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孩子們（圖片來源：東方歷史評論）
【看中國2017年6月2日訊】從孩子的眼睛裡可以看到純真，但在我們那個時代，純真意味著能夠被欺騙。
——漢娜．阿倫特
希特勒的孩子們，希特勒在1937年的演講中對這些站在他面前舉臂敬禮的孩子們說：「就像你們今天站在我面前一樣，幾百年後，年輕一代也將站在未來的元首面前，表達他們對德國——我們通過鬥爭而獲得的德國的信仰。」
「我還記得，當我執勤結束的時候，每次都要為我們愛他勝過一切的元首三呼‘萬歲’。情況正如人們所說的那樣：爹親娘親都不如元首最親。」
很多年後，卡爾．海因茨-楊森，仍然會重溫那個「美好時代」，他和他的小夥伴們身穿著褐色的制服，像一名真正的軍人一樣手持不能發射子彈的長槍，守在崗位上巋然不動，他們的心中有著崇高的願望：為了元首奉獻自己的一切，包括寶貴的生命，沒有什麼比這更能帶給人榮譽感了。在希特勒少年團和青年團裡，每個人都在元首慈愛而堅定的目光注視下，感到充實而滿足。
而在另一片廣袤的土地上，同樣有一群孩子為偉大領袖高唱頌歌。每天，在他慈父般大名的歌頌聲中醒來，對生活在最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蘇聯的兒童來說，乃是一種榮耀。舉首四望，到處都可以看到偉大領袖如何愛護兒童的慈父形象，「他的畫像每天都會出現在蘇聯報刊上……時而是在少先隊員的簇擁下，時而是懷裡抱著他那位10歲的女兒斯維特蘭娜在鄉下的圖像」，這些形象深深地映入了孩子們的心中，在那個時代，有誰會不知道下面這個人所共知的故事呢？在一次休假後，偉大領袖斯大林同志驅車經過高加索裡維埃拉療養院，遇到一批兒童，他停下來，同他們進行了長時間溫存的談話，把他們帶到一個小貨攤，請他們吃糖果。
蘇聯宣傳畫，是斯大林給蘇聯兒童帶來幸福生活的（圖片來源：東方歷史評論）
如果把《耳語者》和《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放在一起閱讀，有時會產生某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在元首和領袖慈愛護佑下的兒童茁壯成長，成為未來國家的棟樑和偉大理念的接班人，而孩子們也為了實現這一理想而從小為之奮鬥，這就像是一個完美的契約，看起來天衣無縫，民眾從小就被培養與領袖和元首為國家擘畫的目標步調一致地前進，那麼，按理來說，他們所宣揚的美好未來也將會隨著這些孩子的長大而到來。這一切看起來順理成章，但就像我們所知道的那樣，這些都不過是一個幻像，那些宣傳口號中的內容從來沒有實現過，但在那個時代，這個幻像卻清晰而頑固地滲入到兒童的腦髓裡，問題也許恰恰在這裡，孩子們是如何被一步步陷入這種幻像之中的？
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圖片來源：東方歷史評論）
第一堂課：誘導
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隨時準備為元首而死。將領袖的生平和事業塑造成道德楷模，使孩子自願服從並且效仿領袖，正是教育所要達到的目的
對很多蘇聯孩子來說，第一堂課學習俄文字母，並不是從「a」開始學起，而是從「S」開始學起，因為它是偉大領袖斯大林名字的頭一個字母。
第一堂課對孩子來說尤為重要，它意味著在孩子頭腦中留下第一印象，第一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蘇聯的兒童教育者對此心知肚明。要把偉大領袖的形象深深銘刻在孩子們的心中，就必須抓住這一機會。就像一首蘇聯頌歌中所高唱的那樣：「當我的孩子開始呀呀學語的那一刻，他喊出的必定是那個響亮的名字：斯大林同志！」
第一步誘導往往就以這種第一印象的方式來完成。它的目的在於先入為主地將一些意識形態的基本元素，譬如政黨和領袖的名字根植在孩子的頭腦之中，讓其無法忘卻。這就構成的洗腦的第一步原材料。但此時，孩子們只是知道領袖和政黨的存在，並且感受到它的無所不在，卻難以對其產生具體的印象，所以第二步，是對這些原材料進行加工，通過種種手段強化兒童對這種印象的認識。
