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以階級鬥爭理論指導的西藏社會改造，對西藏造成災難性的後果。（網路圖片）
《Tibet in Agony：Lhasa 1959》出版後，我遇到一些美國朋友問當代西藏問題及其起源。對於那段歷史，不僅普通西方人不太瞭解，很多中國人由於長期只能接觸中共信息，對此更是不甚了了。怎樣用不很長的幾句話，儘可能簡潔而準確地講清當代西藏問題的起源，是歷史學者的責任，也是一個挑戰。
中文的「問題」一詞，在英文中至少對應三個詞，question，issue，problem。上世紀前五十年，國際政治舞台上的「西藏問題」是以一個問號出現的「question」：西藏的政治地位是什麼？然而，當下國際政治舞台上的「當代西藏問題」，除上述問題之外，還包括與藏民族自決權相關的issues：西藏的人權和藏人的權利，以及藏人語言文化保存、藏區的環境生態等等。
要理解「當代西藏問題」的來龍去脈，就必須瞭解達賴喇嘛為什麼在一九五九年出走流亡。
十七條協議和「民主改革」
一九五〇年，當中共解放軍佔領中國大陸的時候，西藏是喜馬拉雅山北一個處於「事實獨立」狀態的封閉王國。達賴喇嘛是這個王國的最高精神和世俗領袖，那年他年僅十六歲。新成立的中共政府決心佔領西藏，並按照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加以改造。「佔領」和「改造」是中共政府治藏政策的關鍵詞。
然而，西藏和中國西部其他的非漢民族區域不同。西藏已有一個以達賴喇嘛為首、歷史悠久的政府，有邊界、軍隊、稅收、貨幣、郵政、法律、司法、外交等等，即一個獨立國家的政府所具有的所有元素。中共政府為了使得「佔領」西藏具備正當性，在昌都一役擊敗藏軍後，迫使西藏政府派出代表團到北京談判，於一九五一年簽訂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
根據這個在武力逼迫下簽訂的條約，西藏「回到祖國大家庭」，允許中共軍隊進駐西藏保衛國防，而中國政府則在協議中承諾，保持西藏的已有政治狀態不變，未來也只有藏人一方自己願意改變的時候才會改變。
中共軍隊入藏後，緊急修筑了通往拉薩的公路，以便運送人員和供給，維持中共和中國軍隊在拉薩的存在。毛澤東向他的部下們強調了西藏的特殊性，命令他們在西藏謹慎行事。入藏後的最初五年，中共在西藏工作的重點一方面是培養藏人幹部，為未來的「改造」作準備，另一方面是向貴族和高層僧侶輸送利益，維持良好關係，稱之為「統一戰線工作」。一九五四年中國政府邀請達賴喇嘛到北京出席第一屆人大，十九歲的達賴喇嘛成為人大副委員長，毛澤東稱他和十六歲的班禪喇嘛為最年輕的「國家領導人」。
這種狀態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了變化。此時中共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完成了所謂「土地改革」後，加速實行強迫農民將土地合併的「合作化運動」。這種拷貝自斯大林的農業合作化，被認為是一種社會主義革命的「進步」。中共的「土改」和「農業合作化」像蘇聯一樣，以殺戮和掠奪的方式，破壞了農業經濟和傳統農村社會。
此時，傳統西藏三區中的康和安多已經被分割在青海、雲南、四川和甘肅四省中。這些省的中共幹部迫不及待地在本省藏區強制推行「土改」和「農業合作化」，他們認為這樣不僅可以使藏區「進步」，還可以為西藏提供一個先進的未來樣板。然而，中共在藏區的「土改」和「合作化」是非常血腥的社會改造工程，雖然稱之為「民主改革」，這種社會改造和民主絲毫沒有相近之處，只是暴力瓦解藏人傳統社會結構，代之以中共的權力形態。
