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陽奉陰違，不准許劉伯承生前平反。（網路圖片）
中共軍史上曾有三對如雷貫耳的搭檔：第四野戰軍（東北野戰軍）的司令員林彪與政委羅榮桓；第三野戰軍（華東野戰軍）的司令員陳毅與副司令員（代司令員）粟裕；第二野戰軍（中原野戰軍）的司令員劉伯承與政委鄧小平。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這三對「黃金」搭檔關係十分融洽、密不可分的神話，幾乎聞名遐邇，深入人心，令世人早早形成了先入為主的印刻效應，以致很難接受新的史實。這也就形成了，在逐漸披露的眾多史料面前，人們不能不接受林羅、陳粟之間也有不小的矛盾，甚至互為「死對頭」的無奈事實。唯有劉鄧關係，因為宣傳的來頭「天」大，堪稱「完美無缺」，不曾露出廬山真面目。
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劉伯承等一批開國將領被批判，在文革結束後也沒有很快得到平反。作家張雄文撰文《無奈的歷史：劉伯承與鄧小平的真實關係》披露，根據劉伯承子女回憶，劉伯承生前曾坦言：我不指望活著得到平反。果然一語成讖，直到劉伯承去世前一直沒有平反。而這一切的根源正是當年主持會議批判劉伯承等人的負責人——「好搭檔」鄧小平。
1986年10月，劉伯承辭世後，82歲高齡的鄧小平發表《悼伯承》一文，說：「我們在一起工作……前後共事13年，兩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協調。……人們習慣上把‘劉鄧’連在一起，在我們兩人心裏，也覺得彼此難以分開。」
這一「真情」表白，令天下人潸然動容，泣下沾襟。原二野新華社分社社長李普似乎還特意補充說：「在劉鄧之間是難以放進一個‘頓號’的。」
於是，這兩段話成為劉鄧關係密切的經典註腳，是後世史家記敘劉鄧關係的主要依據。但遺憾的是，這並非全部的歷史真實。
1947年8月，劉伯承、鄧小平率晉冀魯豫野戰軍挺進大別山。不久，劉鄧之間有了尖銳的矛盾，到了「不一起吃飯」的程度。
打了勝仗，鄧小平說：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勝利。劉伯承不以為然，說：如果勝仗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勝利，那麼敗仗豈不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失敗嗎？在此情形下，劉伯承、鄧小平各帶一部人馬，分開行動。
中央軍委與毛澤東獲悉其中內情，深以為慮，因之於1948年5月，借同意華東野戰軍副司令員粟裕提請華野主力不過長江，留在江北打大仗建議的契機，將與粟裕意見相左，支持毛澤東過江設想的華野司令員陳毅調任中原野戰軍第一副司令員。
此舉別具匠心，一箭雙鵰，可見毛澤東用人技術的純熟高超。一方面，他為粟裕騰出了華野最高指揮位置，以便其不受任何干擾，放手打大仗，與蔣介石逐鹿中原；另一方面，毛澤東又讓陳毅在中野司令部居中，協調好劉鄧之間的矛盾。還有一點是，陳毅本人也無話可說，儘管他離開華野有些不快，到中野後說「東有粟裕指揮，西有劉伯承坐鎮，我閑著無事，就去辦一所大學吧」，但他畢竟還有一頂中原軍區第二書記的頭銜，級別並不虧，頂多算是明升暗降。
陳毅雖然軍事非其所長，卻是協調關係的最佳人選。「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他1919年即與鄧小平同在法國勤工儉學，關係相當不錯；1926年12月四川瀘（州）順（慶）起義前後，他又與起義領導人之一劉伯承相識，關係也非同一般。
