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影片《竊聽風暴》更重要的主題是人性。
在影片的譯制過程中，很多時候模棱的片名翻譯總會讓觀影者一不留神就忽略掉了一部經典好片。德國影片《竊聽風暴》這名兒初聽總會讓人聯想到美國濫俗的那種動作或諜戰大片，且如此平白的譯名更容易跟某國產片混淆。不少人與這部主題深沉而動人的影片就失之交臂了。
德國影片《竊聽風暴》：史塔西的人性復甦
德國影片《竊聽風暴》的德語原文為Das Leben der Anderen，直譯過來應該為「他人的生活」，雖然關於這類政治題材的電影一向是各項電影獎賺噱頭的加分項，但這部影片更重要的主題是人性。無論如何，這是一部發人深省的片子，於是不負眾望地在2007年獲奧斯卡年度最佳外語片獎。
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每個國家都有著特殊的專門負責國家安全的防衛部門。於是，就有著這樣一群身份特殊的人，在今天的美國他們叫做CIA；回到特定的歷史時期，在前蘇聯他們叫做克格勃（KGB，前身為「契卡」），而在曾經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他們叫做史塔西（Stasi）。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這些藏在幕後的秘密警察擔任著蒐集情報並監聽監視的工作。從東德成立伊始，史塔西的正式聘用和合作者人數就持續增加，總共接近30萬；直至1989年柏林牆倒塌之際，東德有將近600萬人被建立過秘密檔案，超過其總人口的1/3。
在曾經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他們叫做史塔西（Stasi）。
電影《竊聽風暴》即是在這樣的背景，柏林牆倒塌前的1984年，敘述了一個代號為HGW XX/7的史塔西（Stasi）魏斯曼在監聽他的作家對象的過程中，逐漸深入到他人的生活而被感化，最終在暗中伸出援手幫助他的對象脫離了險境。當然在那樣的背景下，魏斯曼付出了降職代價，作家也失去了愛人；1989年，兩德統一，作家在查詢自己的監聽檔案時終於發現了這位史塔西（Stasi）為自己所作的一切。作家最終沒有打擾到魏斯曼，而是用了自己獨特的方式向這位史塔西（Stasi）表達了最深的謝意。
電影《竊聽風暴》以主體陰冷而蕭殺基調反映了白色恐怖時代的特質，卻在各處細膩體現了人性溫暖和真實的光輝。在人人自危的環境中，人性的善惡都體現的淋漓盡致。有人出賣了自己親友，有人居位謀私，有人不能妥協與時局而以自殺抗爭。但其間人性的美善被表達得分外深刻而細緻：作家為救助自己朋友所冒的風險、相互間的資助；以及魏斯曼在監聽過程中的絲絲入扣的細微改變：他不動聲色地支走可能會危害到作家的人，修改了竊聽報告的細節，隱瞞了實情，以及最後緊要關頭所作出的巨大犧牲。片中許多細節展示了這位史塔西細膩而深沉的內心境界，他在監聽過程中體現出的孤獨感和默默無言的隱忍；即使是在最後關頭他的上司詢問他「你還站在對的一方麼」也作出了意味深長的回覆——這些細節都完美地表達了角色中人性的那些微弱的閃光處。
有人出賣了自己親友，有人居位謀私，有人不能妥協與時局而以自殺抗爭。
片中的很多黑色幽默的細節在經歷了那段冷戰歲月有一定年紀的觀眾看來會有更會心的認同感。關於那位倒霉中士開的對東德最後一位總理昂奈克的玩笑（早上和中午太陽都客氣地與總理打招呼；可到了晚上太陽說：去你的，我現在在西德了！）在前蘇聯的政治笑話中有同樣類似的橋段；而作家們在進入家門要商談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噤聲並打開搖滾樂以防監聽，相互交流的重要信息只能用寫在紙上的方式完成——這些在和平年代生活的現代人看來很匪夷所思的片段卻在某個時期真實地存在著。
