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中產階層」家庭的千禧一代開始對社會進行嚴肅的思考（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8年4月25日訊】我生於一個標準意義上的北京中產階層家庭，有北京戶口，家人在北京有房。敲出這行字時我感到十分愧疚與不安，因為這行字裡包含了絕大多數中國人奮鬥一生都未必能得到的東西，而我居然一出生就擁有。
我媽有事業單位編製，不過主要收入來源是搞物流；我爸退休前是機關公務員；家裡的錢大多數是我媽掙的。說中產階層是因為，一方面我的未成年生活裡完全沒有為物質問題操過心，另一方面我的童年夥伴裡也有那種真正來自富裕家庭的，我從小就知道有些東西不值得像他們那樣花那麼多錢，而且我這輩子大概也不會為那些東西花那麼多錢。有意思的是，我六歲上小學一年級時就知道「中產階層」（當時叫「中產階級」）這個詞了，而正在寫這段文字的我今年二十歲，依然認為這個詞能夠形容我原生家庭的經濟狀況。
雖然也經歷過大家在公眾號爆文裡讀到過的「北京小升初」、「奧數班」、「週末課外班趕場」，但現在回憶起來，我童年時期所處的教育氛圍依然是比較寬鬆的。父母給我報了那些課外班，但不會特別要求我的學習成績；甚至在我小學三年級時聽說「北京小升初與奧數脫鉤」這一流言，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把我的奧數班退掉。相比於我自己有要求的學習成績，父母更關注的是我的心理健康，畢竟我那時情商太低，會因為一點點因為「馬虎」而導致的成績波動而強烈地自責甚至自虐。當然，這一相對寬鬆的教育氛圍跟北京市內的具體地域也有關，我小學在東城，初中在西城，高中才到海淀區。
可能是部分由於那一代人的歷史經歷，我父母都比較政治冷感，他們不鼓勵我過於關心政治，也不鼓勵在家庭日常討論中經常出現社會議題。他們對我的最大期望就是做一個「接地氣的」快樂的人，最大擔憂就是我因為過於關心政治又難以把控局勢而陷入麻煩。這樣說吧，我媽是一位會多次鼓勵自己的女兒多看電視連續劇的母親，她的理由是，多追劇才能多「接地氣」，多懂點人情世故，少為那些社會問題花太多心思。後來不少人很好奇我父母的職業背景，以為是他們培養了我對社會政治問題的熱情，其實那完全是學校教育與課外閱讀的結果。
我十分感激我的父母能給予我無憂的物質條件與相對寬鬆的教育環境，當然也能比較清醒地發現他們的思想認識與我的不同。比如，他們完全不能理解同性戀，也完全不能理解非宗教出於倫理考慮的素食主義者。我上中學時針對類似這樣的問題和父母爭論過，有一次搞得十分不愉快，到後來我主動去找了學校的心理諮詢師（所以我再次強調，大家有心理壓力與困惑一定要尋求專業幫助，千萬不要自己扛著）。後來我和家裡人在這方面爭論得很少了，但如果他們在微信上轉發明顯的科技謠言，我還是會馬上給他們指出來，不管有沒有用。
關於宗教信仰，我父母符合中國大多數人的情況，不信教，但也不算嚴格意義上的無神論者；畢竟真正的無神論者不會在自己孩子高考前在臥佛寺花錢敲鐘，孩子考上了北大還專程去「還願」。不過不管怎樣，我和大多數中國孩子一樣，成長在一個世俗的環境裡；直到來到印尼，通過訪談瞭解到虔誠信徒家庭子女所經受的掙扎與壓迫，我才真切地感到生長在世俗國家與世俗家庭的可貴。
可以說，在我截至目前的短短二十年人生裡，人生的每一大跨步都充滿了極端的幸運。小升初，提前通過面試從優質小學升入優質初中；中考，擦著分數線的邊被人大附中錄取；高考，再次擦著分數線的邊考上了北京大學；大二升大三時，在最後關頭拿到了公派名額與國外高校方面的錄取，成為了整個語系唯一一名大三公派出國的學生。因為社會學的學術訓練告訴我，這一切都是社會結構性不公的結果，如果我感謝上天、自得其樂，那簡直是又蠢又壞。