因此，他一旦真介入了「秦晉」之間，調和起矛盾來，非當年井岡山調和朱德毛澤東間的矛盾捉襟見肘可比，果然大見成效。原華東野戰軍第九兵團政委、軍事科學院副院長郭化若在談到解放戰爭陳毅與粟裕多數時間並不在一起時，回憶說：
「就四年解放戰爭而言，陳、粟始終在一起只有11個月半，大部分時間不在一起，特別是非常關鍵的一段時期，陳總在中原野戰軍，即二野工作。當然，陳總在政治工作上輔助鄧小平同志，在軍事工作上輔助劉司令員，都有突出成就，特別是在解決、促進高層團結方面，功不可沒！」（見《無冕元帥：一個真實的粟裕》，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
他特意強調了陳毅的獨特功勛：「在解決、促進高層團結方面，功不可沒」，這個高層，當然是指中原野戰軍一文一武兩位「大佬」劉伯承、鄧小平。
《一個老兵心目中的陳毅元帥》一書也透露：1948年陳毅從華野調到中野去任職前，毛主席對他說：兩個四川人吵架，你這個四川人去勸勸。（《一個老兵心目中的陳毅元帥》，上海文藝出版社，第364頁）
但囿於「為尊者諱」以及「黨的大局」緣故，劉鄧之間曾有的矛盾長期是談論禁區，更遑論秉公執筆，公之於眾了。
劉伯承去世後，南京電影製片廠編導、電影《佩劍將軍》作者之一石征先，曾專程採訪劉伯承之子劉太行，留下了珍貴的採訪紀要（非詳細全文），即我的《將來可入正史的秘聞》一文第14則。如下：
劉伯承的兒子劉太行說：劉伯承1958年在軍委擴大會議遭到鄧小平、彭德懷等人的批判，幾十年不給平反，根子都是鄧小平，劉鄧之間的矛盾在進軍西南以後就公開化了。
李達、蕭克在鄧小平再起後，寫報告給鄧小平要求平反，並讓劉伯承在報告上簽字。劉太行說：我爸爸對李達說，我一不簽字，二不指望活著得到平反，你們是「蚊子釘菩薩」，找錯了人！
果然，李達的報告鄧小平沒有同意平反。
後來，楊得志、張震二人去找鄧小平，給1958年擴大會議受批評的人平反，碰了大釘子。鄧小平說：你們找來找去都沒搞清楚，58年是誰負責批劉粟蕭等幾個人的，那個會的組長、負責人是我！你們不要再找別人了！
張震說：我們還能說什麼呢，只有到此為止了。（《將來可入正史的粟裕秘聞》第14則）
石征先老人採訪時，很有心地做了全程錄像。但我徵得石征先同意，將這段重要卻無處發表的口述歷史公開後，一般印刻效應者頓時嘩然一片，斥為「造謠」尚且不論，一名依靠幾則僵化枯燥的電報寫書的所謂「專家」周某，竟也頗為自信地視為「野史」，還勞其「大駕」賜予「墨寶」，正兒八經「辯誣」了一番。
人的思維定勢很難輕易改變，但個人情緒畢竟抵不過真實的歷史。我曾在《無冕元帥》一書中寫道：一個歷史人物，「已經做下的事情，無論是對是錯，無論本人還是他的後人，都應該敢於直面，因為歷史無論是誰都無法封鎖更無法篡改的。在處理歷史事實上，各種小動作均屬徒勞，大可不必費此無補之精神。‘歷史的事實是最大的權威’，假的總是假的，無論如何塗抹，終不能就此變成真的。」
近日讀到一篇署名張力的採訪劉伯承女兒劉彌群的文章，發現她的談話竟與其兄劉太行除個別細節外如出一轍，字裡行間的情緒也頗為相似。摘錄如下：
有幸經人介紹，我去年十月份見到了劉伯承同志的女兒劉彌群，她是空軍指揮學院原副院長，已退休。我想我們應該尊重歷史，尊重事實，聽聽她的說法看，現我把和她的談話有關內容摘錄如下：
張力：聽說您父親和鄧小平的關係很好，這是真的嗎？
劉彌群：應該是說在一起工作的時候關係還是不錯的，他是政委，我父親是司令員，我父親一是顧全大局，二是尊重黨的領導，工作配合的也比較默契，兩家的關係也不錯，解放前夕，我父母一直在前方，我哥哥姐姐已是上學的年紀，跟著子弟學校到了北京。後來我父親到了南京軍事學院當院長，為了怕轉學影響他們的學習，因此把他倆還留在了北京，我父母把他倆托給鄧家好幾年，他倆星期六星期天就回鄧家，所以說我們兩家關係還是不錯的。
