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鳳雅媽媽（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8年6月6日訊】編按：今天，距小鳳雅的死已經整整一個月。鳳雅小小的身軀屍骨未寒，輿論卻已經經歷一重又一重的翻滾反轉。身處社會階層最末端，本應得到的福利常常被層層盤剝所剩無幾，而一旦出了錯被抓住了把柄，就會被放大成為輿論的眾矢之的，連自我辯解的機會都沒有。如今，事態也似乎趨於平靜，真相似乎已理清，但事件背後的問題，是否會有人問津？
高牆
我們這個社會，總是習慣性在悲劇發生很久以後，甚至是悲劇已經被忘得所剩無幾的時候，才有勇氣來直面造成悲劇的社會體制和深層原因。
而有一些人，可能永遠也沒有這樣的勇氣。
時至今日，對於王鳳雅小朋友死亡的事件，人們還在討論媒體人的倫理、家人的道德、慈善的操守……
凡此種種，都意味著人們還沒有勇氣、也缺乏知識，來面對結構性的深層原因。
王鳳雅小朋友死亡事件，是城鄉差距帶來的社會撕裂的眾多傷口之一，是社會等級化造就的底層苦難高牆的一隅。
這道傷口是所有社會成員的傷口，這堵高牆是所有社會成員的高牆。
小鳳雅媽媽（網路圖片）
王鳳雅因病去世後，很多媒體在討論，指責其母有之，指責志願者有之，指責新媒體有之，指責網民也有之。
但是，要想挽救更多的小鳳雅一樣患病的農村孩子，僅僅靠這些群體的努力並不足夠。給農村孩子配置更多的好醫生、提供優質的、低價的醫療資源，才是出路所在。
回溯鳳雅媽媽帶她看病的經歷，會發現鳳雅在許許多多的醫院接受過治療：南張樓村眼科診所、溫良口村衛生室、張集鎮衛生院、太康縣人民醫院、太康縣人民醫院老院區、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北京兒童醫院。此外，鳳雅還曾被送往河南省腫瘤醫院，但沒有被接收。
在五六個月的時間內，鳳雅媽媽帶著兩歲半的女兒，在這些醫院之間輾轉來回。
他們在村裡得到的診斷是角膜炎和白內障，村裡的醫生給鳳雅輸液，成分是消炎藥。對於鳳雅的病而言，這並沒有什麼治療效果。一個多月後，鳳雅高燒，村裡的醫生又給她挂了一個周的吊瓶。
這些都是無效醫療，但村裡的醫生不會知道。即使知道，他們也會先挂吊瓶試試看。
農村村醫的工資收入十分微薄，公共財政給村醫的工資水平極低。2017年，我參與了一個雲南省的村醫調研項目，在項目中接觸的雲南村醫，固定工資一個月只有幾百元，工資最高的村醫，也只有一千五百元。
因此，門診費就成為村醫收入中的重要部分，雖然每個人的門診費只有幾元錢。一般來說，除非是耽擱不起的大病，村醫並不希望直接將病人轉診。
鳳雅發燒後，在村衛生室輸液輸了一個周。一個兩歲半的小孩子，輸液不見好之後，居然能輸液整整一個周。是村醫的醫療水平有問題？還是衛生室的醫生始終想著「治了試試看」？
當然更可能只是由於這個村的村醫數量很少，每個醫生每天都要面對絡繹不絕的病人，沒有時間詳細考慮病人的病情。
2014年的數據顯示，城鎮每一千人，平均擁有9.7個衛生技術人員。而農村每一千人，平均只擁有3.77位衛生技術人員。這還是平均了東部富裕村莊後的數據。在雲南省的農村裡，兩千多人配備一個衛生技術人員是非常普遍的狀況。那裡的醫生從早到晚都在看病，醫生身邊永遠聚集著一群感冒的人。
