，但這些矛盾還是大都成功地控制在了宮闈內部，沒有造成嚴重的動盪。
大體上，大宋還是在國內成功地實現了穩定統治，建立了穩定的政權交接制度。對經歷過晚唐到五代長達百年戰亂的人民來說，宋朝的這種穩定持續的統治，已經是難能可貴的盛世了。
正是在這段百餘年不折騰的平穩時光中，中原地區的開始自我恢復，使得宋朝的經濟、文化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用趙頊的話來說，算是粗致太平了。
此時的汴梁光從人口上看，就已經是當時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都市。根據宋人自己的記載，這裡光是士兵就不下「百千萬」，另有戰馬「數十萬匹」。此時東京人口比漢唐時代的長安、洛陽多了十倍以上（曾鞏《隆平集》）。而後世學者分析推斷，北宋時期的東京人口至少在80萬∼150萬之間。
擁有大量的城市人口，自然意味著大量的社會活動，也就意味著這座城市的活力和豐富的文化。看過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的人，都會震驚於1000多年前的開封城行業之多、商業和文化活動之發達。
等到北宋滅亡之後，汴梁更是成為家破人亡的士大夫們永遠的精神家園，孟元老心中唸唸不忘的東京城，一到晚上就燈火輝煌（《東京夢華錄》）。
而袁褧則從未忘記過東京的舌尖味道，每當回憶起故國故都，王樓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餅、薛家羊飯，梅花鵝鴨、曹家從食、徐家瓠羹、鄭家油餅、王家乳酪、段家熝物、石逢巴子肉等這些汴梁知名菜色，總是讓他不能忘懷、如數家珍（《楓窗小牘》）。
從這些文人的記載來看，千載之前的東京城是如此繁華昌盛，簡直可謂就是天上人間，說汴梁看門卒兵活得都遠勝當時的歐洲的王侯，恐怕也不為太過。如果當時大宋的土地上處處都如東京這樣，那麼宋朝將毫無爭議地成為中國古代最繁華的盛世時代。
然而問題也就在於此，在整個大宋的土地上，是不可能再出現另外一個能和東京相提並論的城市了。
開國之初，宋軍每平定一個地方割據勢力，就立即將其府庫收藏整體搬運到汴梁，為此激起民變也在所不惜（平後蜀）。在和平時期，朝廷每天都從諸道拿取大量物質和財物，通過漕運運送到東京。
而駐紮在京城的海量軍隊，更是皇帝「內外相維」的不傳心法之一：將全國的兵力以1：1的比例配置在京畿和各地，保證「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而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以此換來趙宋天下的長治久安。
可想而知，這樣一個集全國之力打造出來的東京城，當然會是一個讓人艷羨不已的超級繁華大都市。但這種盛況是一種以宋王朝地方經濟活力不足，民生凋敝為代價的畸形繁華。而這種首都畸形繁華、地方經濟落後的二元社會，也正是所謂大宋盛世的一個最好寫照。
如果只看東京，只玩弄一些數據遊戲，宋朝簡直就是「被人誤解」的大好朝代，但是如果真正透過現象看本質，那麼人們就會發現一個真實的宋朝，一個弊病叢生，生產力發展越來越緩慢甚至陷入停頓的困頓社會；一個王安石尖銳指出的，憑藉著沒有什麼大的外患和內部水旱之變才得以天下無事的貧弱宋朝。
對於自己的江山已經敗壞到何種地步，宋朝的皇帝顯然有著清晰的認知。早在趙頊的父親宋英宗趙曙當政的時代，他就已經發現「積弊甚眾」，向當時的執政大臣富弼提出「何以裁救」，得到的回答是一句漫無邊際的「恐須以漸釐革。」
可惜的是，宋英宗雖有心，但卻天不假年，僅僅在位4年就與世長辭，只能將改革的重任交到自己兒子宋神宗趙頊手中。
或許是通過父親的言傳身教，趙頊明白自己接手國家的糟糕現狀，也有著強烈的改革願望。不過和父親相比，他變法的動機更加一目瞭然：作為一個血性的年輕人，他對宋朝在軍事外交上的衰弱不振局面始終耿耿於懷。
據說有次在宮廷中，趙頊破天荒地穿著全套盔甲出現在祖母仁宗曹皇后面前，並且問道：「娘娘，我穿這身盔甲好不？」讓這位出身將門，幾十年沒有見過皇帝戎裝模樣的太皇太后看得感慨不已。而趙頊渴望富國以強兵，進而扭轉宋朝對遼、夏軍事頹態的心情，也更是躍然紙上。
如果光就數量而言，北宋軍隊不可謂不龐大，從宋初太祖建國時期的22萬（廂、禁軍總數），到宋英宗治平年間已經達到116.2萬。但這種數量上的優勢，卻從來都沒有轉化成為戰場上的勝勢。
國初趙匡胤和趙光義還能憑藉22萬軍隊就能東征西討，削平國內割據勢力，一度還逼到了遼朝幽州城下。但到了後世，坐擁百萬大軍的宋朝卻在各種對外戰爭中慘敗。
就在趙頊出生8年前，由所謂的名臣韓琦主持，宋軍遠征西夏，結果大軍在好水川全軍覆沒，名將銳卒死亡無數，消息傳來朝堂震動。
空有龐大的軍隊，卻完全沒有戰鬥力可言。熱血的年輕皇帝趙頊所面對的就是這樣一種困境。但是想要抓軍隊強兵提高戰鬥力，卻又談何容易。
北宋軍隊戰力薄弱首先源自高層指揮系統的鉗制束縛。開國肇始，趙匡胤就撤銷了禁軍殿前都、副點檢這種富有實權，更有利於指揮作戰的職務，改成由馬、步、殿前三個都指揮使（即所謂「三帥」）相互制衡，共同統帥禁軍。
