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7年12月31日訊】在歐盟內部的新一次民粹主義測試中，年僅31歲的庫爾茨成為歐洲歷史上最年輕的國家領導人。對於正在與英國「脫歐」談判僵局中掙扎的歐盟而言，民粹主義的崛起讓整個歐洲憂心忡忡。2017年，全球化慢下來開始自我修復、自我調整，但並不意味著全球化時代已經過去。相反它在以更深的維度影響世界，催生改革。收起冒險的非常規貨幣政策，美國已經啟動了前所未有的大減稅，以此為標誌步入新時代的全球化競爭也必將是另一番模樣。
這是自里根以來美國最大規模減稅方案。對比上任之初的其他激進政策，川普(特朗普)年末重大財稅改革計畫落地，讓全世界對這位商人總統刮目相看。至此，2017年美國完成加息、縮表、減稅三部曲。被減稅開啟的「國家模式競爭」成為全球競爭的旗手，主要經濟體回撤非常規貨幣政策，將主戰場從貨幣轉向財稅，試圖通過新一輪經濟改革緩解全球化逆流，迎接新時代。
各國競相減稅
美國藍領與失落的中產們，用他們手中的選票選出了川普。這位誓言「美國優先」總統如約踐行他的競選諾言，拋出了稅收改革方案。
稅改方案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國企業，從2019年開始，美國的公司稅將從35%大幅降低至20%；同時，家庭和個人的稅率也會降低，持續至2025年。
跨國企業為避稅而囤積在海外的2.6萬億美元利潤，只需一次性繳納14%便可合法匯回美國。川普政府一直奉行美國優先原則，但美國經濟的很大部分集中於跨國公司，很多像蘋果這樣的重要跨國公司將總部設在一些所謂避稅天堂的國家。
人口和資本在全球快速流動，各國為爭奪稅基不斷降低所得稅率。OECD國家企業所得稅稅率已下降至不到25%，美國仍保持在40%，居34個OECD國家之首。川普稅改是對美國偏離全球稅制大趨勢的部分修正，著重解決了美國企業稅制層面的弊病。
川普希望減稅顯著刺激美國的海外資本回流，同時也帶來國外的工作機會回流。積極觀點認為，減稅政策短期有望刺激資本回流、投資提升，增加就業，刺激生產。拉弗曲線將發揮重要作用。
不過，拉弗曲線取決於多方面的複雜因素，並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比如，更低稅率未必會導致企業加大投資，而是將資金投入金融市場，這未必有助於實體經濟增長，反而製造泡沫。而且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的減稅政策雖然改善了「滯脹」，但卻出現了巨額財政赤字。
如果拉弗曲線未能出現，減稅很可能達不到目的，中長期財政收入波動可能令政府停擺風險概率增大，減稅政策也很可能進一步加大貧富分化。顯然，對於川普維護其基本盤——美國藍領階層、失落的白人中產階層來說，並不見得是一件好事情。
不管減稅是否能夠成功，各國為了應對美國減稅，保持自身經濟競爭力，已經採取或正在醞釀應對方案。
據《日本經濟新聞》12月5日報導，日本政府正在討論將積極加薪和投資的企業所得稅稅率降至25%左右，參考美國等國的減稅動作，日本有可能進一步擴大幅度。德國2017年1月宣布對稅制進行徹底改革，通過減稅政策每年為企業和經濟發展減負150億歐元。英國一系列減稅政策已於2017年4月新財年生效，企業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都在降低。
法國今年7月宣布，2018年該國強制性徵稅金額將減少約70億歐元。同月，印度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統一的商品和服務稅。
在南美洲，有意競選下屆墨西哥總統的新萊昂州州長羅格裡格也表示，如果成功勝選，同樣將實施減稅。明年即將進行總統大選的阿根廷也在近期宣布了減稅計畫。其中，企業所得稅計畫從35%降至25%；電子產品減少17個百分點的稅收比例。
阻擊保護主義
就在稅改方案出臺的三天前，繼歐盟、日本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之後，11月30日，美國政府正式對外宣布，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比起川普的毫不避諱，某些國家採取的保護主義措施遠比過去更加隱晦。瑞士聖加侖大學教授西蒙．伊文奈特管理著一項名為「全球貿易預警」的監控服務。
