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料理私人行李，正要招呼他一同進城予以款待時，他竟神速離場，不知去向。（網絡圖片）
民國二十年我在武漢與共匪展開地下鬥爭及這次破獲要案後的次年春間（指破獲共產黨顧順章案），彼時委員長蔣公因一時下野後，應全國軍民之懇切邀請，自奉化返南京復職。某夜在陵園一個小山上的別莊內，委員長召集那時中央及各地方主持政治保衛的高級幹部訓話，並檢討過去得失，是晚戴笠雨農將軍是最後冒雨趕來參加的。在散會片刻中，見戴單獨向蔣公報告要務。在蔣公離場後，由別動隊總隊長康澤介紹戴與我相識。次日上午，前一天晚上曾出席會議的全體人員，在中山路三O五號根據蔣公指示舉行會議，檢討如何加強對付共產黨破壞國家社會之方略，亦即「××社」與「××社」兩個政治保衛的秘密組織的產生開始。
其時，我與戴笠為鄰坐，散會後戴表示願到隔壁我住的中央飯店談談，他到我旅室僅談片刻，即邀我到他的雞鵝巷辦公處（戴的發祥地）一轉，他那時名義上是第一師（胡宗南師長）的駐京辦事處長，據聞他復擔任該模範部隊內部思想調查任務，加以其本人常駐首都，爭取關係，更為方便，當時他引導我參觀胡宗南所住的臥室，常表示胡來京機會不多，我可下塌該處。我以立場關係，未便冒昧接受招待，當予婉謝。隔數日，戴派人送一張本人照片，題稱「孟堅先生」並附現款一包（大約一、二千元），我當收下照片，贈款原封退還，書片道謝。在那時，康澤也邀我遷往他手創的中國日報。因上述兩個新興的政治保衛組織，各自爭取有力幹部，我始終抱定自由獨立反共立場，既不事「齊」，亦不事「楚」，僅保持與陳立夫先生在工作上唯一的關係。我因看出環境複雜，會議未終，即稱病回武漢，赴帳房結帳時，竟稱戴先生已代結付。當時考慮，認他既如此厚情，卻之亦屬不恭，且不願為此瑣碎而糾纏，但對其爭取友誼的熱誠，內心深感驚異，其手面如此闊大，亦其後成功條件之一。及後戴雖接近「××社」，而其個人另有組織，畢竟一枝獨秀。
數月後我又因公赴京：自京乘水上飛機飛返武漢，在機中與戴相遇，二人並坐，正交談中，飛機忽生故障，在安慶附近江中作強迫降落時，戴讓我隨著他咬牙閉口，兩手塞耳，僅用鼻孔呼吸，以防吐嘔，終於安全降落。他安定之後，向我說：「我們從此算是患難朋友。」待抵漢口水上機場，我先料理私人行李，正要招呼他一同進城予以款待時，他竟神速離場，不知去向。這是他「來去無蹤」的現場表演。
及至二十一年秋間，我奉命結束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偵緝處。我所掌握的反共幹部及自首人員，除由彼時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借調八人外，其餘移交中央調查科及三省剿匪總部新成立的第三科（主持對付共產黨及其他政治任務）。初由彼時委員長侍從秘書鄧文儀先生兼任科長，隨後改由戴兼任，故戴以往幹部中，有許多是我舊屬即源於此。接著我出任湖北省會警察局長，而戴於彼時接辦浙江省警官學校，他推薦趙龍文任校長，戴本人兼該校政治特派員，這是他著手掌握全國警政的開始。他因悉我整頓武昌警察，略有成就，特邀我赴杭州參觀他所主持的警校，並參加趙龍文校長主持的座談會，我與龍文結為友好，即始於其時。
其後戴每次來武漢，必須由他自動給我電話，或派車接我去談，從不告知其寄寓所在。那時我仍兼任平漢鐵路黨務特派員，當我視察沿路黨務到達北平時，他偕其助手鄭介民將軍在北平長安飯店招待我，彼時鄭似代他負責北平工作，他委鄭照料我，從此我與介民兄結為友好。戴彼時對我說：「你捕獲共匪中央特務首要顧順章時，我親身聽到委員長指示，責成你指揮掌管，你可否設法將顧移交給我運用？」我告以顧某被捕送往南京後，即移交中央黨部調查科掌管，而我此時工作立場，對此事更無發言權，他頗為諒解。