達賴喇嘛的抗議和「六年不改」
中共政府在四省藏區的「民主改革」，立即激起了各地藏人的抵制和反抗。中共政府將藏人的抵制、逃亡和反抗一律視為「叛亂」，派軍隊鎮壓，動用了包括最新式轟炸機在內的強大軍力，對佛教寺院和平民不分青紅皂白地屠殺。
得知四省藏區的「民主改革」和藏人遭受鎮壓的實況後，達賴喇嘛為生靈塗炭而焦慮，他多次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停止這樣的社會改造，但沒有得到回應。他借一九五六年前往印度參加佛教活動的機會，向尼赫魯表示要留在印度避難，以這樣的方式向中共的「民主改革」政策發出抗議。
此時毛澤東需要將達賴喇嘛勸回西藏，以顯示中共在西藏的合法性。他派出周恩來兩次前往印度勸告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同時，周恩來一方面和尼赫魯密談，要求尼赫魯給達賴喇嘛施加壓力迫使其返藏，答應以承認「麥克馬洪線」為兩國邊界作為報答；另一方面向達賴喇嘛轉達毛澤東在西藏「六年不改」的承諾。
毛澤東終於等到「大打」的機會
對於毛澤東和他的幹部們來說，「六年不改」的承諾只是權宜之計，在宣布「六年不改」的同時是在金沙江以東藏區「堅決改」，同時展開毀滅佛教寺院的「宗教制度改革」。大量僧侶和平民死於非命，迫使求生的藏人家庭和部落逃離家鄉，前往拉薩。
一九五九年三月，在拉薩的中共西藏工委邀請達賴喇嘛到解放軍駐地觀看文藝演出，但是達賴喇嘛的衛隊不能入內。這一消息引起了拉薩市民的恐慌，因為四省藏區的很多高層僧侶和部落頭人就是在同樣的情況下失蹤的。拉薩市民和來自西藏東部的難民自發集結，包圍了達賴喇嘛的夏宮羅布林卡，阻止達賴喇嘛前往解放軍駐地。
毛澤東早就向他的部下發出指示要在「打的基礎上」實行「改革」，要「邊打邊改」。得知一九五九年三月的拉薩事件，毛澤東說「終於等到了政治上的主動」。毛當即下令啟動作戰計畫，調集軍隊，在拉薩作出部署，等待藏人反抗力量在拉薩集合的時候，一舉予以殲滅。
達賴喇嘛的出走和當代西藏問題
面對拉薩的緊張局勢，達賴喇嘛擔心一場血腥衝突將要發生，他做出了種種妥協和調解，但無法扭轉局面。達賴喇嘛終於確信，只有出走才能促使藏人結束在羅布林卡的集結，從而避免流血。他還希望離開拉薩後有機會和中共政府談判。
三月十七日夜，達賴喇嘛帶領家人和西藏的主要官員及少數隨從，分三批離開羅布林卡，在夜色掩護下渡過拉薩河。在達賴喇嘛出走兩天後，解放軍對藥王山、羅布林卡、布達拉宮、大昭寺、小昭寺等十七個地點展開轟炸和進攻，導致數千藏人死傷。達賴喇嘛一行被迫越過邊境進入印度，開始流亡生涯。隨後數萬藏人追隨達賴喇嘛流亡，至今源源不息，形成西藏流亡社區。中共政府藉此鎮壓，廢除了「十七條協議」，解散西藏政府，完成了對西藏的全面佔領，並得以放手展開「民主改革」，在以後的大飢荒、文革時期，造成藏人人口大幅降低，是西藏歷史上民眾最悲慘的時期。
《Tibet in Agony：Lhasa 1959》大量利用中國政府解密或半解密的歷史文獻，追溯中共入藏後政策的演變，證明中共是有目標、有計畫、分步驟地實施以階級鬥爭理論指導的西藏社會改造，以及這一名為「民主改革」的政策對西藏造成的災難性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