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本而不是德國使美國蒙受了珍珠港事件的奇恥大辱，蔣介石和全中國都期望美國在對付歐洲的軸心國前，先向日本人復仇，這種想法是很自然的。（網絡圖片）
在那些關鍵年代裏，有四個美國人支配著中美關係的局勢，他們是史迪威將軍、赫爾利大使、馬歇爾將軍和魏德邁將軍。他們性格各異，觀點也是背道而馳的。史迪威是第一個引人注的人。他1942年初到達重慶，擔任美軍代表、駐華美軍司令，並按照相互協議兼任委員長的總參謀長。史迪威被選來擔任這一工作，對他和中國來說都是不幸的。
在他擔任這一要職以前很久，我就認識他。我們第一次謀面時，他還只是美國的駐華武官。在本質上，他主要是個軍人而不是外交官，他對生活的整個看法都帶有軍事色彩。那時美國的整體軍事戰略與他使命的失敗有很大關係，如果美國那時專心致力於先打敗日本而不是先打敗德國的政策，如果先將其人員和裝備急運至中國和太平洋，而不是運到英國和歐洲，那麼「醋喬」（VinegarJoe）史迪威——不管他有什麼缺點，完全可能成為領導中美聯合部隊在中國戰區早日戰勝日本的人。儘管他同蔣介石可能有分歧，但一切都會在軍事勝利的過程中消除，兩人中無人會採取這樣一種引人注目的暴怒方式，在這最關鍵的時刻造成兩國間的嚴重緊張，而且此後也在兩國關係上留下長長的陰影。
總之，如果美國想「先亞後歐」，就需要一個史迪威般的軍人，那他就可能是最好的人選。但既然美國想「先歐後亞」，那就需要一個外交官來撫平中國的感情，並以身作則來敦促中國耐心等候。但美國卻派來了史迪威，而他絕不具有外交官的素質。
有一件事中國和蔣介石曾對史迪威寄予厚望，但他卻令人失望了。當美國參戰時，應當記住中國已經打了四年漫長、艱苦的戰爭。由於打而未碎，敗而未毀，中國早已將得救的希望寄託在美國方面可能的參戰上。況且，是日本而不是德國使美國蒙受了珍珠港事件的奇恥大辱，蔣介石和全中國都期望美國在對付歐洲的軸心國前，先向日本人復仇，這種想法是很自然的。
因此，史迪威的任命和到達重慶，像徵著能給疲憊的中國人民帶來無限的希望，但他們和蔣介石的幻想很快就可悲地破滅了。中國人並不太在乎自己的新盟友在與日本人的交戰初期遭受的挫折，這些與其說減少了自己的期待，不如說提高了對自己重要性的認識。面對日本的進攻，美國沒能守住菲律賓，英國和荷蘭也沒能守住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由此盟國尤其讚賞中國的努力和犧牲，在過去整整四年中他們在中國大陸上使敵人陷入了困境。中國愈是體會到自己的價值，援助與救濟就會來得愈多愈快，而史迪威將是那些援助與救濟的先驅。
但你瞧！史迪威到後不久，緬甸丟了，中國與盟國最後的陸路交通線也斷絕了。對中國人民不可思議的是，儘管面臨如此驚人的災難，美國仍將其注意力放在歐洲，而不認真努力地救援中國。儘管美國最後制定了一個收復緬甸的計畫，但一再推遲執行，因為原來為此目的而分配的人員和物資，未經中國同意就轉運到被認為是更迫切的其他戰區去了。有「飛虎」名聲的陳納德將軍（Gen.Claire L.Chenault）甚至主張在中國的戰爭可以而且應該主要從空中進行。
中國請求的援助來得不是太少就是太晚，於是中國人民，特別是蔣介石的情感漸漸經歷了幾個變化，從失望到沮喪，從沮喪到不滿。怪誰呢？史迪威是逃不了責任的。如果美國沒有恰當而充分地援助中國，那就是因為史迪威沒有為中國的事業盡力、起勁地作出呼籲。
也有一件事是史迪威曾寄希望於蔣介石的，他說蔣介石令他失望了。作為一個真正的軍人，他帶著那種要馬上打好一仗的不可抑制的熱情來到中國。但他不像是一個有經驗的外交官，對自己的官職更多地是從字面理解其含義，而不是琢磨其措辭。根據協議的條款，他的職責是「在委員長領導下指揮所有在華美軍和那些可能分派給他的中國軍隊」，和「在中國舉行的任何國際軍事會議上代表美國，並擔任委員長的總參謀長」。
很明顯，當蔣介石同意那些條款時，內心是有保留的，但他希望通過史迪威得到足夠的美援。條款中的措辭因此十分靈活。可能分派給史迪威的中國部隊按蔣介石的意願可多可少，史迪威也許可以在中國的任何國際軍事會議上擔任委員長的總參謀長，或真正是所有中國部隊的總參謀長，但這取決於美國準備給中國的援助。
如果數量足夠而且來得快，史迪威的權力就很可能擴大。反之，若來得既少又遲，委員長看不出有什麼理由每次都要遷就史迪威的願望。但史迪威的看法卻與之相反，他認為自己當然要比蔣介石預計的權力大，所以當他要求指揮更多的軍隊而被拒絕時，就感到受到了藐視。而且當他給所屬的中國軍隊下某種命令時，他發現蔣介石早已下了其他命令，他感到非常屈辱。
就這樣蔣介石和史迪威不由自主地逐漸進入了直接對抗的狀態。蔣介石的立場是他不能冒險用他的部隊對敵人進行一次新的進攻，除非他們的裝備有了明顯的改善。美援延誤愈久，他就愈不願意讓任何部隊去戰鬥。史迪威的立場正好相反，他認為中國軍隊的軟弱無能是由於其他原因，而不是缺乏物資。由於意識到自己成了美國援助不力的替罪羊，他反過來指控中國政府的腐敗無能。於是早在1942年6月他就寫道：「中國政府是在一個無知、武斷、頑固的人手裏，恐懼和偏袒構成了它的基礎結構⋯⋯只有外部影響才能對中國起一點作用——要麼是敵人的進攻將其摧毀，要麼必須形成一種新思維並立即付諸實施⋯⋯。」
