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季羨林:我讀大學,最重要的東西是在德國學到的(圖)

2018-01-15 04:16 作者: 季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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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國學大師、佛學家、翻譯家季羨林研究發現「佛家的未來佛彌勒佛和基督教的救世主彌賽亞是同一人」。(網路圖片)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學」,多少年來我曾反覆思考過這個問題。我曾一度得到兩個截然相反的答案:一個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學,「知識越多越反動」,我實在心有餘悸。一個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還要學現在學的這一套。後一個想法最終佔了上風,一直到現在。

我為什麼還要上大學而又偏偏要學現在這一套呢?沒有什麼堂皇的理由。我只不過覺得,我走過的這一條道路,對己,對人,都還有點好處而已。我搞的這一套東西,對普通人來說,簡直像天書,似乎無補於國計民生。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先進國家,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經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輝煌的成績。這一套冷僻的東西與先進的科學技術之間,真似乎有某種聯繫。其中消息耐人尋味。

我們不是提出了弘揚祖國優秀文化,發揚愛國主義嗎?這一套天書確實能同這兩句口號掛上鉤。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日本梵文研究的泰斗中村元博士在給我的散文集日譯本《中國知識人の精神史》寫的序中說到,中國的南亞研究原來是相當落後的。

可是近幾年來,突然出現了一批中年專家,寫出了一些水平較高的作品,讓日本學者有「攻其不備」之感。這是幾句非常有意思的話。實際上,中國梵學學者同日本同行們的關係是十分友好的。我們一沒有「攻」,二沒有爭,只是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有了一點成績,日本學者看在眼裡,想在心裏,覺得過去對中國南亞研究的評價過時了。我覺得,這裡面既包含著「弘揚」,也包含著「發揚」。怎麼能說,我們這一套無補於國計民生呢?

話說遠了,還是回來談我們的本題。

我的大學生活是比較長的:在中國念了4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又念了5年,才獲得學位。我在上面所說的「這一套」就是在國外學到的。我在國內時,對「這一套」就有興趣,但苦無機會。到了哥廷根大學,終於找到了機會,我簡直如魚得水,到現在已經堅持學習了將近六十年。

如果想讓我談一談在上大學期間我收穫最大的是什麼,那是並不困難的。在德國學習期間有兩件事情是我畢生難忘的,這兩件事都與我的博士論文有關聯。

我想有必要在這裡先談一談德國的與博士論文有關的制度。當我在德國學習的時候,德國並沒有規定學習的年限。只要你有錢,你可以無限期地學習下去。德國有一個詞兒是別的國家沒有的,這就是「永恆的大學生」。德國大學沒有空洞的「畢業」這個概念。只有博士論文寫成,口試通過,拿到博士學位,這才算是畢了業。

寫博士論文也有一個形式上簡單而實則極嚴格的過程,一切決定於教授。在德國大學裡,學術問題是教授說了算。德國大學沒有入學考試。只要高中畢業,就可以進入任何大學。

德國學生往往是先入幾個大學,過了一段時間以後,自己認為某個大學、某個教授,對自己最適合,於是才安定下來。在一個大學,從某一位教授學習。先聽教授的課,後參加他的研討班。最後教授認為你「孺子可教」,才會給你一個博士論文題目。再經過幾年的努力,蒐集資料,寫出論文提綱,經教授過目。論文寫成的年限沒有規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長則漫無限制。拿到題目,十年八年寫不出論文,也不是稀見的事。

所有這一切都決定於教授,院長、校長無權過問。寫論文,他們強調一個「新」字,沒有新見解,就不必寫文章。見解不論大小,唯新是圖。論文題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個人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只有這樣,學術才能「日日新」,才能有進步。否則滿篇陳言,東抄西抄,餖飣拼湊,儘是冷飯,雖洋洋數十甚至數百萬言,除了浪費紙張、浪費讀者的精力以外,還能有什麼效益呢? 

