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之鋒接受媒體採訪（圖片來源：ANTHONY WALLACE/AFP/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7年7月8日訊】非營利深度報導網站《報導者》授權轉載。原文鏈接。
5年前，黃之鋒還是個15歲的中學生，帶領學民思潮推動香港12萬人的街頭運動，那時，他說，「我們是把年輕人對社會的期盼，傳達到社會權貴和成年人的耳中」。
言猶在耳，黃之鋒20歲了，分析起世事，有著成人的老辣。
穿著平價Uniqlo西裝，這半年來，他跳脫學生、社運的框架，成為民主派政黨「香港眾志」的秘書長，他走到美國會見前議長、總統參選人，赴日本、臺灣的大學或政黨裡演講，尋求外界對香港的關注，疾聲呼籲「香港自決」（注1）。
「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承諾，對20歲的他與同世代的青年來說，不是身後或無法想像的未來，因為那一刻到來時，他們才要進入50歲上下的人生中年。
沒有退路，是這一代香港青年普遍的心情。
運動改變太多像黃之鋒這一輩1997年前後出生者的命運。他們青春、熱血，雨傘運動後，他們進入社會，卻飽受理想與生存之難。
「很多人因為運動的創傷或經濟的壓力離開，有些變成極端本土派，更有些人想做些什麼卻亳無政治空間！」出生小康、已有政治資產的黃之鋒說，比起很多人，他有較好的條件，也因此，即便政治活動不被鼓勵，他選擇走入政治。
在臺北和他採訪時，他一心多用，回email、簡訊，邊吃飯，邊答題。回到香港的速度更緊張，一會兒接受國際媒體訪問，一會兒幫民眾申請失業救濟補助，一會兒又為辦公室昂貴的租金焦慮。他說：「要搬小一點的，因為太貴了，2萬5港幣（約8萬多台幣），很貴的，我們要從九龍觀塘搬去新界荃灣。」
進退維谷，只有向前。
以下為黃之鋒接受《報導者》專訪內容，以第一人稱表述：
我是1996年出生，15歲前後是我人生很大的劃分，在那之前我沒有想法，多數時間在上課或在玩遊戲機，但15歲成立了學民思潮，一年多後，就推動了12萬人上街反國教。
但香港第一次群眾動員是1989年的時候，支持中國民主運動，但3年前的雨傘運動是第一場真正屬於香港的抗爭運動，好像香港的黨外運動。而這個抗爭，也讓世界看到香港。
香港已被遺忘
很多人對香港不瞭解。例如美國東亞地區的政策，香港一定不是排名top 5，甚至不是top 10。在亞洲，它們最關心的應該是北韓問題啊、中亞問題、南海問題，然後是臺灣主權問題，這都還沒排到香港，甚至我跟不少西方國家的人討論的時候，一些美國人甚至問我：香港是日本的一部分嗎？
他們的概念是，所有Far East Asia，都是很遠的東亞地區，是黃皮膚的，完結了。不少外國人對香港是沒有概念，他們以為香港像新加坡一樣，他們甚至不知道香港此刻是中國的一部分；或只知道Jacky Chen或是Bruce Lee，成龍或李小龍他們兩個，然後就不瞭解了。
他們的認識停留在很久以前，覺得香港就是金融中心、大樓很高、海港夜景很漂亮。但在這以外，到底香港的政治體制是怎麼樣走？當中國成為一個很大的議題，香港人怎樣去面對中國的壓迫與威脅？這對臺灣、東亞或歐美國家，是可以參考的地方。
我在雨傘運動後上了美國《時代雜誌》封面，雖然不一定適應這個標誌，但我就在想，如何把這影響力貢獻香港的民主運動？其次是香港面對1997的「民主回歸」，當這回歸目前看來失敗，50年不變的承諾到臨前，2047我們怎麼處理第二次前途問題？第二次前途問題一定是國際問題，那我們怎麼樣可以開拓香港民主運動的國際空間。
香港是一個國際的城市，傳統民主派走中間路線，跟北京保持良好的關係，避免了國際交往。美國國會有許多關注特定議題的黨團，例如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臺灣和幾個與香港互動較深的國家，應該有關注香港議題的立法院黨團（注2）。
若香港沒有民主，中國是不可能有民主。因為香港已經是整個中國最有機會民主的地方。
臺灣過去面對中國的孤立主義或國際空間的打壓時，花了很多時間和國際連結，不管它們覺得臺灣是不是國家，但臺灣就是在國際社會有獨特的定位，這是很重要的方向。現在是回歸20年，（距離一國兩制50年不變）我們還有30年時間，30年以後香港的政治地位會怎麼樣，跟國際上我們有多少籌碼是有關係的。
年輕人處境
這幾年我在亞洲各國走了好多地方，但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我不會再去了，我也因黑名單進不去了。在東亞地區，我現在只能去日本、韓國跟臺灣。
去年我跟新加坡一個NGO做了Skype，結果跟我做Skype的那台電腦現在還在警察局那邊。
我現在在香港也感覺不很安全，但我們這一代沒有本錢，沒有條件去移民。上一代的人處理香港前途問題的方法就是離開香港，因為他們有錢啊！但我們這一輩怎麼會有錢去離開香港呢？
在運動之後我看到很多年輕人的處境並不好，很多人在Starbucks和McDonald’s打工；我是出生在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我做政治運動沒有壓力，至少我不用把我部分的薪水分給我的爸爸媽媽，但如果我是在基層家庭，我根本沒有時間搞。
我們現在成立「香港眾志」，去年在港島選上一位議員羅冠聰，我現在是他辦事處地區服務處的幹事，我的薪水是一個月4,000港幣，在香港來說很少，就是1萬6千元台幣，簡單說我每個小時是50塊港幣。
這在其他國家應該是重要也專業的工作，但是香港不是這樣的，年輕人想從政根本沒有出路。在香港，我們沒有黨團，沒有政黨補助金給政黨去發展黨。香港的立委薪水是9萬港幣（約36萬台幣），加上21萬港幣的經費（約84萬台幣），去支持香港眾志辦事處的營運。
