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戰爭「8･13」淞滬會戰，粉碎了日軍「三月亡華」的迷夢。（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編者按：備受爭議的臺灣政治人物李敖於3月18日因腦瘤病逝，其一生行徑荒誕，經常大放厥詞，自認反蔣、反日、反美、反台獨、反民進黨、反國民黨，又公開支持中國共產黨和其提出的一國兩制與兩岸統一，認為共產黨使中國富國強兵。2011年顏昌海先生曾發文揭開他的彌天大謊，此文釐清事實，帶我們透視「民族英雄」蔣介石一生的偉大事蹟，天理昭昭，歷史自會還蔣公一個公道！
從李敖的彌天大謊看蔣介石的偉大和光榮
不久前，臺灣最著名的文化娼妓李敖和臺灣著名的文化娼妓陳文茜一唱一和，在鳳凰電視胡說八道。李敖在節目中說：現在有股妖風，海峽兩岸有一些人頭腦不清楚，替蔣介石幾乎做了一個翻案的工作；包括龍應臺，都美化蔣介石。
李敖出於台獨理念和共產思維的慣性，數十年來汙蔑、詆毀蔣介石。以前在臺灣還有些許市場，但隨著臺灣民主化進程，他就沒有販賣假貨的市場了，只好跑到大陸販賣，因為大陸假冒偽劣橫行，正好沆瀣一氣。然而大陸民眾也在不斷覺醒，臺灣的文化娼妓再怎麼搔首弄姿，也越來越迷惑不了人了。蔣介石的形象越來越深入大陸民心，就是最好的證明。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李敖曾汙蔑蔣介石消極抗日，且對淞滬會戰指揮不利。有大陸學者立即指出：淞滬會戰前日本已經占領東北、華北大部分，如果日軍從華北平原一路席捲過來，日軍將依托東北基地利用華北地區良好的路況進行補給支持，日軍將占盡機動，火力，補給，航空的優勢。顯然中國如果選擇華北平原任何一處，集結兵力作為預設戰場與日軍主力交鋒，都是自殺行為。所以中國必須開闢第二戰場，分散日軍在華北的兵力，並且使日軍在華北方向的兵力，無法與第二戰場形成合力；而第二戰場上，中國一定要擁有不能大大低於日軍的補給能力，機動能力，要能形成局部兵力數量上的優勢。第二戰場一經開闢，中國就應該能掌握整個戰局的戰略主動權，不能讓日軍有重新部署翻盤的可能。而蔣介石選擇上海作為第二戰場有以下幾個優勢：1、上海離南京近，長江中下游地區是蔣介石的自己勢力範圍，便於蔣介石的嫡系自己指揮——防止地方軍閥形成只保自己的現象，並且戰線較近便於補給；2、上海有太多的列強利益，蔣介石希望打上一陣後西方列強會出面干涉，或者把英美列強拖進戰爭來；3、在上海死死地拖住日本，為中國政府積極備戰爭取時間，為工業內遷爭取時間。
所以，從戰略上來講，蔣介石的淞滬會戰是有意義的，而且也達到了一定的目標——淞滬會戰更多的是政治戰爭，打破日本3個月滅亡中國的妄想，使得中國老百姓有信心抗戰。當然，中國也付出了很大代價：1、蔣介石過高估計了英美的力量，實際上淞滬抗日，西方列強就在那裡旁觀，甚至日本人轟炸了英美的部分區域，英美也沒有干涉。2、蔣介石沒有充分考慮日本上海間諜的力量，好多中國的防空炮以及對日軍艦的遠程岸基大炮都是讓日本間諜報告日本空軍摧毀的；防諜一直是蔣介石的弱項，他後來敗退大陸，很大程度上是敗在共諜手裡。3、蔣介石沒有充分考慮到日本人從杭州灣迂迴登陸包抄中國軍隊後路的可能性。4、撤退後中國軍隊沒有組織好，導致了撤退很多情況下成為潰敗。但總的來說，淞滬會戰是有得有失，得大於失。而且，淞滬會戰本身就說明蔣介石是積極抗戰的。反過來，毛澤東卻在整個抗戰中「在北方積蓄力量日後與蔣介石爭奪天下」，幾乎沒有打過一場大的對日戰役，充其量是將農村的日本軍隊擠到城裡去，發展自己的「根據地」。
孫元良為黃埔一期生，抗日名將。1937年在抗日戰爭「8･13」淞滬會戰中，孫元良率部堅守上海閘北陣地長達一個半月，粉碎了日軍「三月亡華」的迷夢。在淞滬會戰告一段落後，孫元良又下令八十八師五二四團第一營的官兵，固守「四行倉庫」陣地，掩護部隊後撤，親手將「死守上海最後陣地」的命令交給謝晉元團長，是歷史上有名的「八百壯士」。
參加淞滬戰役時，孫率部在上海廟行鎮擊退日軍，此役被當時國際間評為「國軍第一次擊敗日軍的戰役」，獲寶鼎勛章，擢升為國民革命軍第88師師長。2007年5月25日，孫元良因病在臺灣逝世，享年103歲。此前，他對媒體談過自己的親歷，並稱譽「蔣公是千年難遇的民族英雄」。
孫元良暢談民國21年淞滬血戰史實時，恰逢李敖在鳳凰電視上說，他囊無孔方時，每天為朋友代改小學生作文一百本，改得自己文章愈來愈臭。孫元良即以抗戰健在唯一軍長的身分，諄諄教誨了他一番。
李敖詆毀蔣介石的要害之一，就是對蔣介石的評價問題以及所謂「不抵抗主義」。孫元良說，蔣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難得一遇之曠世豪傑、民族英雄——五千年來，率全民，禦強寇，生死無悔，百折不撓，終將頑敵驅除，國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無第二人！最高國防會議推舉蔣介石委員長為陸海空軍大元帥、以軍委會為抗戰最高統帥部；羅斯福總統提議組織中國戰區，邀請蔣介石出任盟軍中國戰區統帥以及勝利後何應欽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主持日本投降簽字典禮，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連美國共產黨記者白修德，都坦承「蔣介石動員五百萬兵力同強敵不斷地作八年苦戰，為中國歷史向來之所無」！