如果村裡的醫生更多一些，更清楚地知道小鳳雅的情況，可能在更早的時候就會建議她去縣裡深入檢查。很多人批評鳳雅媽媽沒有及時瞭解疾病知識，但做這樣的批評時，需要明白，在農村，村醫沒有時間告訴病人該去哪裡瞭解信息。
被檢查出是癌症後，太康縣人民醫院對鳳雅媽媽說，建議將鳳雅轉到「大醫院」。這是醫院的常規操作，似乎很正常。可對於農村家庭而言，轉到大醫院的建議，意味著醫生什麼也沒說。除了知道應該去市裡以外，去市裡什麼醫院，收費多少，治療效果怎樣，有沒有可能被醫療詐騙？這些信息都是一片空白。
並不誇張的比喻，一個農村家庭進入大城市的醫院，無異於踏進修羅場。你不知道去哪裡吃飯，去何處住宿，不知道醫院哪些項目要花錢，也不知道究竟要花多少錢。這是一塊冷冰冰的陌生之地。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鳳雅媽媽聽到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醫生告訴她，住院要先交兩萬塊錢，一個月做一次化療。對此，鳳雅媽媽的第一反應就是：「我們拿不出這個錢。」
研究者普遍認為，我國衛生財政投入總體規模不足、城鄉之間分配不均。這一現狀帶來的直接後果是，個人直接支付部分佔衛生總費用的比例特別高。王紹光曾經指出，1978年個人直接支付部分佔20.4%，而2002年達到58.3%。「個人負擔如此之高，在全世界是極為罕見的。」
高昂的治療費用，足以讓這個家庭傾家蕩產，而他們還要負擔其他幾個孩子成長、上學。當記者問為什麼不帶孩子繼續去大醫院看病時，鳳雅媽媽說：「我覺得我做不到啊」。換到任何一個人身上，這都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
鳳雅媽媽終於找不到可以看病的地方了。去鄭州，他們沒有錢。去北京，他們不相信志願者真的能夠幫她女兒治病。去縣城，縣城已經明確告訴他們沒有治療的可能。所以，她只好把孩子安置在鎮裡的衛生院。
與其指責鳳雅媽媽不夠盡力，不如追問醫院本身：如果縣裡的醫院能夠蒐集一些「大醫院」的信息，並告訴鳳雅媽媽？如果市裡的醫院替他們想一些減免或者賒賬的措施？如果能夠把醫療價格限制在農村家庭可以承受的範圍內？一句話，如果能夠降低農村家庭外出求醫的門檻，鳳雅媽媽還會從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把孩子抱走嗎？
真正阻斷他們求醫道路的不是別的，是農民看病時面對的高昂費用。
集體
鳳雅一家，兩個孩子都是大病，可謂是遇上了天大的事。在志願者和媒體介入後，又有無數問題接踵而至。面對從未接觸過的狀況，他們毫無經驗，手忙腳亂，但從頭到尾，大多是一家人獨自應付。
如果村裡能有一些熟人組成的團體，建議積極求醫，分擔一些經濟困難，鳳雅媽媽很可能就不會把孩子從市裡的醫院帶走。在面對媒體的攻擊時，鳳雅一家人也不會孤立無援，如此被動。
農民家庭，在市場經濟裡，本身應對危機的能力很弱，一點風浪就容易把他們淹沒。他們非常需要相互團結，互相幫助。
可是現在，基層的組織大多名存實亡，作為農民互幫互助的集體潰敗了。農民正在被割裂成為原子化生活的個體。
農業文明裡的熟人社會被半熟人社會取代，社會主義時期建立的基層組織也喪失了活力。當單個的農民家庭遇到困難時，他們能依靠的只有他們自己。這時，很多人都會像鳳雅媽媽那樣，覺得自己根本無力面對重大變故。