香港是不鼓勵政黨發展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制度上的問題。
從學民思潮到香港眾志，現在選擇走入政黨，我覺得是這一代必須面對、解決香港的問題。我知道我們不能永遠在學生光環下被保護，不能沒有改進跟進步。
學生組織是永遠有限制的，但如果是政黨的話，年輕人在政治矛盾最對立的街頭運動以外，找到另一種節奏是比較好的；那是跟人真的有溝通，不只是我站在台上說，人家在台下聽，然後我下臺的時候，他們就跟你拍照，不停拍照，這是雨傘運動時候的寫照。
但我現在是地區服務處的幹事，我覺得這是另一個讓自己學習怎麼跟人互動、處理微小的事、政策制訂或社區營造。工作很辛苦，但有意義。
我知道反國教和雨傘運動真的改變太多年輕人的生命了。很多香港人年輕人第一次參與運動，現在很多人因為運動的創傷或經濟上的壓力離開。以前我們是國高中生，但現在我很多朋友準備從大學畢業，我們不能像以前還是學生的時候24小時在搞政治，因為學生們已經畢業還要掙薪水。他們在雨傘運動之前是速食店裡打工，雨傘運動時被抓，有的還沒有案底，官司還沒宣判，但公司就跟他說，你不要來做了！
香港不像臺灣，太陽花運動後，有那麼多黨工位子可以做，做立委助理、社會工作、政府智庫，你們政治就業機會多很多。
香港人經濟壓力大、政治領域小，有些年輕運動者就變成本土派，但本土派的情況就更加複雜了；有一群人回到原來的軌道，也有一大群人很想再為社會做些事，可是沒有空間跟機會，不知道自己能幹嘛。
所以香港搞政治是一個生存的問題啊。當你每天都是從早上7點多離開家，然後晚上10點多才回到家的時候，你怎麼會有精神去處理其他工作以外的事情？
在香港從事政治工作很冒險，比如說，很有可能兩天後，羅冠聰被取消議員資格。所以你在香港做運動，你還必須要考慮到所有的可能性，這很現實。
尋找香港精神
小時候學校教我們香港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到後來發現，香港的教育很少教香港的歷史，但香港二、三百年前，所謂小漁村到金融城市的論述，是不是太單一的面向？其實香港的故事其實不只是金融城市，不只是經濟動力而已。
這就是包括我在內的一些青年學人推動「香港前途研究計畫」的原因，我們到英國國家檔案裡看文件，發現原來香港中英聯合聲明的第一稿，把separation of powers（分權，指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可能寫進去，後來雖然沒落實。
我個人不主張港獨，但我覺得現在情況是，只要香港人說的一國兩制比現在中共定義的一國兩制還要進步，就被說是港獨。親中的媒體會說我是港獨，但我從來沒有主張過，而只要我們去臺灣，他們都說我們是勾結台獨勢力，去美國就說我們是勾結美國。
我們在尋找香港的精神，我覺得那是一種，怎麼樣在跌倒以後站起來走下去，再跌倒再走下去。過去幾年香港變得很快，比如說，2年前大家說「學生加油」，1年前的時候說「香港獨立」，幾個月之前大家覺得曾俊華（注3）會拯救香港。香港政治氣候每一年在改變，雨傘運動後很嚴重的挫敗感，但我覺得要慢慢讓時間證明，我們試著從歷史、從政黨組織，各種方法找到出路，這是我們很大很大的挑戰。
香港前途其實壓在2047年（「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時間點落在2047年）。處理香港97回歸時，是80年代就在討論的事，所以2047年，其實是2030就要確定方向的，從現在到2030大概十多年的時間，到時候我才33歲，所以思考這個，真的不是一個很遙遠的問題。
大家不喜歡中國共產黨，覺得一國一制不好，那我們怎麼做些改變？我們主張香港自決是希望香港的主權與憲法由香港人確定，讓香港人掌控自己的未來。
其實我們不要忘記我們面對的是全世界最大的獨裁政權，就是中國共產黨。面對這個大政權，可以怎麼贏，我們的體制如何民主。
20年前，第一任香港特首董建華沒有想過會有一群高中生出來，搞到一個10萬人以上的運動，就算是民主派的李柱銘（注4）也不會想到，20年後會有大學生當立法會議員。大家也不會想像香港有雨傘運動出現。
理想的香港是希望有普選，有真正的民主，而整體的香港，要是個有希望、可以讓人快樂、很幸福地在這裡找到自己想做事情的地方。香港上一代人覺得沒希望而選擇逃避、離開，但我希望香港成為未來我們這一代人，不需要移民離開的地方。
注1：去年11月他在美國華盛頓演講「與黃之鋒論香港民主前途」，也會見美國前議長南西·裴洛西（Nancy Pelosi）、佛羅里達州參議員盧比歐（Marco Rubio）。黃之鋒去年11月也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給香港自決權」聯名評論文章。
注2：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佛羅里達州參議員盧比歐（Marco Rubio）今年1月在參議院提出《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動議，內容是支持香港民主和人權，但法案後來未通過。
時代力量和民進黨共18位立委，6月12日在臺北成立「臺灣國會關注香港民主連線」，關注香港民主化。
注3：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候選人，最後落選，由林鄭月娥勝出。
注4：李柱銘，Martin Lee，香港民主黨創黨成員，有香港民主之父之稱。
（文字整理：陳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