明明都是自己考上的，為什麼還是不公呢？不如我講一講自己上高三時的幾個細節。高三一年我有用功學習是真的，但我的「用功」和衡水等名校學生的「用功」完全不在一個量級：離高考不到一個月，我還有閑工夫讀《南方週末》（後來的高考作文用上了那時讀到的案例，關於安慶殯葬改革事件）；離高考不到三天，我還有閑工夫看電視。這是一個怎樣的高三？而我竟然考上了北大。而那些千千百百飽受非人類學習壓力折磨的同在一個國家的同齡人，很可能連本科都考不上。
不公不僅關乎戶籍與地域；甚至關乎考題與評價標準本身。我高考的數學成績並不理想，文綜分數也比以往的模擬考試低很多；可以說，最後能擦邊上北大，幾乎完全是高考作文得滿分起了作用。而認識我或者讀過我其它稿子的朋友應該都清楚，我的文筆並不夠優美，至少也沒有高於同齡才子才女的水平；如果說作文分數能比同齡人的高一些，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我在文字中流露出的所謂「社會責任感」。當然，我流露出的社會責任感是真情實感，我甚至沒辦法不在作文中流露這樣的真情實感。然而，如果我能有一點點對社會問題的理性思考、對社會不公的批判精神，都是學校教育與課外閱讀的結果；而我之所以能享受到如此優質的教育資源與課外閱讀機會而多數人享受不到，說到底依然是社會不公的結果。
從小到大，我沒有經歷過很多明顯的人生挫折或打擊；唯一一次可以算上的，是我十七歲正準備上高三那個暑假髮生的家庭變故。關於那場變故我不想多談，因為我不需要大家因此可憐我，畢竟相比這一個不幸，我擁有的幸運要太多太多。除非我發現有朋友也遭遇了和我類似的家庭變故，我才會告訴他們具體的細節，因為我也希望自己和家庭從變故中一步步走出來的經歷能夠真實地幫到一些人。
如果非要總結我的原生家庭與成長經歷，那麼我不得不說，這是一條很殘酷的因果鏈：我生來享受了北京戶口和很好的家庭條件，然後是優質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讓我沒有受什麼非人類的折磨就考上了北大，考上了北大就又享受了北大光環帶給我的名聲甚至是物質利益——如果我沒上北大，就不會因為僅僅給鄉下孩子上了堂普通的性教育課而獲得一些小名氣；如果我沒上北大，我每週寫給《南方週末》的稿子即使仍承蒙編輯老師賞識，也未必能長期廁身於報紙的重要版面，我也就不可能身為全職學生還獲得相對穩定的收入（一篇評論1200-1400字左右，稿費800元，如果每週都發稿，一個月能獲得稿費收入3200元）。而在可以預知的將來，這一光環還將帶給我更多；雖然光環之所以成為光環，大部分都是因為北大前輩的創造，而非我的個人努力。
如果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我就屬於那「達」的人；如果說「車廂內的人，有責任盡量前行」，我就屬於那「車廂內」的人。我不敢想像，一路走來，按照魯迅的話講，我已經「吃」了多少人。雖然我引用基督教的概念時很可能會犯錯，但作為一個希望能被大家理解的比喻，我不得不承認，我時常感到自己是負有原罪的人。這裡的「原罪」不是來自神的國，它恰恰來自人的國；我揹負的是整個社會結構不公的原罪。
我能力有限，也還有很多很多缺點。然而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每一天都能用力地生活，盡力地完善自己，努力地為這個社會變得好一些而做一點點事情，很大一部分動力都是來源於這種深重的不安與愧疚。
我實在沒有理由不向前走；我實在沒有理由僅為自己而向前走。
沒有理由不拚命
讓我們孩子的不安與愧疚少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