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8年3月7日訊】某某老友：
一年容易，又見寒鴉繞枯枝。前些時發表了一篇關於讀書人與道統的文章，承蒙諸好友關注。本想歇息一陣，躲進斗室，效古人「如今但欲關門睡，一任梅花做雪飛」。但是本性難移，仍免不了憂思不斷。所憂何來？年來腦中常浮起賈誼《治安策》開頭的一段話：
「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
我對「才調更無倫」的賈生並非特別崇拜，《治安策》所談到的具體內容與今天也關係不大。但是這段話就其抽象意義而言，竟可以一字不改適用於今天。賈誼所處的是漢文帝時，正當「文景之治」「盛世」之初，可以說「形勢一片大好」。那麼他憂的是什麼呢？從皇朝的角度來說，西漢初期最大的問題是宗室諸王的坐大與爭權，對大一統的帝國造成威脅。所以賈誼以及後來的晁錯之輩都是力主削藩的。這是賈誼為漢室中央集權著想，為之痛哭的最大的隱患。但是當時朝臣或看不到這一點，或不敢說，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文帝、景帝都不曾果斷地採取措施。賈誼提出這篇奏折是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到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就發生了有名的「七國之亂」，相隔僅20年。景帝急忙把晁錯作為犧牲品，「衣朝衣，斬東市」，也未能起安撫作用，終於免不了一場流血殺戮，平定之後還是用他們的意見而維持穩定。而此時，賈誼已經英年早逝，事實證明他的擔憂有很大的預見性。
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問題與劉氏一姓的天下當然完全不同，只是表面形式十分相似。方今「盛世」之頌不絕於耳，在不少國家掙扎於經濟低迷的陰影中時，似乎「風景這邊獨好」，連洋人都艷羨。倚仗「舉國體制」無節制地耗國庫，奧運之後是「60大慶」，「大慶」之後是世博，世博之後是亞運。身處京、滬、穗這些大城市，只見一片流光溢彩，真個是「烈火烹油之勢，錦繡繁華之鄉」。然而在主流媒體一片頌歌之外，長嘆息之聲絕非出自我一人。官方宣傳與民間的感觸反差之大，似乎說的不是一個社會。那麼，是宣稱「天下已治已安」者非愚則諛，還是我輩杞人憂天，危言聳聽？
賈誼年少氣盛，恃才傲物，我不敢像他那樣斥他人為「愚」或「諛」，特別是外國某些評論者未必都是低智商，更無理由討好我們。我只能說，認為「已治已安」者，看的是表面和當下，而憂心忡忡者看的是本質和長遠。這長遠有多遠？賈誼所擔憂的亂局在他上書之後20年發作。當前「盛世」之下的憂患能等20年才發作嗎？
所憂何來？
首先是改革形勢的倒退。改革開放30年已經到了社會轉型的拐點，進一步制度的改革已經滯後，刻不容緩，也是普遍的認知。然而在經濟上只見國進民退，國家壟斷日益加強，權錢勾結日益加劇。在體制上，前一陣朝野皆言「政改」，公眾翹首以待，不但沒有盼到，卻忽見權威喉舌重彈「姓資」、「姓社」的老調，甚至有現行制度是「核心利益」之說，實際上完全否定了政改的需要。當年因決策者明智地摒棄「姓資、姓社」之說而邁出了改革的步伐，如今從某些主流言論來看，似乎忽然倒退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直逼「文革」中的論調。言論不但沒有放寬，反而「敏感」話題越來越多，難道這是「盛世」的氣度？
然則，堅持不改是否可行？「中國模式」是否可恃？
經濟發展模式之不可持續早已有多位專家從理論到實踐予以充分論證，不必贅言。一般人只從常識觀察：資源浪費、環境破壞、低工資、低人權、上下交相追求的GDP中，不但含水分泡沫，且含血量極高；社會財富總量越增而貧富懸殊、社會不公越嚴重……凡此種種，何以為繼？還有為求城市表面光鮮而野蠻拆遷中之各種家破人亡悲劇。在人命關天面前，執政官竟發出「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的駭人之論。如此「新中國」是誰的中國？