我拿到博士論文題目的過程,基本上也是這樣。我拿到了一個有關佛教混合梵語的題目,用了三年的時間,蒐集資料,寫成卡片,又到處搜尋有關圖書,翻閱書籍和雜誌,大約看了總有一百多種書刊。然後整理資料,使之條理化、系統化,寫出提綱,最後寫成文章。

我個人心裏琢磨:怎樣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兒呢?我覺得,那幾千張卡片,雖然抄寫時好像蜜蜂採蜜,極為辛苦;然而卻是乾巴巴的,沒有什麼文采,或者無法表現文采。於是我想在論文一開始就寫上一篇「導言」,這既能炫學,又能表現文采,真是一舉兩得的絕妙主意。我照此辦理。費了很長的時間,寫成一篇相當長的「導言」。

我自我感覺良好,心裏美滋滋的,認為教授一定會大為欣賞,說不定還會誇上幾句哩。我先把「導言」送給教授看,回家做著美妙的夢。我等呀,等呀,終於等到教授要見我,我懷著走上領獎臺的心情,見到了教授。然而卻使我大吃一驚。

教授在我的「導言」前畫上了一個前括弧,在最後畫上了一個後括弧,笑著對我說:「這篇導言統統不要!你這裡面全是華而不實的空話,一點新東西也沒有!別人要攻擊你,到處都是暴露點,一點防禦也沒有!」對我來說,這真如晴天霹靂,打得我一時說不上話來。但是,經過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覺到,教授這一棍打得好,我畢生受用不盡。

第二件事情是,論文完成以後,口試接著通過,學位拿到了手。論文需要從頭到尾認真核對,不但要核對從卡片上抄入論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對所有引用過的書籍、報刊和雜誌。

要知道,在三年以內,我從大學圖書館,甚至從柏林的普魯士圖書館,借過大量的書籍和報刊,耗費了大量的時間。當時就感到十分煩膩。現在再在短期內,把這樣多的書籍重新借上一遍,心裏要多膩味就多膩味。然而老師的教導不能不遵行,只有硬著頭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論文中引用的大量出處重新核對一遍,不讓它發生任何一點錯誤。

後來我發現,德國學者寫好一本書或者一篇文章,在讀校樣的時候,都是用這種辦法來一一仔細核對。一個研究室裡的人,往往都參加看校樣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樣,也可以協議分工。他們是以集體的力量,來保證不出錯誤。這個法子看起來極笨,然而除此以外,還能有「聰明的」辦法嗎?

德國書中的錯誤之少,是舉世聞名的。有的極為複雜的書竟能一個錯誤都沒有,連標點符號都包括在裡面。讀過校樣的人都知道,能做到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國人為什麼能做到呢?他們並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們比別人高出一頭的訣竅就在於他們的「笨」。我想改幾句中國古書上的話:德國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

反觀我們中國的學術界,情況則頗有不同。在這裡有幾種情況:中國學者博聞強記,世所艷稱。背誦的本領更令人吃驚。過去有人能背誦四書五經,據說還能倒背。寫文章時,用不著去查書,順手寫出,即成文章。但是記憶力會時不時出點問題的。

中國近代一些大學者的著作,若加以細緻核對,也往往有引書出錯的情況。這是出上乘的錯。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圖省事,抄別人的文章時,也不去核對,於是寫出的文章經不起核對。這是責任心不強、學術良心不夠的表現。還有更壞的就是胡抄一氣。只要書籍文章能夠印出,哪管它什麼讀者!名利到手,一切不顧。我國的書評工作又遠遠跟不上。即使發現了問題,也往往「為賢者諱」,怕得罪人,一聲不吭。在我們當前的學術界,這種情況能說是稀少嗎?我希望我們的學術界能痛改這種極端惡劣的作風。

我上了9年大學,在德國學習時,我自己認為收穫最大的就是以上兩點。也許有人會認為這無甚高論。我不去爭辯。我現在已年屆耄耋,如果年輕的學人不棄老朽,問我有什麼話要對他們講,我最想講的就這兩點。

(文章選自:《季羨林談人生》一書)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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