此後又有一有趣的故事。某日我在警察局辦公室，忽然接到兩位女性自漢口打電話給我說：「我們兩位是戴先生的朋友，戴先生有一紙條給你（指我）請你照料我們。」我不知內情，只好親自過江，到漢口法租界德明飯店訪問她二人。這兩位年輕貌美的女子告訴我說她們來自天津，戴先生匆匆離去，留下此一紙條給我。我一看確是戴的親筆，只好予以應付，當問她們有何要求，答以只要代買車票回天津，其時未便查詢她們的來歷與戴的關係及任務，只好借本身為平漢鐵路黨務特派員身份向鐵路局要免票二張，讓她們回天津。因我彼時對這位「神出鬼沒」的將軍，採取警戒態度。後來見戴，他亦未再行詢問這兩女子的事。
自此以後，武昌警察的改進，已被國人注意。而戴將軍的地位，更為上升，彼時好幾個重要城市的警察局長，均由戴委派。有一次見到他時，曾以試探的語氣問他：「何時接收武昌警察？」他立答稱：「我要留著你訓練的武昌警察作為全國警察模型」，言下既流露出他大權在握，又表現了他的英雄氣概。在我任職武昌二年後，他曾一次贈武昌警察德製左輪手槍二百枝，使我的警容與警力，大為一振，全體警察，同感興奮。
待抗日軍興，他駐在武漢時間較多，某日他突然來訪，說要將自德國返國的友人介紹與我相識，因悉我已將家眷送重慶，桂永清夫婦僅借住我家的樓上房間，希望借用我的樓下房間，次日他介紹甫卸任駐德武官唐縱（乃建）先生見面，並邀其下榻我家。因唐先生新職為委員長侍從室秘書，辦公處即位於我家鄰近。原戴的鐵血組織，唐兄係首任書記，戴的組織基礎，實由唐兄協助奠定，其後戴對國家作種種貢獻，唐兄亦與有力焉。先總統蔣公知人善任，除調唐兄入侍從室任職多年外，遷臺後，出任執政黨中央秘書長，復任駐韓大使，貢獻甚大。
迨抗戰時，武漢撤守，武漢警察改編為湖北省警衛部隊，當我行軍至宜昌時，忽接戴來電，希望將我所統率的警察，改編為財政部緝私總隊，我出任財政部緝私署副署長兼總隊長，當復電云：「武昌警察多屬湖北子弟，今後任務，須聽湖北省府決定。」我雖婉拒，他並不因此而有何反感。
及我出任蘭州市長以後，因蘭州為其訓練根據地，他在蘭州九間樓設有辦公處，市府所屬警察局長亦為他所指派，彼時沈覲康局長性情暴躁乖僻，各方難與相處，他自我處得悉，立即撤換，我深感其合作態度之認真。
我在蘭州任職數年間，每赴重慶，他必派車迎往其曾家岩寓所暢敘，並予厚款。我與陳質平大使論交，亦始自在戴府與他相識。人僅知戴將軍以手槍作對付敵人的工具，不知他把手槍當作欣賞品，在其寓所特闢一室，將其不斷自各國購得的有名手槍，一一陳列，他曾數度導我觀賞。
再在接近抗日勝利時，他特邀我赴重慶郊區磁器口，即他的「大本營」所在之處，住了三晚，日間引我參觀其主持的中美合作情報設施，及其訓練好的數十頭警犬表演，晚間談論未來事業前途，最後勸我辭去蘭州市長職務，轉仕重慶特別市警察局長，並說：任警察局長三個月後，擔保我升任特別市長，我當答稱﹕「我不願從這個官場搬到那個官場，如果你給我一個特殊任務，或讓我乘飛機帶降落傘傘兵數百人，突襲敵區任何一個目的，我願立即從命。」他最後感嘆說：「我一向想爭取任何人，沒有人不表示樂從，現在有幾位駐外使節，都供我驅使，唯兄數拒我矣！」說這話時，雖有悵悵之情，卻無不快之意。我遂笑著安慰他說：「我是你的預備隊。」他亦甚為諒解，並不計較。
抗戰勝利後。他接收許多敵產，當我去上海前曾電請戴將軍為我安排一臨時住所，他竟將狄斯威路敵產房屋一棟，配給我住，使我其後因公赴滬，停留有所，深感這位鐵石心腸的將軍給我的情誼，而非言語所能表達。勝利不久，忽聞其乘機失事的噩耗，竟爾與其革命事業辭別，痛悼之餘，誠為國家嘆息。許多人說：「如果戴雨農不死，大陸不會淪陷。」我曾答稱：「這話言之過甚，不過戴如不死，可以給予共產黨更多破壞，更多的失敗，則為必然。」再補充一語：「雨農兄是動亂時期中的『強漢』，亦是反共救國的忠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