當前出現新的一輪財富與人才外流潮，普通人沒有安全感，用腳投票。既得利益集團的巨富、權貴們在高歌形勢一片大好的同時，有幾人不汲汲於把財富與子女送到國外？甚至孕婦出國生產以使後代取得外國國籍，以至於促成一種利潤豐厚的畸形產業。人之趨利如水之就下，果真「風景這邊獨好？」唱頌歌者自己相信嗎？
更有一種悖論：當提到政治改革，則搬出「社會主義」，以拒斥普世價值，拒斥所謂「資本主義民主」，理由是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公平，人民享有更廣泛的權利(從理論上講，本該如此)；但是面對嚴酷的現實——瀰漫性的腐敗、貧富差距(基尼係數)擴大、社會保障大面積缺失、生產安全條件惡劣造成災難頻發，黨政機關的豪華辦公樓和大小官員的豪宅與百姓的陋室成鮮明對比，以及其他種種眾所周知的嚴重不公，在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中也實屬罕見。有人卻又搬出早期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殘酷剝削作辯護，說是‘初級階段’不可避免。面對國內人權狀況遭外人批評，熟讀外國文學的外交官竟抬出150年前狄更斯小說中描述的社會來應對。社會主義乎？資本主義乎？身處19世紀，還是21世紀？需要不需要改？
至於對外關係，話題更為「敏感」。不宜多言。只是我記憶猶新，上個世紀曾經有一度我國與幾乎所有國家為敵，只以意識形態為基礎，剩下的「友邦」只有兩三個餵不飽本國人民、賴我國「無私援助」而維持「戰鬥友誼」的小國。賴中美解凍以及隨之而來的30年開放改革之力，我國打開了融入國際社會、良性互動的大好局面。即使在1989年的風波之後，當時在位的國家領導人也一再公開表示，我們不以意識形態為國際關係的基礎，國家關係不受社會制度的影響(大意)。這一明智的決策，在當時情況下沒有使我們的國際處境進一步惡化。我只能衷心希望，當前的對外關係理念至少能從中華民族利益的現實出發，守住這條線，而不倒退到上世紀60年代。
老夫(婦)耄矣，無能為矣。不論人們怎樣津津樂道今日中國出現耄耋老人勇於直言的風景線，一個民族的希望只能寄託於年富力強、朝氣蓬勃的中青年。所以我每見到好學深思的年輕人，讀到有見地的文章著作，特別是在方今熙熙攘攘之世仍有人有所追求，有所堅守，不計利害、安危，執著地為百姓的權益鼓與呼，破謊言、求真理，為社會正義、民族振興腳踏實地、見縫插針地做著有益的事，都感到欣慰，升起希望，乃至肅然起敬。而這樣的人卻往往不見容於權勢，屢遭橫逆迫害，令我扼腕。
一個好的國家，好的社會應該做好事易，做壞事難；好人得好報與惡人得惡報的概率高。如此則人心向善，正義公平得以發揚。從近期看，政府公信力強，社會得以穩定；從遠期看，足以振興民族精神，優化民族素質，這才是長治久安之道，特別是在當前矛盾迭出的轉型期可望避免大動亂，實現和平過渡。
而現實情況卻不容樂觀：做好事難，做壞事易。即便當前官民共同大力提倡的「慈善事業」，有善心做善事為弱勢群體雪中送炭者，往往遇到重重阻力，甚至也因行善而遭整肅。青年人入社會，要保持清白，守住道德底線，不但難以生存，且須隨時準備作出犧牲。而與貪腐同流合污、向黑暗勢力低頭妥協則順風順水。以這樣的社會矛盾和「被和諧」的民怨，一旦經濟發生動盪，恐怕難有今日我們所譏笑的他國民眾的承受力。則我輩衷心企盼的和平過渡恐怕又一次失去機會。比之於厝積薪而臥其上，豈不恰當？
何況，今日之中國已非昔日封閉的老大帝國，而是身處21世紀，不可能自外於浩浩蕩蕩之世界潮流。現在流行的最簡便的說辭是一切歸咎於「境外敵對勢力」。我想借用一句論語：「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嗚呼！知我者謂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個人溫飽無慮，別無他求。所求者惟國泰民安，善用百年來國力最強盛的時機，力求以和平方式越過這一不可避免的門檻。正因為如此，每見種種悖理傷道之事，憂思難解，悲憤不已。我寧願不做賈誼式的預言家，我寧願落杞憂之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