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8年3月14日訊】很多例子表明，大部分人的一致觀點被證明是錯的，即所謂的集體誤判。為何會產生集體誤判呢？主要有這幾個原因：一是大家在特定時間內所獲得的信息都往往相同，故結論也容易一致，倘若所獲信息質量有問題，結論也會出錯；二是判斷預測上，大家都習慣於趨勢外推，把近期變數給予過高權重，所謂「三條陽線改變信仰」；三是人既理性又有情緒，情緒會相互感染，形成羊群效應。
傳統上，中國人的形象思維比較發達，形式邏輯偏弱，這也使得中國人對當代經濟學理論的貢獻甚少。事實上，對經濟社會不同層面或不同領域的分析判斷，很多時候都可以藉助簡單的數學思維方法來解決。下面我對一些所謂的「共識」，增加一個分析維度，看看結果如何。
究竟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是世界銀行在2006年提出來的，即把全球各國（各地區）按人均國民收入水平分為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四個等級。從數學角度看，這四個級別的人口都應該各佔25%，但因為世行是按國別來分類的，所以實際上不會那麼嚴格去定義只有佔全球25%的人口才能成為高收入國家。
按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2015年的最新收入分組標準為：人均國民總收入低於1045美元為低收入國家，在1045至4125美元之間為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在4126至12735美元之間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高於12736美元為高收入國家。2015年世界銀行所統計的215個經濟體中，高收入國家80個，中等偏上收入國家53個，中等偏下收入國家51個，低收入國家31個。
如今，OECD32個高收入國家加上非OECD48個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已經超過15億，約佔全球人口的22%，如果中國這個14億人口大國也能成為高收入國家，即佔全球40%的人口國家都屬於高收入國家，這豈不是違反數學邏輯了？
有人認為中國到2022年就能成為高收入國家，這是否太樂觀了呢？由於全球經濟增長的剛性及貨幣的持續超發，世界銀行一定會不斷上調成為高收入國家的人均國民收入門檻，現在是12736美元，五年以後呢，估計要提高到15000美元以上。再者，還得考慮未來人民幣對美元的比值因素，如果能夠在自由兌換條件下維持現有的比值水平，那麼，未來中國人均國民收入至少能接近高收入國家水平。
2017年中國的GDP總額佔全球15%，人口佔全球18.8%，相差近四個百分點，說明從人均的角度看，中國當務之急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要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如果再要尋找中國與全球平均水平的差距，那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比重偏低的問題，前者是總量差距，後者是質量差距。
從數學意義上講，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提法不適用於中國、印度等人口大國，因為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永遠是一個相對數，未來這兩個國家的人口就要佔全球人口接近40%，而高收入的容量只有25%。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有點像在追趕自己的影子。
經濟週期——容易被證偽的古舊理論
如今，談論經濟週期的人比講股市週期（牛市、熊市）要多。記得上世紀90年代初，國內有很大一批投資者都信奉艾略特的波浪理論，大家都去「數浪」，為當時的股市處在週期的哪個階段爭論不休。如今，股市上已經很少有人去研究週期了，因為操作效果不好。有人戲稱「線越劃越多，錢越賭越少」。即便是後來依據商業週期提出的美林時鐘，事實證明也不太適合於資產配置。
經濟學上的週期理論，其實也有老朽的感覺。從數學意義上看，所謂週期理論與回歸分析法類似，即偏離均值幅度大了，就會回歸。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早期，由於政府干預較少，經濟的週期性特徵比較明顯。
不僅經濟週期被平滑，人類的生命週期也被平滑了，如生活水平提高和醫療技術的進步，人口預期壽命、生育年齡等都被大大延後，生育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政府在干預經濟的同時，還干預生育，後者的目的是為了平滑經濟長週期。
2009年和2016年中國經濟的回升或企穩，其實都是政府強烈干預的結果。如果把政府干預當做經濟週期的回升標誌，不免有點牽強。2016、2017年第二產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分別只有3.5%和3.2%，而基建投資增速分別高達17.4%和19%，實在看不出我們正在經歷一輪朱格拉週期的上升期（所謂設備投資週期）。
朱格拉週期是1862年法國醫生、經濟學家C Jugla在《論法國、英國和美國的商業危機以及發生週期》一書中首次提出的。相隔150多年，這麼古老的週期觀察是否還適用當今社會？
歷史會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但歷史不會簡單重複。與新週期的樂觀派相反的，又有所謂「逢八必跌」的悲觀派，即1998年有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有次貸危機；但去年也有人提出「逢七必跌」，只是把危機時間的計算提前了一年。
古舊的週期理論之所以在中國還能大行其道，實質上就是這種理論簡單粗暴，就像分析星座運勢一樣，適合於算命——這正是國人特別喜好的。美國納斯達克指數又創歷史新高了，前段時間的「股災」之說即刻就被證偽了。所以，觀察期不同太短，取樣不能太少，週期理論之所以屢屢被證偽，就是創設者或應用者在這兩方面都不達標。
中國經濟增速仍處在下行階段，符合數理邏輯，因為體量越來越大，總有極限，即便增量不變，增速也會下降。
城市化空間究竟還有多大
很多人認為中國城市化的提升空間還很大，因為目前城市化率不足60%，而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通常在80%以上，也就是說，中國應該還有20%的上升空間。