最初的誘導往往是毫無惡意的，甚至是令人身心愉快的，孩子們會聆聽到一系列關於領袖的個人美德、對孩子的愛護以及國家如何為孩子們創造美好條件的例證。在一本名為《蘇聯少先隊夏令營》的書裡，作者告訴教師和指導員們「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用列寧、斯大林卓越的一生和事業的範例來教育少先隊員和小學生們」。
為了達到目的，這種教育手段也應當根據兒童的心理循序漸進的。小學三年級（九到十歲）的孩子認識列寧、斯大林的生平和事業，主要根據課本上的內容；四年級則要學習蘇聯的歷史教程，「使他們能夠結合歷史的事件更充分地來認識偉大領袖的生平和事業」。到七年級才開始學習蘇聯憲法。這一切都是根據「兒童們所累積起來的知識水平安排自己的工作」。
誘導的過程可以通過很多手段，但倘使這種意識形態僅僅是通過講述被灌輸進兒童的頭腦，顯然是不明智的，很容易使兒童產生逆反心理。因此，最佳的方式是誘使兒童相信這一意識是由他自己發現的。因此，座談會和討論會就成為誘導的必要步驟。一場成功的座談會的形式看起來是相當自由和民主的，充滿了愉悅的氣氛，每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觀點，但實際上，這些觀點早已被限定在一個嚴格的框架內。因為這些座談會的題目都是被精心設計的，比如「列寧是怎樣學習的？」、「斯大林是如何給我們帶來幸福的童年的？」「斯大林是如何忘我地為人民服務的？」
主題既然已經被限定，那麼參加討論的孩子們所能做的，也就只是證明它是如何的「正確」。老師會鼓勵孩子尋找「正確」的例證，而對那些異見不同的觀點卻會加以打壓和批評。在讚揚和批評之間，學生肯定會選擇讚揚，他們會在這一過程中學會如何揣摩上級的意旨，並且做出符合這一意旨的回答，最初的服從，也就由之形成了。
儘管服從乃是培養孩子的目標之一，但僅僅是「為服從而服從」仍然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孩子們必須要知道服從的對象是絕對光榮、偉大、正確的，才可以斷絕自己內心中懷疑的一面，由服從上升為自願的獻身。
「利用偉大的領袖的生平和事業的範例告訴少先隊員，必須在自己身上培養出那一些必要的品質，怎樣才能無愧於少年列寧信徒的稱號」。恰如這句話所說的那樣，「必要的品質」，也就是美德，同樣也存在於教育手冊中，無論是納粹黨少年團的手冊，亦或是蘇聯少先隊的規章，如果單是翻看內容，很難不讓人相信這是一個道德完美的人所必要具備的品質，正直、忠誠、勇敢、無私。這些形容美德的詞語在教育中幾乎俯拾皆是。但實際上，這些詞語儘管還保留著字面，但內容卻被巧妙地改造了。正直意味著為了更高的真理可以出賣自己的親友，或者叫做大義滅親，這是黨所宣揚的社會責任感；忠誠意味著對領袖毫無保留的熱愛和對上級的無條件的服從；而勇敢則是那個時代口號一樣：「時刻準備著！」隨時為黨所提出的號召獻身。
美德被扭曲成意識形態的裝飾品，僅僅保留著它的詞語，即使是善惡也從一開始就被劃分為簡單的二元對立。社會群裡被簡單地劃分為鬥爭中的「好人」和「壞人」。在納粹德國，好壞是按種族劃分的，在納粹德國一本普遍發行的兒童讀物《毒蘑菇》中如此寫道「有好蘑菇，有毒蘑菇。有好人，也有壞人。猶太人就是壞人。」在蘇聯，好壞則是根據階級來劃分的，宣傳品告訴孩子們，「暗藏的敵人」時刻存在，資產階級、富農、沙皇的支持者、西方敵對勢力……這份長長的名單使孩子們相信，完成美德之一的方式就是揪出、驅逐甚至殺死這些「壞人」。
在納粹德國，少年團的孩子會在篝火晚會上焚燒猶太人的模擬像，或者乾脆加入到衝鋒隊打砸搶猶太商鋪的行列之中，為「純潔種族」貢獻自己的一份心力。而在蘇聯，玩內戰和徵收糧食的遊戲是一種時尚，孩子們在遊戲中會為爭當布爾什維克：「每個人都想當紅軍和布爾什維克，沒有人願意當白軍和孟什維克。只有大人才能中止這一類爭吵——建議遊戲開始時先不定下稱呼，誰贏了，誰就是布爾什維克。」