鳳雅媽媽既想拚命救自己的孩子，又感受到自己能力的有限。她帶著孩子東奔西走，四處求醫，但是一遇到困難她就會躊躇犯難。究其原因，就在於他們這個小家庭承受不了這種變故，又沒有更大的集體來幫助他們。
如果說中產階級的原子化，只是加劇了他們的孤獨感和不確定性的話，那農民生活的原子化，真的會把他們拋入到危險的境地。
農民生活去組織化的嚴重後果，不僅僅在得了大病的緊急情況下體現出來。近些年，農村黑社會猖獗，正氣不張，風氣不正，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互幫互助的農村集體抑制黑惡勢力。農村老人自殺率很高，一些老人自殺後很長時間沒人發現，在一定程度上也該歸罪於集體力量的缺失。
2016年，我曾考察過內蒙古的一個村莊。村裡的農民成立了生產合作社，一起勞動，選出代表與糧食公司議價。村子裡的風氣很正，感情好，各家各戶的事情相互都知道。這和沒有集體組織的村莊，完全是兩種不同的風氣。
農民有著天然的原子化傾向，在這種背景下，尤其應該鼓勵農民自建互幫互助的基層組織，遇到困難一起出主意，家裡有事相互幫忙。在鳳雅的悲劇事件裡，至少會有更多人去接待志願者，而不至於把鳳雅媽媽逼到這個地步。
城鄉
在志願者和網友眼裡，鳳雅媽媽對女兒的治療措施難以理喻。
在北京治療無果後，鳳雅媽媽把孩子帶回了家，在鎮上的衛生院住院。志願者對此十分憤怒：「楊美芹帶著小鳳雅已經回家，他們趕到了太康縣，確認了當時鳳雅還活著，在張集鎮衛生院。兔唇的兒子在北京高檔醫院，垂危的女兒在鄉鎮衛生院，籌款花到誰身上了？」（《王鳳雅小朋友之死》，有槽公眾號發布，原文已刪除）
但對於鳳雅媽媽來說，連北京都已經去過了，她已經沒有辦法了。作為農村家庭，離開當地後，哪怕進入縣城，也無依無靠。如果不是有人幫忙，她們在北京根本沒辦法照顧好孩子。
在志願者眼中，鳳雅媽媽讓重病的女兒在鄉鎮衛生院輸液，等同於放棄了對她的治療。
可對鳳雅媽媽來說，鄉鎮衛生院比村裡的診所更高一級，收費也會更貴。如果不是在鄉鎮衛生院輸液，他們沒有別的地方安頓孩子。
志願者眼中，是一個吝嗇的母親讓小鳳雅在鄉鎮衛生院輸液。
但在這位母親眼裡，她正在花掉自己所有的積蓄。
在城市中產的世界觀裡，十五萬隻是一年或兩年的工資，並不難募捐到。
但鳳雅一家人的朋友圈很狹窄，第一次募捐，只有一萬多。多次募捐，在多個平台上求援，他們一共也只收到三萬八千多元。
所以，在聽到醫生說孩子只能進重症監護室，每天費用一萬多的時候，鳳雅媽媽選擇了回家。她很明白地知道，她們家的積蓄連十天都撐不過去，而這是一個無底洞。
但在志願者看來，這是因為鳳雅媽媽非要醫生回答能否治癒，而醫生顯然給不出這樣「非黑即白的回覆」。於是，不講道理的鳳雅媽媽帶孩子離開了鄭州。
志願者和自媒體平臺發布的文章中，對於鳳雅媽媽的舉動，他們不僅是憤怒、不解，字裡行間還夾雜著鄙視的情緒。他們鄙視鳳雅媽媽吝嗇，一直讓孩子在鎮裡輸液。他們鄙視鳳雅媽媽文化水平低，不理解現代醫療規則，想要從醫生那裡得到承諾。
志願者們和鳳雅媽媽的溝通很不順利。鳳雅回家後，明明知道鳳雅的地址，他們還貼出尋人啟事，希望用輿論壓力來迫使她和他們合作。志願者的鄙視心理悄悄滲透在這些細節裡，可能他們自己都沒有反思過。
