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滴直播畫面（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7年12月18日訊】直到兩天前看到「92年女生」寫給周鴻禕的文章，我才知道水滴直播的存在。
這是個什麼東西呢？
凡是360智能攝像機的用戶，都可以選擇將監控視頻上傳到該直播平臺。它的用戶，除了其他平臺常見的直播網紅，還包括學校，幼兒園，餐廳，小賣部，商場等等。
已經說不清是用戶故意、操作失誤還是系統的設定問題，此前人們可以通過這個平臺看到的直播，包括普通學校、幼兒園教室裡孩子的課堂表現，餐廳、商店甚至酒店前臺顧客、僱員的一言一行，也有餐廳後廚的工作場景，大城市的街景，等等。
也就是說，當你走進一家安裝了360智能攝像頭的店舖，你的一舉一動都有可能在你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直播，被那些和你毫無關係的陌生人觀看和評論。
略作搜索才發現，這些直播惹出的風波，早已不是一天兩天。
最早引起關注的，是教室場景的直播。學生上課、考試的樣子，被上千萬陌生人監視、評論，而他們和家長都毫不知情。也有商家安裝好攝像機不告訴店員，店員小夫妻在店中的親密動作被一一直播，上千陌生人興致勃勃的圍觀點評。
幾輪新聞爆出後，水滴直播已經做出了很大的調整。例如「教育」板塊和課堂直播早已下線；要求商家必須在店內張貼「正在直播」的告示；「92年女生」的文章發酵後，平臺頁面最上方的搜索功能下線，街景欄目消失，商家板塊裡所有對顧客的監控都已不見蹤影，只看得到一些餐廳後廚的監控，和手工藝工作坊的直播。
360方面也迅速展開公關。一方面撇清責任，強調是商家自主決定開啟直播模式，且未盡到告知消費者的義務；另一方面做出姿態，稱水滴直播是沒有商業模式的半公益平臺，「大家如果認為不該做，我們就關了算了」，並提出改進方案——剝離直播功能，或自動為人臉打上馬賽克。[1]
儘管360與質疑者仍就對方動機等問題爭執不下，但引發爭議的直播下線，此事似乎告一段落。
然而關於隱私和監控的問題，我們還想跟你聊一聊。
當你判斷合理或不合理、可以或不可以時，你的標準是什麼？
接下來，和C計畫一起做做思維體操，捋捋我們的隱私權與監控的關係吧。
1隱私權
作為一項基本的人格權利，隱私權被各國法律和國際人權公約立法保護。所謂隱私，即私人生活中不欲人知的信息。
也有國外的學者和機構（Domain Awareness Center,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2015）對隱私的內容範圍作出更加寬泛的界定：我們的身體、家宅、財產、思想、感受、身份、秘密——只要是我不想讓別人知道、介入、干預的東西，都可以稱作隱私。
而隱私權，是自然人對其隱私的控制權，即私人生活不公開權。
其核心在於，保障我們的生活方式不受外界干擾。
和我私人有關的信息，由我自己決定是否披露，在何等範圍內，於何時、何種方式向何人披露。只要是我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事，你未經我同意披露給我不想給的人，就是對我隱私權的侵犯。
2視頻監控vs隱私權保護
關於視頻監控與隱私權保護之間的矛盾，我們將它抽象成這樣的場景：我不想讓你看（A）vs我就要看著你（B）——那B到底能不能看著A？
A說，我不想讓你看，這是我的隱私權。
這種「不想」的表達，有兩種可能的方式。
－在我的私人空間裡，任何人想要看我，就必須徵得我明確的同意。沒有明確的同意，就表示我不想讓你看；
－在公共或半公共的空間，空間範圍裡的人都可以「東看西看」。我不想被人看，就需要我自己的明確拒絕（e.g.拉上窗簾、走進包間、帶上墨鏡口罩、刻意躲避）。明知有他人不可避免的視線存在，依然不加遮蔽的走入該空間，我們通常默認——當事人是同意被該空間裡的視線看的。
B說，「我就要看著你」是什麼意思呢？
不管你同不同意，我有正當的理由要盯著你、監督你。我就是要知道你在幹嘛，你不能遮掩或無從遮掩。你不想被看，就只能選擇不進入我能看見的空間。
B到底能不能看著A？其實就是在一方的知情權、監督權和另一方的隱私權之間進行衡平。是否允許B看著A，關鍵在於B通過「看」A這個動作要達成的目的，是不是合理、正當，是不是為了保護比A的隱私權更為重要的權利、利益。就算這種「看」有正當的目的，但B「看」A的方式、時間、範圍、精細程度等等，應該是達成該目標的必須，不至於給A造成額外的心理負擔，進行過度監控。