但這些美德中，最重要的是「無私」，這一詞語出現得如此之廣，以至於被升華為最高的美德，像是勇敢、忠誠、正直都可以被統一在這一美德之下。因為它代表了意識形態的最終目的，也就是消滅自我，將個人全身心地融入到集體之中。誠如教育人民委員阿納托利．盧那察爾斯基在1918年所寫道的那樣：「年輕人應學會以‘我們來作思考，拋棄所有的私心雜念’。」或者像是納粹少年團的口號：「毫不為己，一切為了德國。」
這一意識形態之下，擁有自我，或者說是私心乃是最大的罪惡之一，一切惡都是從中生發出來。一個無法融入集體的人是可恥的。只有追隨大多數人的行為才是正確的。集體製造了一種平等的幻像，讓孩子們相信，只要加入集體，一切差別都被消滅了：「他們穿著同樣褐色襯衫。他們是從哪裡來的——不會有人去問。他們看上去完全一樣，就好像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有產者的兒童，無產者的兒童，從前資產階級、企業家的兒童，農民的兒童，等等，但外表上看起來大家都是一致的。」
集體的儀式、合唱、遊行，等等集體活動將個人完全融入到集體的海洋之中，個體在這個龐大的海洋裡是渺小的，他唯一的選擇就只有加入到歌頌領袖的偉大合唱之中，為這個政權貢獻自己的美德、信仰，甚至是生命，從作為一個個體的孩子，到一個集體中的人，誘導的過程就這樣循序漸進地達到了它的目的。它看起來每個步驟都顯得光榮正確，完全是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裡進行的，但潛伏其下的，也有其晦暗的一面，那就是孩子們需要學習的第二堂課：恐懼。
蘇聯宣傳畫：《少先隊員要講真話，維護集體榮譽》（圖片來源：東方歷史評論）
第二堂課：恐懼
蘇聯宣傳畫：《少先隊員要講真話，維護集體榮譽》，一位少先隊員站起來檢舉同學的錯誤行為，告發成為了一種美德，在宣傳畫牆壁上貼的畫像正是因揭發自己富農父親而死的少年英雄莫洛佐夫的畫像
「我們從小就學會了閉嘴。‘舌頭會給你帶來麻煩’——這是大人一直叮囑我們孩子的，我們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發表意見。媽媽常說，兩人之中必有一個舉報人。我們害怕鄰居，特別是警察……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會怕得發抖。」
恐懼與誘導之間的區別是，後者是告訴孩子什麼是應該做的，而前者則是告訴還是什麼是不應該做的。比起誘導，恐懼實際上能在孩子的頭腦中產生更大的影響，讓他們去自覺規避某些事物，從小在頭腦中築起一道禁忌的堤壩。
在納粹德國，低劣種族即是禁忌之一，對元首的不敬同樣是一項大忌，任何懷疑帝國意識形態的行為都是禁忌；在蘇聯，「壞」階級，任何損害偉大領袖名譽的行為，對黨的非議等等，每個孩子都知道觸碰這些行為的下場將會如何。那是最嚴厲的懲罰在等待著他們。
其中一個懲罰就是被孤立，逐出集體。在一個政權掌控了所有社會資源的國家裡，只有加入集體，才會擁有生活的可能。因此，逐出集體就成為了對孩子來說最嚴重的懲罰，他會受到同學的輕視、朋友的孤立，誰也不再理睬他，誰也不會再幫助他，輕視和冷漠使他被開除出整個社會之外，無從立足。一個叫格爾特-埃克哈特．洛倫茨的人回憶自己在波茨坦國家政治教養院的上學生涯說：「落後者的名字會在飯前點名時被公開點名，不服從的人要遭到公開譴責，誰要不是‘戰友’，他的日子就不好過了，就要遭到排斥。」班上的同學會故意不和這樣的人說話，完全不理睬他，以作為懲罰。在蘇聯，除了遭到譴責和隔離之外，這些沾染了禁忌的孩子還有一個更可怕的下場：「被消失」。這種消失有時是不明顯的，只是在第二天上課時，教室裡又多了一張空課桌，而老師不會告訴同學們他們昔日的同桌為什麼沒有來上學，學生們當然也心知肚明的不會去問這個明知故問的問題，以免他們會成為下一個。有時，這種「消失」為了起到震懾作用，則是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的，尤金．葉爾欽在《打斷斯大林的鼻子》裡講述了這種被迫視而不見的恐懼。國安局的秘密警察就在教室門口徘徊，學生們甚至可以聽到皮靴踱步的聲音，然後一個學生被叫出來，這是老師最後一次呼喚他的名字。接著，老師熟練地命令學生們用一支筆，把班級合影上那個同學的臉塗黑。
