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7年10月24日訊】近年，「復興儒學」之類的口號頻繁見諸新聞報導。比如，2016年6月，曾有一批「儒家學者」在四川大學召集會議，聯名倡議在中國高校設立「儒學一級學科」，與政治學、社會學等並列。更有所謂「當代大陸新儒家五大重鎮」，跟風喊出了「中國必須再儒化」的口號。
一葉可以知秋。
反對比主張更真實
「儒學」到底是什麼，貌似是個不言自明的東西。其實不然。自西漢起，儒家知識份子內部就已有「真儒」和「偽儒」之爭。揚雄說孔、孟是真儒，其後則假儒當道；程頤之儒、朱熹之儒、王陽明之儒，都曾被朝廷宣布為「偽學」而遭禁止；明末，又有王夫之指責漢儒、宋儒、明儒乃是偽儒、敗類之儒……
要瞭解某種自稱「儒學」的東西究竟是何物，最簡潔的辦法，不是看它主張什麼，而是看它批判什麼，反對什麼。主張很可能只是粉飾，批判卻往往深藏真意。
比如，孔孟時代，儒學反對「楊墨」——孔孟主張成仁取義，楊朱主張「拔一毛可利天下，不為也」；孔孟主張按血緣關係有差別的「孝悌」，墨家主張對所有人無差別的「兼愛」。
再如，秦漢之際，儒、法尖銳對立——儒家重視禮樂，主張仁義，法家卻把禮樂、詩書、良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列為必須鏟除的「六虱」。
當代「儒家學者」們倡議「儒學復興」時，也有很明確的批判對象。比如，川大會議上的那批「儒家學者」自述，其要求把「儒學」列入大學「一級學科」最主要的理由是：
「中國歷史上就有儒教傳統，安頓全民信仰。而今信仰空間真空，西方某些信仰乘虛而入，把中國人變成了外國人，中國文化變成了西方文化。出於重建民族精神家園的需要，也應提倡儒學。」
簡言之，他們倡導的「儒學」，乃是以西學、西方文化為對立面。
近代之真儒與偽儒
以「西學」為假想敵，將「儒學」弄成「西學」對立物的偽儒，在中國近代史上屢見不鮮。
比如，1870年代，郭嵩燾出使歐洲，讚譽「英國行政，務求便民」，不但優於大清，即便是儒家傳說中的三代之治，也無法與之相比。結果被國人群指為漢奸。名儒王闓運責備郭撒謊，理由是按照儒家的理論，西洋人屬於「夷狄」，「夷狄」不能算人，只是「通人氣」後懂得了詐偽的「物」，不可能創造比大清更優秀的行政體系。
與郭一同出使的名儒劉錫鴻，一面大罵郭是漢奸，要與之劃清界限；一面又在筆記中承認英國確實沒有殘暴不仁之政。為彌合這種矛盾，劉給出一種詭異的解釋：西洋文明之所以達到這樣的高度，「英國知仁義之本，以臻富強」，乃是他們曾來過中國，「得聞聖教所致」，而且西洋人學到的只是「聖教」的皮毛，大清要富強，完全不必向他們學習，只要恢復「祖宗舊法」即可。
近代史上，亦有另一批致力於貫通「西學」與「儒學」的真儒存在。
比如，譚嗣同在《仁學》裡說：孔子之儒學，傳至孟子時「暢宣民主之理」，乃是繼承了孔子的原教旨。可惜此說失傳，後世儒者自荀子開始，冒儒學之名敗壞儒學，以致「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兩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大盜與鄉願以儒學為遮羞布，互相利用，成就了中國兩千年的漫長專制。
梁啟超也有相似的觀點。梁說：議院雖是西洋之物，但儒學的「五經諸子傳記」之中，也多有相似主張，可惜君主專制統治太長，無人敢於闡發罷了。梁還說，孔教以平等為宗旨，孟子全書皆言民權，可惜「後世民賊，乃借孔子之名，以行專制之政」。
當然，孔孟之「民本」並不完全等同於近代之「民權」，畢竟相差數千年。但二者背後的人道主義精神，卻無疑是共通的。這種共通，不獨譚、梁二人有所體察，更早一些的儒者徐繼畬、郭嵩燾、薛福成、嚴復等，也都有深刻體會。甚至於明末大儒黃宗羲、王夫之等，雖從未聽聞西方「民權」之說，卻也提出了「凡帝王皆賊」、用「眾治」取代「獨治」的主張。黃宗羲甚至尖銳指出：專制政體之本質，乃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君王）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而真正的好社會，則是「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的狀態。這種對公權力的批判、對個人私利的維護，與清末譚、梁等人的思想以及近代西方的「民權」理念，無疑是完全相通的。
