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中晒柿餅的臺灣農民（BENJAMIN YEH/AFP/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8年6月9日訊】大陸女作家綠妖的非虛構作品《如果可以這樣做農民》由青橙文化策劃，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為寫作本書，綠妖走訪臺灣60餘位農民、10餘個民間團體與臺灣當局，細膩地呈現出臺灣農民享受生活的農村生態。書中聯結臺灣農業、歷史、經濟、民生、環保、社會創新等多個維度，相當豐富地呈現出臺灣鄉村現代與傳統的博弈、結合，農人的尊嚴、創造與堅守。
綠妖書中的臺灣農民，和大陸的農民很不一樣。
按照綠妖的觀察
「……我所見的農人，尤其是出現在城市裡的農人，總有倉皇自卑之色，沉默寡言」；
「在臺中鄉下，我列席產銷班會議，一個鄉村的微型社會結構呈現眼前，它內部有利益合作、人情往來、技術學習，是血緣結構之外的另一種補充。我請教其中一人姓氏，該長者微微欠身，‘小姓黃’，舉止間的優雅矜持難以言喻。看似粗獷的書記，記錄班級活動，竟是一手端麗雋拔書法。七十歲菜農劉勝雄還在大學上農業培訓班，跟教授學習，學著接受田里長草的新理念，‘臺灣農民都很聰明的，看一眼別人怎麼做，就會了。’他眨眨眼，又俏皮又自傲。」
「自傲，這是臺灣農人給我的最深印象，不論貧窮富裕，他們都有一種怡然自傲之色。它從何而來，是他們比大陸農民更富裕嗎？不見得，大陸農人許多在城市打工，收入可能比他們還高。我試著分辨其成分，隱約是一種安全感和歸屬感混合的自我認同。生活中按部就班的規則多，遇到事情，你可以知道自己從哪裡得到什麼樣的支持……不富裕但殷實的生活也支撐了農人的自傲。」
作為縣城長大的作家，綠妖的觀察未脫文藝女青年的範兒。關於臺灣農民的「怡然自傲」，有著更豐富的內容。
向總統候選人揮手致意的農民（ROMEO GACAD/AFP/Getty Images）
首先，臺灣農民的私有財產和公民權利，在臺灣的民主制度下得到了保障，這是他們安全感和歸屬感的基本來源。
2004年，臺灣陸委會邀請於建嶸去訪問，於建嶸見到臺灣老百姓，都問同樣一個問題，地方官員不經你同意把你的房子拆了怎麼辦？99%的臺灣老百姓回答說，不可能，他怎麼敢拆我們家房子？於建嶸說，假如拆了怎麼辦？臺灣老百姓告訴他，那就到法院去告他，法官就會重判這個不經同意拆房子的官員，假如經過我同意賠十萬，不經我同意他可能要賠一百萬。
於建嶸接著問，假如法官不立案或者不依法判怎麼辦？臺灣老百姓又回答說，不可能，他怎麼敢不立案啊，這個問題很簡單，我有房產證，他沒有合同拆了我房子，他錯了，他必須賠。於建嶸說假如發生這個問題怎麼辦？臺灣老百姓說，那我就找議員去告他，我的議員調查完之後，就會開新聞發布會，就會在議會上提出來，這個官員和這個法官都完了，做不了了。
於建嶸接著問，假如這個議員不管你這個事怎麼辦？這時，臺灣老百姓都煩了，說「你這個大陸人怎麼這麼多假如呢？這種假如怎麼可能發生呢？這不是我想讓議員做的事，這是議員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議員天天做夢都希望發生這個事，他怎麼會不來呢？不可能的！」
於建嶸說有可能，臺灣老百姓說不可能，他們有聯繫議員的那個電話卡，那就打電話試吧！一打電話，那個議員在附近，接到電話很興奮就趕過來了。但是，於建嶸還是不甘心，他接著問，假如縣議員就是不來怎麼辦？臺灣老百姓告訴他：那很簡單啊，他不來，下一次選舉，他到我家來拜票的時候，我會把他用髒水潑出去，他就當不了議員！
從臺北走到臺南，於建嶸得到的就是這麼一個結論。這個問題，他還問了許多國家的人，包括日本、德國、法國，包括美國的很多人，基本回答都是差不多的，邏輯是一樣的。
其次，臺灣農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的收入相差不大。
根據綠妖的觀察，臺灣和大陸走過的軌跡是相似的，前幾年沒有年輕人回到鄉下。這幾年，全球經濟放緩，大城市失業率增加，鄉下成為了降低失業率的緩衝區，年輕人陸續回到鄉下。臺灣也有政策給農民一些種地的培訓，種地的機會，他們也有這樣的渠道回去。
最重要的是，回到鄉下，收入不比在城市低很多。綠妖採訪的一個農民，在鄉下種香菇，收入比他在臺中市做電腦工程師收入還要高。做工程師的時候，每個月收入3.5萬台幣，他要生小孩了，覺得負擔很重。回到鄉村之後，半年就賺到了他以前一年的收入。雖然做農民收入低一點，但是居住的地方大，環境更好，考慮綜合指數的話，年輕人回到鄉下，就可以接受。