禁忌是如此地讓人恐懼，所以一旦自己沾染上這些禁忌，唯一的方法就只有通過更嚴格的考驗來洗脫自己的罪行。蘇聯的少年英雄巴甫列克．莫洛佐夫是個典型的例子，根據官方的文宣材料，他的父親屬於一個「壞階級」富農，而他向警察檢舉了他父親，也因此被「富農反革命」一家殺害。蘇聯的文宣機器很快將莫洛佐夫塑造成大義滅親、正直忠誠的道德模範。高爾基呼籲為他修建一座紀念碑「血親可能是你的敵人，不能放過這樣的敵人」。
在整整一代蘇聯兒童的心裏，莫洛佐夫都是完美的少年英雄。他不僅僅提供了蘇聯式美德的典範，更給予那些生活在禁忌惶恐中的孩子們自我救贖的可能。一場學習莫洛佐夫的運動很快開展起來。一位叫亞歷克山德的少年揭發了他父親，並且請求逮捕他的父親。而另一個來自克列緬丘格附近的16歲猶太男孩，則在自己父親的堅持下，給當地的報紙寫信，公開聲明脫離自己的家庭：
「我拒絕成為這個家庭的一部分，我覺得，真正的父親是共青團，能教我生活中的大事；真正的母親是我們的祖國，蘇聯社會主義共和國和蘇聯人民才是我的家人。」
恐懼就通過這種方式轉化為一種新的誘導。為了符合美德的標準、融入集體而犧牲家人的行為是值得讚賞和鼓勵的，這也是為何意識形態在撕裂這些孩子的家庭同時，也贏得了他們更為堅定的忠誠。因為他們通過這種毀滅個人情感的方式，在這個政權下達到了「新生」，他們因此洗脫了罪名，並且獲得了政權的寬恕，被重新接納到集體之中。而他回到集體後所享有的「正常人」的待遇，則進一步讓他深信自己檢舉揭發父親親友的行為是正確的，他也因此經受了比一般孩子更嚴酷的考驗。
為了保住自己犧牲巨大所得來的「榮譽」，這些人往往會更加成為這一制度的捍衛者。一位叫奇拉．柯尼燕科娃的女士，在斯大林死後三十年裡仍然自稱「斯大林的愛人」，但她的兩個叔叔都因為「怠工」的罪名被抓進勞改營，但這卻使她更深地摯愛斯大林，這位「賞罰分明的公正的偉大領袖」，這看似無解，但卻合情合理，她為了融入這一體制付出的犧牲太大，以至於否定它，她所作出的全部犧牲就毫無意義，也就徹底否定了她自己。因此，她仍然生活在自己的童年時代裡——時刻準備著為了崇高的理想而獻身的偉大時代。
畢業：長不大的「新人」
「我們必須教育出一種新人，從而使我們的人民不會因時代的衰退而滅亡。」
「我們必須將年輕人塑成新一代的共產黨人。孩子像柔軟的蠟一樣，可塑性很大。」
元首的意旨和偉大領袖的口號交相輝映，他們都渴求將孩子塑造成符合他們意志的完美「新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的目的達到了。通過誘導與恐懼的雙重手段，一個懵懂的孩童是完全可以被培養成合格的「新人」的，無論是出於對榮譽感的熱望，還是出於對禁忌的恐懼，他們都會約束自己的行為，並且讓自己相信意識形態下的宣傳是合情合理的，畢竟，融入集體，將自己奉獻給這個制度，是他們唯一可以有的選擇。
但當他們長大，進入成人社會後，卻發現一切都與他們所受過的教育全然不同，這個國家並不是處處美好，等級森嚴，官僚嚴重，缺乏活力並且死氣沉沉，還有縈繞四周的恐懼無孔不入地滲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他們自己也可能成為被告密的對象，也會因為一語有失而進集中營。但問題在於，儘管他們可能在真實的生活中發現了虛偽的一面，但他們的大腦早已在童年時代被灌注了意識形態，他們習慣於那種話語，習慣於那種表述方式，更習慣了那種思維——這些意識已經深深地根植於他們的頭腦中，因此他們只能按照這種模式來為人處世，這也是他們與社會互動唯一方式。當他們遇到難以解釋的困境時，他們唯一的選擇就只有回歸到領袖和元首那裡，回歸到他們所習慣的意識形態中去尋求公正。
對於他們來說，這是一個難以走出的童年——他們都是「好孩子」，都深深地理解如何「聽話」。但成長的意義正在於如何自我思考，而如何做到這一點，那就是另外一堂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