但是，那次反教條主義，對我父親打擊很大，他沒有想到，因此非常震驚，特別是使用的方式，坐火車上北京做檢查前就有幾天晚上沒睡好覺，在火車上又一夜未眠，眼壓高達73度，就這樣帶病被架到懷仁堂做了檢查。但是他從來沒有給我們這些孩子們說起這些事情，這是組織紀律性問題。但是幾十年後，彭德懷的侄女彭剛曾給我們家帶過話說，彭總晚年對那次反教條主義感到後悔，「叫我代表他向你父親道歉，但是讓你父親到懷仁堂做檢查，彭總當時是不同意的，那是鄧小平的意見。」我本人根據所經歷事情相信此話。
我父親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沒有平反。我母親提出，在我父親蓋棺定論前，一定要請組織給我父親平反，她說，這不是劉伯承一個人的問題，這是關係到跟我父親一起工作的許多同志的問題，關係到今後院校工作怎麼搞的問題。當時我母親還說，全國連胡風都平反了，為什麼不給我父親平反。我們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親的意見，後來卓琳阿姨給我們打電話，叫我們做好母親的工作，要聽中央的話，就是讓我母親不再提平反的事。當時我們也得到另外的信息，在1985年開軍隊院校會議前，張震和楊得志兩位領導同志感到軍隊只提革命化是不夠的，需要提現代化和正規化。給劉帥平反迫在眉睫，因此他們兩個人親自向鄧小平匯報，請示給劉帥平反事，鄧沉默許久後說：「我就是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的小組長！」他們兩人無言以對，鄧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不能平反。
因此，我母親認為平反有一定難度，需要加大力度，於是正式給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寫了信並抄報給每個政治局和書記處同志，要求平反。徐帥、聶帥、葉帥辦公室都打來電話過問此事，並說已向鄧辦反映了意見，要求給以平反。第二天組織上告訴我母親，一切問題解決了。一是平反了。二是相應的悼詞也改了。三是補發了一套新87式軍裝。因為我父親一輩子都是軍人，但是最後一次沒有給我父親發新軍裝，我母親要求在遺體告別時我父親要身著軍裝，但組織上也一直沒有給以答覆，現在就算補發了一套新軍裝吧。就這樣我們全家的願望都達到了。這麼快就解決了這麼多的問題，我想與鄧希望如期召開追悼會有關，如推遲召開，廣大群眾一定會生疑。
張力：您父親生前知道鄧小平一直不想給他平反嗎？
劉彌群：我想他知道，我後來聽我母親說過，廬山會議以後，彭總受批，李達（原第二野戰軍參謀長）感覺是時機，曾找過鄧小平，要求平反。當時我父親給我母親說，李達是陝西人，是吃寬麵條的，心粗啊，是蚊子叮菩薩認錯了人。後來果然沒有平反。（張力：《劉鄧之交》）
又一個神話無情地破滅了。雖然令人遺憾，卻又是無可奈何的不爭事實。那些曾賣力「取笑」這一史實，謂之「謠言」的印刻效應者，也最終只能自刮耳光，自取其辱。
就個人而言，我最大的感慨還不在此。劉伯承及其兒女令人無限同情之處，不但是劉生前受到「好搭檔」的屢屢打壓，得不到平反正名，辭世後「司令員」也成為「政委」軍事指揮「配角」外，還只能聽憑別人單方面擺佈，數十年間編織「兩人心裏，也覺得彼此難以分開」以及「難以放進一個頓號」的親密無間神話，無法公開表述自己真實的意見（書刊根本發表不了，成不了「正史」，也就只好淪入「野史」境地），眼睜睜地看著「李鬼」代替「李逵」，「偽史」代替「真史」，公行天地間而徒喚奈何。
當年的「川中名將」、「軍神」劉伯承有知，雖早有淡薄之心，但也豈能瞑目於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