大概也正是由於這種潛藏的鄙視，志願者們一再強化對鳳雅媽媽的邪惡想像，最終寫出了這樣的謠言：「（楊美芹等）利用小鳳雅存活的希望行騙。小鳳雅在最後一個月裡，躺在衛生所的病床上，吊著毫無意義的生理鹽水，一分一秒地煎熬著，而她的親人，都希望她快點死去。只有她死掉，那筆捐款才能落到實處……」（《王鳳雅小朋友之死》，有槽公眾號發布，原文已刪除）
即使到了現在，人們瞭解了鳳雅媽媽的困難，知道她並沒有詐捐後，這些鄙視依舊沒有消失，誤會還是沒有解除。
在5月29日騰訊新聞的一篇文章後面，點讚最高的網友留言是這樣的：「根本沒有所謂的反轉，王鳳雅的家人除了沒有挪用捐款給家裡的男孩看病之外，其他的行為都是消極的不作為的。」（今日話題：《批評王鳳雅媽媽的做法，並非把城市精英的道德強加在農村人身上》）
可實際情況卻是，王鳳雅的家人帶著她從村裡、鎮裡、縣裡到鄭州、北京，跑遍了他們所能想像和接受的地方。鳳雅媽媽自學了軟體，到處募捐，為她兩歲的女兒流盡了眼淚。
這些事情，網友都知道，但網友還是認為，她的求醫過程非常消極。
鳳雅和媽媽
騰訊新聞的文章《批評王鳳雅媽媽的做法，並非把城市精英的道德強加在農村人身上》，更是指責鳳雅媽媽「順應命運」的農村倫理，不能原諒楊美芹不聽從醫生和志願者建議，不積極求醫的態度。文章說：
「只要有救治家人的決心，很多文化水平不高的人都能‘久病成醫’。」
「‘眼球摘除手術大概幾千塊錢，裝一個假眼義眼一萬多，化療每次三四千加上所有住院費不會超過5000塊錢，做4次化療，包括交通食宿五萬塊錢也就夠了。’這並不是一個大到難以讓人接受的數字。」
發出這篇文章時，騰訊新聞已經知道，鳳雅媽媽閱讀能力很差，一開始她連「雙側眼球內母細胞瘤「是癌症都不知道。她女兒的病根本沒有給他「久病成醫」的機會。
騰訊新聞也知道，文章裡說的五萬塊錢，不是醫生告訴鳳雅媽媽的數字。如果不是記者找關係聯繫上了一個好的醫生，醫生決不會慢慢坐下了跟你談，你的孩子多少錢能治好。他們只會說，先去交錢吧。而鳳雅媽媽沒有那麼多錢。
騰訊新聞還知道，在他們引用的材料後面，還有一句被他們忽略的話：「保眼治療貴一點，費用大概是十幾萬。」對於每個月收入只有兩千多元的鳳雅的家庭來說，這個價錢並非不是「大到難以讓人接受」。
在許許多多的新聞報導之後，「城市精英」們依舊難以理解楊美芹的苦衷。他們無法理解農村，難以理解底層。這並非是城鄉倫理道德的衝突，這只不過是城鄉撕裂的一種表徵，一道傷口。
如果人們的記憶沒有那麼快被時光洗滌，或許還記得甘肅的楊改蘭，那個殺死四個孩子又自殺的農村婦女；或許還記得雲南的小龍，那個除夕夜自殺身亡的留守兒童；或許還記得廣東的許立志，那個風華正茂卻匆匆逝去的青年工人。他們殘酷的選擇沒有那麼難懂，他們只是被福利體系的網路遺棄，他們只是被高速前進的社會拋出。
在一片喧囂中，楊美芹的丈夫王輝甚至沒有在家多做停留。他匆匆忙忙外出，去建築工地打工了。他並不是腦子不好用，他恰恰是深刻知道，抓住工作機會，存一點錢，才能真正守護這個搖搖欲墜的家庭。
但，城市精英們，還是不懂這一點。
城鄉之間的互不理解，正在成為農村的嚴峻挑戰，也一直是整個社會的頑疾。
參考：
《中國衛生和計畫生育統計年鑑2015》。
楊林等：《城鄉醫療資源非均衡配置的影響因素與改進》，《經濟學動態》2016年第9期。
王紹光：《巨人的瘸腿：從城鎮醫療不平等談起》，《書摘》，2006年第2期。
作者：熊成帥編輯：默默然美編：黃山
土逗公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