問題在於，究竟什麼時候可以達到80%，不給出時間，結論的意義就不大了。我發現大家在討論城市化空間的時候，往往會忽略一個維度：人口年齡結構。
因為人口流動與人口年齡有關，年齡越大，流動性就越差。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5年中國的流動人口數量減少了500萬左右，隨後兩年都繼續減少；2016年進城農民工數量首次減少160萬，2017年國內運送旅客人次首次出現下降。也就是說，以人口流動為特徵的城市化進程幾乎已經結束了，餘下的就是本鄉本土的城市化。
反觀歐美日的城市化過程，都是在人口年齡結構比較年輕的時候就實現了較高的城市化率水平，如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的城市化率就達到了70%，但日本此後的城市化率上升速度就非常緩慢。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一直較快，這與政策導向有關，但目前農民工的平均年齡已經超過全國勞動力的平均年齡，今後外出農民工告老還鄉的趨勢會越來越明顯，如上海、北京等超大城市的人口減少與1970-90年初東京等大城市人口下降有類似之處，日本城市化從75%跨入80%花費25年（1975-2000年）。
由於中國當前的人口結構已經類似於日本的90年代，即老齡化水平大幅提高。因此，如果不考慮政策因素，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應該要放緩了。估計未來中國城市化率的水平應該在70%左右見頂，理由見《當城市化遇到老齡化》。
為何高層如此強調系統性金融風險
早在2015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提出「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的底線」，之後，無論是十九大報告還是其他重要報告，高層都提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的要求。
為何在2008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的時候，中國沒有太擔憂國內的金融風險；反而是在歐美經濟復甦的時候，那麼擔心既然風險呢？這是因為10年前，美國的槓桿率很高，中國很低；如今，美國的部分槓桿率水平回落明顯，中國則居高不下。
不少人認為，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槓桿率水平並不高，但如果從人口年齡結構這個維度去看槓桿率水平，顯然是過高了，即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與所處的發展階段的錯位——未富先老。因此，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治理產能過剩問題，降低全社會槓桿率水平。
回顧歷史，大部分國家都是在危機爆發過程中實現去槓桿的，不管是美國、日本，還是南美和東南亞國家，都因槓桿率過高而爆發危機，都因危機而降低了槓桿率。中國則是主動去槓桿，這正是體現了我們的制度優勢。去槓桿容易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發生，不去槓桿則注定會爆發金融危機，兩弊相衡取其輕。
有一個很著名的故事：阿基米德與國王下棋，國王輸了，國王問阿基米德要什麼獎賞？阿基米德對國王說：「我只要在棋盤上第一格放一粒米，第二格放二粒，第三格放四粒，第四格放八粒…按這個方法放滿整個棋盤就行。」這看作是一個加槓桿案例，國王如果按此倍率加槓桿，即刻就破產了。
若反過來去槓桿呢？國際像棋總共64格，在全部加滿的情況下，如果只去掉最後一格，名義上只去一格內的米粒數量，實際上需要卻去掉1845億噸大米。也就是說，去掉一格的實際含義是槓桿率降低50%。這當然是一個極端例子，只是想說明去槓桿容易引發資金鏈斷裂的風險。
就中國而言，社會槓桿率水平的快速上升，與「隱性剛兌」有很大關係，只要能打破剛兌，則槓桿率水平將急速下降，資產泡沫將迅速破滅，但隨著而來可能就是系統性風險的爆發。如果把資產定價中的風險溢價用這個公式表述：風險溢價=流動性溢價+信用溢價，那麼新三板的大跌原因在於流動性不足，即流動性溢價大幅上升；而信用債的風險在於企業出現財務危機，最近有些信用債大幅下跌，原因也是去槓桿背景下的某些金融控股集團的信用溢價大幅上升。
高層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擔憂是合乎邏輯的，因為他們站位高，看得更清楚。例如，近期兩會期間，最高領導在山東代表團會議上就提出：「凡是成功的企業，要攀登到事業頂峰，都要靠心無旁騖攻主業。交叉混業也是為了相得益彰發展主業，而不能是投機趨利。」這段講話，對於當前那些獲得全牌照的金融控股集團，或是對已經深度涉足金融業務的網際網路巨無霸和大型實體企業而言，可能要好好回味了。
2017年金融業對GDP貢獻了7.9%，儘管佔比已經回落，但依然偏高。當前，金融監管重點放在資產端，而中央最近又建議人大要重點監督政府的支出預算和政策的執行質量。說白了，監管已經從總量管理到結構調控，從樹幹監督到達細枝末葉了。
總之，分析中國經濟需要多個維度去思考，才能夠看得深、看得透。如前所說的時間維度（時間權重、週期的本質、人口老齡化等）是一個重要維度，空間維度（像棋格子的倍數效應、觀察高度等）也是一個重要維度。
在1988年之前，也就是改革開放已經九年了，政府仍一直以工農業總產值或社會總產值的增長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首要目標，總產值水分最大，屬於總量指標；1988-2017年，這30年基本上把GDP作為首要目標，GDP實際上是增量指標；當前政策的著力點已經在經濟運行的質量，所以，中國經濟步入到追求質量階段。
從總量到增量再到質量，這三個概念在數學上非常容易區分，但在對社會經濟領域進行分析時，發現很多人把數學基礎知識都忘了，寧願相信奇蹟而不在乎邏輯。
要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大到需要優化國家治理結構，小到要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如果中國經濟質量能夠持續提升，而且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那麼，股價指數的走勢是否應該看得更樂觀些呢？因為股價指數是經濟質量指標。美國的股價指數遠超GDP增速，原因在於企業盈利增速和ROE的上升。
如果我們真的看重質量，那麼，中等收入水平能否跨越，城市化率高低、GDP增速是否處在週期的上升階段等都不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