簡而言之，當我們判斷某種監控是否可接受時，我們需要：
－審視其目標是否正當；
－審視其手段是否合理。
3審視監控的目的和手段
B要看A，通常提出什麼樣的理由來為他的行為正當化呢？1）防止傷害
為了防止A的行為侵犯他人權利、侵犯公共利益。這往往是一個正當、可接受的目標。
例如：防止考場上的作弊；防止幼兒園的老師虐童；防止餐廳後廚不符合安全、衛生的操作；防止盜竊或其他的犯罪行為。
為了防止這些傷害的發生，監控似乎也是一個合理的手段：我盯著他看，這個動作本身就是一種震懾；一旦他有不軌行為，我可以及時採取行動，預防傷害發生；對他行為的監控，也為下一步的懲罰提供證據。
但事實上，我們也是要區分具體的場景，去判斷監控的強度、範圍是否是達成目的的必須。
例如，幼兒園的孩子缺乏表達和自我保護的能力，安裝監控盯著老師看，可能是必須的手段；但如果是中學生、大學生，他們自己就可以監督、制止老師的不軌行為，在教室裡再以監督老師為名安裝攝像頭，是不必要的。
此外，既然監控的目的包括震懾、預防，攝像頭的安裝原則上也應告知可能的被攝人。
2）督促行動：
為了A按照我的要求來行動。一旦他沒有達成我的要求，我可以及時提醒他，乃至採取措施懲罰他。
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情形，例如：
－家長和老師監控學生的學習狀態；
－家長或校方管理者監控老師的教學狀態；
－企業老闆監控員工的工作狀態。
這樣的監控正當嗎？
「為了A按照我的要求來行動」，這一目的正當與否，要問兩個問題：
第一，B對A是不是本來就有管理許可權？
第二，B為A設定的標準，本身是不是合理、合法的？是不是雙方達成合意，為A自願接受的？（想像一下奴隸主的監工。奴隸沒日沒夜幹活，不得休息，不得交談，一旦懈怠，皮鞭就狠狠揮了過來。）
即便B為A設定的標準、提出的要求合理合法，視頻監控是不是達成該目的的必要手段？是否存在過度監控？
這些監控，是直接假設我們的學生、老師、員工都是缺乏自主性、自律性的管教對象，如果沒人看著，他們就會無所事事、不務正業。這樣的假設成立嗎？你願意被人這樣假設嗎？如果這樣的假設成立，是人性本身的懶惰倦怠，還是我們的教育方式、組織管理方式出了根本性的問題，將學習、工作變成了痛苦不堪、讓人設法逃避的體驗？
即便我們認可，沒有監督，學生就不會好好學習，老師就不會好好上課，員工也不會好好工作——那無時無刻的視頻監控，是不是必要的監督方式？
想像一下苦口婆心要求你好好上自習、不要開小差的班主任，如果時不時出現在教室後門上方的那雙眼睛就足夠有威懾力，安裝視頻監控還是不是必要的手段？
事實上，教室裡的監控和工作場所的監控，在歐美社會都有著非常廣泛且有意義的討論。例如英國衛報在2008年的一份調研顯示，儘管52.9%的老師認為監控的安裝讓校園環境更安全，但他們普遍認為教室裡的攝像頭是對隱私的侵犯，干擾教學，讓教師感到無時無刻在被監視和評價。[2]在美國全國教育協會（NEA）的調查中，很多老師都為這樣的場景而感到驚恐：學校被轉變成零隱私的區域，員工都是可疑的教育者，隨時擔心來自攝像機幕後人的尖刻評價和審視[3]。
對於工作場所的監控，在美國，聯邦法律允許僱主在工作場所安裝攝像頭（衛生間、更衣室、休息場所等除外，一些州禁止僱主監控工會工人的會議），甚至可以不必知會員工。
而在英國，數據保護法案（Data Protection Act）也不禁止僱主視頻監視員工，但必須確保員工的知情權。這裡的知情權，不僅僅是知曉攝像頭的存在，還包括誰在控制攝像頭，怎麼聯繫他，監控的目的是什麼，自己的什麼行為會被監控。在數據保護法案下，如果僱主明確表示，安裝攝像頭是為了防止盜竊，那僱主就不能將影像用於評估員工的職業表現、監控他們的出勤情況。
在決定是否要採用攝像頭監控自己的員工前，僱主必須做出影響評估——思考自己為什麼要監控自己的員工，到底有何好處和壞處；是否有監控以外的替代方案，將對員工的干擾將至最低。[4]
尊重學生、教師和員工的人格，盡量尋找視頻監控之外有效督促學習、工作的方法，與利益相關方進行充分的討論，確保被攝者的知情權——這或許是當下人們就教室、工作場所的監控所能達成的相對共識。
4公開監控影像正當嗎？
直播監控影像，讓「看」的人，從特定的人變成了不特定的公眾。公眾去「看」，究竟有沒有正當性？
這取決於，被看人的行為，會不會影響我這個普通、不特定的「公眾」的利益。只有牽涉公共利益的場合，才涉及公眾通過觀看監控直播實現監督權與知情權的問題。