他的資料庫記錄了那些隱性的政府干預形式——即便意圖不是絕對清晰，但可能限制了貿易。這些形式包括：世界各地對汽車行業的紓困，總體偏向於本土企業；企業獲取出口許可證或國外生產許可證的難度增加；政府採購規定日益偏向本土企業，歧視外國企業。
隨著保護主義論調日益盛行，人們擔憂世界會很快回到大蕭條期間那種徹頭徹尾的保護主義，重蹈1930年《斯穆特-霍利關稅法》的覆轍。這項方案提高了美國的貿易壁壘，並在世界各地引發了一波針鋒相對的報復行動。
正如上世紀30年代的保護主義措施抵消了1880-1914年全球化「黃金時代」貿易自由化的大部分成就一樣，新一輪保護主義措施可能也會逆轉冷戰結束以來商品、服務和資本市場的快速一體化進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全球範圍內製造業出現了3次跨國大轉移，製造業跨國投資、技術合作、合同製造等大大推動了生產全球化。特別是跨國公司全球一體化和內部生產網路的形成，成為經濟全球化在生產、製造、流通領域的突出表現，全球價值鏈基礎也由此形成。
經過長期由全球化和全球貿易推動的經濟增長之後，各國政府在經濟困難時期越來越多地尋求保護本土產業，全球貿易投資保護主義趨勢增強。根據Global Trade Alert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以來，發達國家實施貿易保護措施，包括反傾銷條例、原產地規則、進口配額制、出口配額制、進口許可證制、進口押金製、外匯管制等手段頻頻出現。
然而，保護主義這個反面角色卻很難再「隨心所欲」。即便沒有遇到阻力，美國也比過去更難逆全球化而動了。國際商業如今受到知識流動和跨境供應鏈促成的大規模生產的推動，這種流動不會受阻於關稅和牆壁。用經濟學家理查德．鮑德溫的話來說，在美國和墨西哥之間構筑貿易壁壘就像是在車間中間砌起一堵牆。這樣做不會讓國內工業更具競爭力，英國脫離共同市場同樣如此。
全球化調整
北京時間12月14日，美聯儲年內第三次加息如期而至。這不僅是耶倫任期的謝幕曲，也是美聯儲加息兩週年的里程碑。承前啟後之際，摒除短期的市場喧囂，梳理兩年來的加息進程，明確貨幣政策正常化的當前位置，無疑對於政策前瞻具有重要意義。
「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2017年，美聯儲回歸理性軌道，鷹派加息和縮表的有序協同，並未損傷經濟復甦動能，而是有力推動了全要素生產率的上行。專家預測，2018年美聯儲加息之路將分兩階段進行，呈現相機抉擇的特徵。第一階段，美聯儲有望保持當前加息節奏，將政策利率提升至溫和通脹率，進一步消解鴿派加息的負面影響，並為大規模縮表營造政策空間。
改革方案看起來很美好，減稅將使美國民眾得到普惠的福利。奇怪的是，美國人對這一減稅計畫的反應並沒有想像中熱烈——甚至有些悲觀。《紐約時報》刊發《川普的稅改計畫將令數萬億美元的財富從美國的保險櫃中轉移到富人手上》的文章分析認為，減稅是在幫富人，中產階級並不能得到想像中那麼多的好處。
無論有沒有保護主義，全球化鼎新意味著那些藍領丟失的工作不會再回來了。全球化本身相對縮減了發達經濟體的財富，同時相對提升了新興經濟體的財富。在發展中國家，貿易幫助逾10億人擺脫了極端貧困。新興世界對保持全球化進程既有著濃厚的興趣，同時也比以往更有力量捍衛它，它們將會堅決抵制保護主義捲土重來。
反過來，有許多國內政策可以幫助那些在經濟上被拋在後面的人群。更好的再分配、防範失業或健康問題的社會保險、教育和培訓，以及對市場權力濫用的制衡，通過這些措施去遏制住就業不充分和薪資停滯的問題。
查爾斯．狄更斯在觀察法國大革命時曾評價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一份展望2030年世界的報告在扉頁上引用了《雙城記》中的這句話。
國際體系發生的巨大變化，可能激起等量的樂觀和悲觀。全球化給「東方」和「南方」帶來極大繁榮的同時，也帶來了與舊秩序消亡相伴的風險和不安全。人們的第一個本能反應是歡呼全球化使數億人擺脫了貧困，如今全球化遭遇逆風；第二個反應是擔憂：全球實力的再平衡會不會在國際關係中開啟一個強權即公理的新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