種植馬蹄蓮的臺灣農民（PATRICK LIN/AFP/Getty Images）
第三，臺灣的農民，有受到法律保護的結社權和利益表達機制。
綠妖在臺灣看到，臺灣的農民有各種各樣的組織，分別擔負各種不同的功能。臺灣的農民過60歲，每個月就有7000元新台幣的補貼，並且還會隨著物價波動調整。這一福利並非從天而降，是農民上街遊行爭取到的。
臺灣官僚機構在制定農業政策時，也會出現想當然的情況。比如，政府推出一個休閑農業的法規，最初規定要有50公頃的地才能做休閑農莊，臺灣人均是1.1公頃，很難達到這個要求。政府很尷尬，優惠政策沒人領，而農民自己的休閑農莊遍地開花，這一法規10年當中調整了四五次，不斷貼近農民的實際情況。由此可見，臺灣民主制度下的政策法規，具有高度的彈性和靈活性，它順應農民的要求。
第四，臺灣農民有受到法律保護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傳統，他們能夠保有精神上的自給自足。
臺灣有大大小小的廟，他們拜各種各樣的神，大道公、媽祖等等。哪怕種地沒那麼掙錢，但是他們還是懷著感恩的心拜皇天厚土，厚土就是土地公。他們甚至拜果樹，因為果樹養育了人。另外，臺灣農民稍微大一點的姓都有祠堂，祠堂傳了好多代，到現在還有人去清掃、上香，這其中有一種綿延、恆定的東西在支撐著。綠妖覺得，這不是封建也不是迷信，而是一種情感。
在綠妖看來，臺灣也很現代。她去的那個地方叫新社區，在山裡的鄉下，要爬山。火車不到，出了火車站還要再轉汽車。在那裡，想去7-11商店也是有的，臺北屈臣氏裡看到的面膜，女孩喜歡的化妝品這裡也都有。美濃也是鄉下，有一批知識份子回到鄉下重建社區。這裡有臺灣鄉土文學傑出的奠基人之一鐘理和的紀念館，雖然不是很大，裡面有他的手稿、生平，去世時候戴的破舊不堪的眼鏡。
綠妖認為，美濃很文明，「你在那裡行走，當地的民宿爭奇鬥艷。我們住的地方就是一邊種著睡蓮，環境很好，房間裡還掛著藝術品，因為這是一個畫家來經營的。設計完全是農民自己設計的，他們這一代五六十歲的農民，都是走南闖北，出過國的，眼界很廣。你可以看到他們的審美是不俗的，民宿非常精緻，不是說很豪華，而是說有審美在裡面，住在裡面很賞心悅目，院子很寬敞，有湖，有青山，晚上散步覺得心曠神怡，我就覺得很文明。」
作為一個在大陸農村生活多年，戶籍至今仍在農村老家的北漂，我深刻地理解大陸農民的倉皇自卑。在農村，我多次見過，由基層政府組織、地痞流氓參與的「執法隊」，拆掉違反計畫生育農民夫婦的房子。我也曾見過，農民不願意種棉花，基層政府組織的工作人員就去鏟除農民的水稻秧。
我父母在鄉下，這幾年才能享受到一部分醫療費用報銷的福利，以及責任田的微薄補貼。在農村種地的農民，收入遠遠比不上進城打工或做小生意。最關鍵的是，世世代代耕作的土地，到現在產權不明。而他們的基本權利被侵犯時，常常「喊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此外，農村成為了城市排污的出口，老家村莊附近的幸福渠，成為縣城居民和一些工廠排污的臭水溝。
老家的鄉親們，到現在為止，依然不得不依靠子女和後輩養老。而農村的實際情況是，很多青壯年都外出打工或者在城鎮居住。子女每月按時足數給老人支付生活費這樣就已經算不錯了，有的子女對於老人不管不問，也不給或者剋扣生活費，讓老人難以維持基本的生存所需。我的一位堂奶奶有四個兒子，因為平常照顧她最多的兒子在六十多歲後去世，她80多歲的高齡，從病床掙扎到旁邊的水塘投水自殺。
大陸的農民，被城鄉剪刀差困頓多年，迄今為止，他們中的一部分依然被國家遺棄，老無所依。即便現在可以進入城市打工，戶籍的藩籬仍然無法讓他們就地安居。他們不能享受和市民同樣的福利待遇，子女也不能在當地高考。最發達的北上廣等一線城市，也是歧視他們最甚的地方。在農村，他們不能自行組織農會，維護自己的權利；在城市，他們無論是打工還是經商，也不能組織自己的工會或商會，保護自己的權益，為孩子爭取平等的教育權。
權利有保障，利益表達有出路，經濟上很殷實，精神上有信仰，文化上有寄託……這些即便不是臺灣農民「怡然自傲」的全部來源，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這些因素如果消失，農民怎能不倉皇自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