造謠說「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在大陸官修的史書中鋪天蓋地。其實，9･18事變發生時，蔣介石正在南昌指揮剿共，聞訊即於9月20日回京，次日召集黨政軍首長會議，決定「一面訴諸國聯以求和平解決，一面準備自衛以謀抵抗……到忍無可忍時必須領導全體國民寧為玉碎」，可見蔣介石主張「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命令東北軍不抵抗的是張學良；日軍緊迫錦州時，蔣介石令張學良部積極抵抗，張卻不戰而逃。而中共中央卻於9･18後兩日即9月20日下達決議，號召「發展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消滅國民黨統治，武裝保衛蘇聯」，不是將9･18看作日寇侵華，而看作「反蘇戰爭的序幕」。
在《張學良口述自傳》中，張學良多次重申：「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令不抵抗，就是不要跟他們衝突！」長期以來外界都傳說張學良的不抵抗日軍，是奉了蔣介石的「銑電」，而最先提出所謂「銑電」的，就是那個慣於撒謊吹牛的作家李敖，原載於其編著之《張學良研究續集》，這一論調延續於李敖其他有關《蔣介石研究》系列叢書以及他與汪榮祖合著的《蔣介石評傳》。李敖稱「銑電」發於1931年8月16日；然據當代中國大陸史學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楊天石教授等斷言，無人見過此「銑電」，而李敖也始終未明示該「銑電」典出何處；張學良則斬釘截鐵地表示「沒這回事，瞎說！」
《張學良口述自傳》出版後，洛陽紙貴，於是極左人士又竭力渲染塘沽協定、秦土協定、何梅協定「喪權辱國」。孫元良說，這3個協定是暫時性的停戰協定，是處置緊急事件的方法，與外交無關。冀察政務委員會直屬於國民政府管轄，從該會成立至7･7抗戰爆發，北平完全受命於南京國民政府。倘這3個協定導致「半壁江山淪入日寇手中」，哪還會有以後的「張北事件」、「香河事件」、「豐臺事件」以及蘆溝橋事變的發生？歷史學家黃仁宇教授直指：「自9･18至7･7，這5年零9個多月的時間，是蔣介石一生對祖國最有貢獻的一段時間——聘用德國顧問，將陸軍典範令修訂公布，任用俞大維使步兵兵器標準化；設立軍用化學工廠，使最基本之軍械彈藥自足；空軍擴充至飛機6百架；又積極督導修建各省公路，完成粵漢與浙贛兩線。共軍西竄後，中央軍因進剿而將力量推移至雲南、四川、貴州三省，使之成為抗戰後期之大後方；又改革幣制、推行法幣、白銀國有、實施兵役法，才為全民抗戰打下堅實基礎。」當時國家政令不能統一，在中央有寧粵分裂，胡漢民在廣東另立國民政府；在地方，大小60多個軍閥割據自雄，中共又在贛湘鄂皖等省建立「中華蘇維埃政府」，用盡方法製造人與人之間的仇恨，在鄉間任意沒收鄉紳地主的財物，形同盜匪，且將有產者捆綁，遊街示眾，濫用私刑……凡此種種，當前線官兵聞悉鄉間的父老兄弟慘被清算鬥爭、姐妹遭受凌辱、家中屋宇被燒財物沒收，又怎能安心投入抗戰？！所以，蔣介石提出「先安內後攘外」國策，是正確的。而極左人士竭力渲染的塘沽協定、秦土協定、何梅協定的簽訂，只是個苦肉緩兵計而已。
華南師大歷史系左雙文教授也指出，1928年後南京國民政府一味忍讓，是為了爭取國際同情，「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之下，以當時中國的實力，面對日本那樣凶狠狡詐的強盜，不可能有什麼天才豪傑，不可能有什麼錦囊妙計，能夠在短時間內使中國立刻擺脫屈辱揚眉吐氣。它只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劫難逃的中華民族，只有經過煉獄般的磨煉，才有可能重獲生機」；「如果是為了整合內部力量，調整對外關係，加緊國防建設，有一些暫時的妥協，作出一些局部的犧牲，盡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鋒，特別是避免大規模軍事衝突，不給無事還要生事的日本強盜以擴大侵略的口實，也是無可厚非的」；「當國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動不動就破釜沉舟，在準備很不充分的情況下輕易決策，舉一國之生命財產投入於戰爭之中」，「如果是這樣，反而是不可想像的。」（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