事情的悲劇是，史迪威既是真誠的，其說法也是部分正確的。作為軍事武官，他同中國人以隨意和普通的方式有過長期的交往，由於精通漢語，他能同普通人交談，所以可以說他那時比任何其他同等身份的美國高級代表更瞭解中國的真實情況。他認為自己是個專家，並感到自己對中國政府的罪惡瞭解得如此徹底，乃至可以對其下判決了。他先是作為軍事武官，以後又擔任中國部隊的實際指揮官，由此對中國軍隊逐漸有了深刻的瞭解，他對中國的普通士兵十分欽佩，對軍官的無能則十分蔑視。他正確地認為，大多數軍官都是蔣介石的門徒，是按其對蔣個人的忠誠而不是按功績來選拔的，於是便形成了要堅決譴責委員長領導的想法。
到此為止，史迪威都還是在正確的軌道上。他對形勢的判斷十分正確，如果他有政治敏感的天資，本可等待時機，等待更好的機會，或者他本可以利用自己擁有的美援作為手段，從容而不是太苛刻地促進必要的改革。但他不想這麼做，他的急躁變成了自己的禍根。
他沒有堅持在自己的知識範圍內行事，而是大大超出了實際知道的去冒險行事。他所知道的是蔣介石和他軍隊的弱點，他不知道的是共產黨及其部隊的力量。他在政府控制區內生活過，但卻沒有在共產黨控制區內待過一天。他也從沒像見過政府軍活動那樣見過共軍是如何活動的，他對中國政府及其軍隊的瞭解來自親身經歷，但對中共及其軍隊的瞭解則來自共產黨的宣傳。在他急切要譴責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時，便匆匆得出結論：任何反對蔣介石及其政府的人必定是正確的，而且不可能有錯。
當一個指揮官有了這樣一種思想傾向時，就不難在其周圍聚集一些具有同樣想法的人。瞧瞧我在前面引用過的戴維斯的備忘錄，其對共產黨的力量有這樣太過肯定的敘述——控制著「八十五萬平方公里，人口約九千萬」。關於共產黨的長處，也有這種肯定的闡述：「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它們得到這種支持，是因為這個政府和軍隊真正是屬於人民的。」戴維斯先生去過日軍戰線後方那些共產黨所謂的「解放區」嗎？他同生活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人們生活過，同他們談過話嗎？儘管這些陳述多麼武斷，缺乏充分的依據，但卻是那時史迪威喜歡的。
於是從那些不可靠的信息來源，他就得出了更加不可靠的結論：不是共產黨要打政府，而是政府要打共產黨，所以政府封鎖延安周圍的軍隊必須撤走（這是為了應對1939年共產黨非法佔領綏德），並派到別處去打日本人。他還說，共產黨力量強大，而且更樂於打日本人，所以美援應當直接給共產黨，並用美國的武器裝備起來。既然中國政府這時在表面上已同意了統戰原則，那麼對上述建議是不能提多少反對意見的。但由於知道共產黨的真正意圖和實際做法，它就會自然而然地對提出這種建議的人懷有嚴重的疑心。
難道史迪威真的對共產黨的活動視而不見嗎？還是他對中國政府懷有不友好的企圖呢？蔣介石不得不在頭腦裏提出這些問題。史迪威愈是催逼那些要求，蔣介石愈是懷疑這位總參謀長的動機。蔣愈是猶豫不決，史就催得愈緊。於是一面是史迪威要求自己當全中國軍隊的司令，並剝奪蔣的實權，另一面蔣則堅持解除史迪威的職務並永遠將他趕走。爭論終於達到了最高峰，到1944年9月已沒有迴旋的餘地。美國政府在那種情況下唯一能做的，是將史迪威召回而代之以魏德邁。
雖然暫時平息了不和，但該事件對此後的中美關係有著極其持久的影響。無論是否意識到，它在那些負責制定對華政策的人的頭腦裏刻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儘管史迪威從中國的舞台上離開了，但他的思維方式卻繼續縈繞著和模糊著中國未來的前景。
召回史迪威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將國共爭端硬生生地展現在美國公眾面前。記者們和公眾總是對失敗者懷有同情，因此比較起來，人們更喜歡史迪威和中共而不是國民黨和蔣介石。
再加上國際共產黨及其同路人巧妙地進行宣傳，由此似乎將中共的名望推上了最高峰。儘管史迪威相信的共產黨的力量和長處完全是基於傳聞，但現在他所信賴和為之而奮鬥的理念卻被奉為福音書中的真理。在美國普遍流行著這樣一種意見：中共只是一群土地改革者，有原則性、紀律性，熱衷於民主，並樂意打日本人，組織得比蔣介石的腐敗政府和軍隊好得多。當對日戰爭進行時，美國應該為未能充分武裝並利用中共軍隊去打擊共同敵人而感到羞愧。戰爭結束後，也許對中國來說，最好是由共產黨來取代國民黨政府。無論如何，同進步的中共聯合起來迫使國民黨政府自由化，對中國和蔣介石是一件有利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