柏林牆倒塌 東德和西德人的心靈磨合
影片中在絕望中掙扎的人們時有放棄對新生活的希望而悲慘死去，最終活下來的倖存者挨過了柏林牆的倒塌和勝利。柏林牆的倒塌雖然在形式上摧毀了隔閡，但人為的「心牆」是無法短時期就被拆除的。在不同的意識形態和生活經驗的影響下，長時期的隔閡造成的差異絕非輕易就可平衡。歷史上東西德的民眾在最初的交往中難以融合，東德人認為西德人冷漠傲慢；而西德人認為東德人游手好閑——曾有西德人抱怨說，他們來了，看見我們擁有的一切，他們也想有，卻不知道我們全是辛苦得來的。正如影片中那位前東德文化部長所說的，新的局面又怎樣？沒有意識形態信仰，沒有標準可反抗——人們之間的芥蒂在最初的狂喜後終於面臨了現實的矛盾和衝突。巨大的勝利後通常伴隨著不得不改變的苦澀感——在歷史洪流面前，渺小的人類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對著改變、融合而隨波逐流著。但正是因為這種無法阻擋的對新的自由生活的渴求，更由於人性中那些最美好的特質：愛、關切、堅強、希望和恩賜，使得人類最終能面對歷史，並推動著進程的發展。歷史凝聚下的事件記錄著無法忘記的過去，正是為了更好地面對著未來。
扮演片中的史塔西魏斯曼HGW XX/7的德國影星烏爾裡希．穆埃（Ulrich Mühe）的表現是全片的最大亮點之一。他把這個外表冷酷內心卻有著豐富而溫暖情感的角色表達得極具分寸感。片中他的言語和動作都極其謹慎，甚至面部都沒有過多的表情，全憑細微的眼神變化來塑造人物形象，看過此片的觀眾都對他的傑出表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惜的是穆埃於2007年7月22日因胃癌在德國薩克森-安哈爾特州病逝，終年54歲。因其扮演的這樣一個精彩的角色，穆埃也值得像電影中向那位史塔西表達最深謝意的作家一樣，贏得了眾多影迷和電影界同行對他最崇敬的致意。
1989年的11月9日，對於德國民眾來說那是個歷史性的時刻。自1961年起修筑的分隔開東西德的「反法西斯防衛牆」終於開放了關口，分隔長達28年的兩德終於實現了統一。成千上萬的德國民眾潮水般地越過了查理邊防檢查站與同胞擁抱團聚，這一歷史性的時刻被載入史冊。柏林牆被推倒了，但是作為文物價值和歷史的見證，一小段牆和原址標誌還是被保留了下來。在柏林東火車站處僅存的一小段名為東邊畫廊（East Side Gallery）的柏林牆是當代藝術和歷史文物的完美結合，牆上有著來自21個國家的118位藝術家於1990年繪製的和柏林牆主題相關的塗鴉和壁畫，其中不乏上乘之作。最為出名的壁畫是Dimitri Vrubel的《兄弟之吻》，以昂奈克和勃列日涅夫的親吻形象作了一番政治嘲諷。而《最好的試驗》這一構圖被許多名車廣告借用，這幅壁畫描繪的是一輛撞開牆壁的德國塔比(Trabi)車——這款古董老爺車味十足的東德自產小車是當年東德的象徵和代表，破牆而出的車頭表達的正是人們內心對自由的渴求。
2009年在柏林牆倒塌20週年之際，柏林舉辦了盛大的紀念活動。其中重頭戲的一項就是由1000多塊泡沫塑料和水泥面澆製成的並由藝術家繪有各種塗鴉的多米諾骨牌，沿著當年牆的原址從勃蘭登堡門到波茨坦廣場綿延排列了1.5公里，並於11月9日當天將多米諾柏林牆推倒，以再現那一激動人心的歷史時刻。其中最後一塊多米諾柏林牆是由藝術家徐冰在中國澆制，他在這塊「牆石」上題寫了宋朝詩人陸游的一首詞《釵頭鳳》，以這段詩人與愛妻分離多年後重逢的典故來表達紀念活動的主題。
歷史終於成為了歷史，而用藝術的方式記載下曾經的歲月，不是為了憎恨，而是反思。雖然在特定的時期，暗魘矇蔽了真理和良知，但歷史的進程永遠不會因為某種力量而停滯不前。這部電影雖然借用了政治題材，但絕非僅僅以此為賣點，它表達的仍是最本真的人性——無論什麼都不能阻止人們對自由與夢想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