「三帥」雖有「握兵之重」，卻無調遣發兵之權力，只有樞密院有調兵發兵之權。統兵權和調兵權的分離，再加上皇帝還時常派遣監軍監視，甚至到了讓統軍將領對「走馬承公事」的小使臣都不敢得罪。
這種對軍事機構和軍隊的控制，使得朝廷對軍隊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加，以至於出現了僅憑十二道金牌就讓手握十萬大軍的岳飛不得不班師回朝，前功盡棄的案例。
但另一方面，這種嚴密甚至可以說不顧戰爭客觀規律的控制，實質上完全剝奪了前線將領臨戰指揮權。在這種縮手縮腳的情況下還想讓軍隊在面對西夏、契丹的精銳騎兵時取勝，無異於痴人說夢。
指揮機構相互牽制，這已經是讓軍隊戰力大打折扣，而北宋實行的另一項國策更使其雪上加霜，這就是每逢荒年都要將破產流離的農民招募進軍隊，讓其有一口飯吃免得造反。出於維穩目的被招募來的飢民到底能在戰場上發揮多大作用，不問亦可知。
而且還有要命的一點就是，按照宋代「內外相維」的家法，如果是因為荒年或者防禦邊境增加了地方上的軍隊，那麼駐紮在京師附近軍隊也要增加相應的數額，才能「繇中制外」。
這麼一來，每逢荒年，朝廷都必須準備出2倍於飢民的名額進行募軍。難怪不到百年功夫，宋朝軍隊就惡性膨脹到建國初的近6倍。
曾有人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從北宋開始，以商稅為代表的各種源自經濟活動的稅收在政府收入中比重不斷增加，到了王安石變法前後農業稅甚至僅佔到了政府歲入的30%。
由此得出結論，這無疑代表著宋朝商品經濟的大發展，傳統的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已然下降，這預示著宋朝已經在向一個發達的商品經濟社會過渡。
的確，如果光看百分比數據的話，似乎是有這麼一回事。然而商業稅賦的比重增加，當然會有經濟發達、稅收增加的可能，但更符合宋代現實的是另一種原因：在商稅不斷提高徵收額度的同時，傳統的農業正賦收入反而減少了，因此才造成了比重上升的假象。
事實上，宋中葉出現的商稅比重上升的現象並不是什麼好兆頭，恰恰是表明宋代在建國百年之後，國家面臨著掌控的農業生產處於停滯甚至倒退的巨大危機。
從宋太祖開寶九年（976年）起，北宋的戶口一直呈現出急劇增長的勢頭，到宋仁宗慶歷二年（1042年），60年間從309余萬戶翻了三倍，增加到1030餘萬戶，到趙頊登基前不久的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則已經達到了1291余萬戶，超過了過去歷朝歷代的最高記錄。
按照王朝的一般規律，戶口的增長應該和墾田數量成正比，而宋代開墾土地也遠遠沒有達到飽和狀態，直到宋中葉，在京西的唐、汝、鄧、蔡等地還能見到不少荒地。
到了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墾田數達到了歷史高峰的5億2475萬餘畝，20年後的仁宗皇佑年間反而急劇下降到只有2億2800萬畝左右，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到天禧五年的數字，到趙頊上臺之前，全國也只有4億4000萬畝左右。
對於這種反常現象的合理解釋只能有一個：那就是當時兼併之風盛行，而有能力大量兼併土地的階層，也能夠利用他們政治經濟上的優勢想辦法免除稅賦或者乾脆瞞報，使得登記在國家版籍上的墾田數急劇減少，進而造成宋代徵收田畝正賦收入銳減。
當宋朝開國之初，宋太宗趙光義曾經得意地宣稱：「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緩急盜賊竊發、邊境擾動，兼併之財樂於輸納，皆我之財。」因此，「本朝不抑兼併」。
但這種一廂情願的美好願望很快就被現實擊得粉碎。在宋代不抑兼併的政策指引之下，品官形勢戶這些擁有政治特權的人和地方上的豪強、豪商大賈利用手中的錢權，在各地掀起了兼併高潮。
在掌握了巨大的社會財富和資源之後，還想要這些豪強兼併之徒吐出回報社會，那完全就是與虎謀皮了。事實上，這些地主豪強大量佔有田畝，形成經濟和社會的強勢地位之後，反而更有能力利用自己掌握的特權逃避國家賦稅。
宋仁宗景佑、皇佑、嘉祐年間曾三次組織大規模的清查瞞報田產運動，景佑年間光在蔡州一個縣就查出了26930畝逃稅的田畝，而嘉祐年間的清查運動是由大名鼎鼎的包拯親自挂帥，準備下到各路清查，結果還沒有下到地方，就因為官僚各種抵制無疾而終了。
佔有大量土地的富豪很少納稅，而稅收的重擔幾乎全部壓在了少有土地或者沒有土地的人身上。這種嚴重的不公正現象，從長遠來看，是對宋朝的統治不利的。
這也難怪王安石會痛心地向趙頊指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從這點來看，北宋沒有在中葉崩潰，還真是「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