所以，審視當代那些「儒學復興」玩家的真偽時，不妨問他們兩個問題：
1、你們要的，是王闓運、劉錫鴻那種與「西學」對抗的「儒學」，還是黃宗羲、王夫之、郭嵩燾、譚嗣同、梁啟超那種貫通中西的「儒學」？
2、如果選擇王、劉，郭、譚、梁諸人該如何安放？難道說譚嗣同、梁啟超這樣的志士，已「變成了外國人」？如果選擇後者，那麼「西方某些信仰乘虛而入，把中國人變成了外國人，中國文化變成了西方文化」之說，還能不能成立？
何謂「君子人格」
川大會議上的那批「儒家學者」搞了個倡議書，其中提到，把「儒學」列入大學「一級學科」的另一重要理由，是為了「培養合格公民、塑造君子人格」，讓國家和民族走上「全面改善和提升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個人品德的康莊大道」。
很遺憾，這些「儒家學者」沒有給出「合格公民」、「君子人格」的具體定義。但孔、孟想造就什麼樣的「君子人格」，我們是知道的，簡單來說，就是「從道不從君」。一個真正的儒者，應該堅守自己所信奉的民本理念，踐行孔子所說的「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踐行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踐行范仲淹所說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踐行譚嗣同所說的「流血請自嗣同始」……而絕不與強權苟且。也正因為真儒學絕不與強權苟且，朱熹才會慨嘆真儒們的政治理想，「千五百年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
揆諸史實，依賴官學很難培養出擁有「君子人格」的真儒，因其目的本不在培養擁有「君子人格」的真儒。
漢代之察舉制「以德取士」，結果「守墓生子」之類的偽君子大盛。隋唐而下「科舉取士」，結果凝成《儒林外史》一部醜劇。究其根源，在於「百代都行秦政制」，都在搞儒表法裡這套統治術。用儒學的「道」來裝點門面，粉飾合法性；用法家的「術」來操弄權力，維持社會穩定。梁啟超所悲嘆的「我國萬事不進步，而獨防民之術乃突過於先進國，此真可痛哭也」，即是指此。區區科舉，不過是「通過文字遊戲挑選聰明人而對道德毫無分辨力」，自無可能篩選出有「君子人格」的真儒。儒學與強權的關係越苟且，儒者的人格也就越低劣，至清代康雍干三朝，已可謂幾近於無——臣屬上奏「君恩深重，涓埃難報」，雍正都要嚴厲申斥：難道君恩不深重，你就不覺得「涓埃難報」了嗎？自不難想像，承繼孔孟「民貴君輕」理念的真儒，在這樣的時代，是沒有出路的。
所以，審視當代那些「儒學復興」玩家的真偽時，不妨再問他們一個問題：你們所謂的「合格公民」、「君子人格」，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公民」，到底是一種怎樣的「人格」？
真國學的對立面不是西學
川大會議上那群「儒家學者」搞的倡議書裡，還提到：設立儒學一級學科的另一個重要理由，是「推動國學門類建設」，將「國學」推上與經濟學、法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等13個學科門類並列的第14大學科門類。
可惜的是，這群「儒家學者」並沒有交代他們心目中的「國學」，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國學」應該是個什麼東西，清末明初的學者們已有過很成熟的討論。
鄧實、黃節說得最明白：「國學」的對立面，不是「西學」、「洋學」，而是「君學」、「官學」。先秦時代，孔孟等真儒的學說「哀民生之憔悴」，提倡民本，乃是「國學」；秦漢之後，偽儒紛起，其學說「只知有君」，成了「君學」。兩千年來，廟堂之上一直是為強權粉飾、辯護的「君學」當道；惟江湖之遠有一二在野君子著書講學，維繫「國學」一線命脈。
「國學」沒有中西之分，真國學一定是中西共通的東西。王國維在《國學叢刊序》裡講：學問本無中西，只有真偽。在真偽之外，區分中學、西學，來爭「一國之名譽與光輝」，是無聊之事，是在戕害學術。
所以，「儒學」是好東西，「國學」也是好東西。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要的，是哪種「儒學」，哪種「國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