例如，餐廳後廚的安全衛生，涉及到公共食品安全。潛在的、不特定的消費者都有權利監督。對餐廳後廚的直播，其實是滿足了消費者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但在餐廳吃飯的顧客，他們的用餐行為，則不會對潛在的、不特定的其他公眾產生影響，不涉及公共利益。
當「被看人」的行為，不涉及公共利益，為了防止傷害，已有專人去「看」，公眾的視線多餘無必要；作為利益無關者，公眾也沒有任何權利通過「看」，去督促當事人作出任何行動。
在不涉及公共利益的場合，未經當事人許可公開直播監控影像，就是對被攝人隱私權的侵犯。
但如果拍攝人明示此處有直播攝像頭，被攝人在明知的情況下，不加遮蔽的進入該空間，是否可以理解為當事人同意被直播、被觀看？
如同我們第二部分所說。在公共或半公共的空間，如果我不想被人看，我需要明確拒絕。我完全有權利要求攝像者停止對我的拍攝，或者給我的頭像打上馬賽克。
例如在考場上，監考老師有權監控我，但其他利益無關者無權觀看我。我不能拒絕監考老師的監控，但我有權要求我的考試場景不被直播。
如果我沒有明確拒絕，是否就意味著我同意被直播呢？這取決於直播的目的是什麼。如果商家將監控影像上傳直播平臺，目的是為了宣傳——這事實上也是大部分進行店面直播的商家的目的，那就涉及到肖像使用問題。《民法通則》明確，公民享有肖像權，未經本人同意，不得以營利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換句話說，當商家以宣傳廣告等營利目的使用了我的肖像，不僅僅是告知我就可以，還必須取得我明確的授權。否則，同樣屬於侵權行為。
5關於平臺責任
正如上文所說，在不涉及公共利益的場合，拍攝者：－必須明確告知被攝者映像將被直播。被攝者有權利拒絕。未告知即直播，或不顧被攝者的反對而直播，都是對他人隱私權的侵犯；
－以營利為目的使用被攝者影像，則必須取得被攝者許可，否則也是對他人肖像權的侵犯。
對於這些侵權行為，《網際網路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則明確，如果平臺「發現」，或「明知或應知」用戶內容違法時，需要採取行動予以處理，否則將被行政處罰。
儘管360方面要求直播商家設置明顯直播提示，也建立了專門的審查團隊，但根據此前的媒體報導，平臺首頁、推薦位上缺乏告示的商家直播比比皆是。在採訪中，一些商家也對自己的攝像頭會被接入水滴直播毫不知情。媒體曝光後，水滴直播下架了這些涉嫌侵權的視頻，但不意味著平臺就此了無責任。360雖有所補救行動，但至始至終對於自己平台上存在過的、涉嫌侵權的內容毫無悔意，並無致歉，反而將火力集中轉移到質疑者身上，指責對方的身份與動機，公關表現難說誠懇。
關於水滴直播，我們在這裡討論的更多的是私主體之間的監控問題。而除了散落在民間上百萬個水滴攝像頭，每一天，我們的生活範圍內還有大量來自官方的監控。
關於以公共安全為名的官方監控，同樣值得我們關注和討論。
為了保護他人權益、公共利益，我們願意讓渡多少隱私權？哪些場所的監控是必須的，哪些又是沒有必要的？這些監控的目的究竟是什麼，作為普通公民，我們的哪些行為、信息會被監控？這些被監控的信息將被如何使用，哪些部門有權力以及可以按照什麼方式使用公民的信息？……
公民隱私保護的問題，在我們的社會不是被談的太多，而始終討論的太少。
在我們這個社會深入骨髓的概念，總是「你又沒做什麼虧心事，有什麼不讓看」，而不是「我自己的事，我不想讓你看你就不能看」。
隨時隨刻被攝像頭盯著，究竟讓我們更安全，還是讓我們更恐懼？願真正嚴肅的公共討論，以水滴為始。
參考資料：
[1]周淇雋：《周鴻禕回應水滴直播質疑提兩種產品整改方案》，財新網，2017年12月13日
[2]Anthea Lipsett,Teachers distrust CCTV in the classroom,The Guardian,Aug 18 2008
[3]Tim Walker,Cameras in the Classroom:Is Big Brother Evaluating You?neaToday,Jan 23,2015
[4]Citizens advice:Monitoring at work,https://www.citizensadvice.org.uk/work/rights-at-work/basic-rights-and-contracts/monitoring-at-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