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獻《天人三策》，漢武帝採用了董仲舒的建議，下詔「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使儒學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想，並對中國後代的政治、社會及文化等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圖為位於陝西西安的漢武帝雕像。（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續接前文：漢武帝策問與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上）
漢武帝策問與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中）
漢武帝聖明睿智，他胸懷大志，勵精圖治，探尋至高的治國大道，希望受天之佑，百姓和樂，政事宣昭，德潤四海，施乎方外，延及群生，達到盛世天下。
漢武盛世是怎樣開創的？為什麼漢武帝的許多開創和變更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和社會的諸多領域上千年？
這些問題並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回答清楚的，有著各個方面的因素和深刻的時代背景等。
本文選擇其中的一個視角，那就是漢武帝策問與董仲舒回答策問的《天人三策》，從中可以反映出漢武帝的雄才大略以及他在治國政策上積極進行變更和革新的思想探索歷程。
以下為漢武帝策問的第三部分與董仲舒針對策問的回答。
漢武帝策問道：
「聽說‘善於談論天道的，一定能找到人事來印證，善於論古的，一定能在現實中得到證明’。」
（原文：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征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
「所以朕垂問你們天人感應的關係，上感漢唐堯虞舜的美行，下驚懼夏桀商紂的暴政，他們的歷史軌跡昭示了逐漸趨向渺小、逐漸趨向滅亡、逐漸趨向顯著、逐漸趨向昌盛的法則，我要汲取他們的經驗教訓虛心改正。」
「子大夫們明曉陰陽的變化和作用，熟悉先代聖王的治國之道和功業，可是你們的文章並沒有把這些充分表達出來，難道是你們對當代的政務有什麼疑惑嗎？有些道理和觀點沒有系統整理和完整表達，大概是由於我的策問不夠明白清楚？或是我的策問讓人迷惑？」
「堯、舜、禹三代聖王所遵循的刑賞教化法則起始於不同的年代，然而都有所變更，可有人卻說道是恆久不變的，這兩種說法意思難道是相互矛盾的嗎？」
「現在子大夫們既然已經寫出了大道的最高原則，陳述了治理亂世的方法，希望你們再說詳細些、深刻些、週到些。《詩經》上不是說：‘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我要親自看你們的對策，子大夫們要努力闡明你們的見解。」
（註：《詩經》原文為：「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大意是，君子呀，不要貪圖安逸碌碌無為。應恭謹從事忠於職守，與正直之士親近伴隨。神明會聽到這一切，從而賜你洪福祥瑞。）
董仲舒又對策道：
「臣看到《論語》上這樣說：‘有始有終，這只有聖人才能做到啊！（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很榮幸地承蒙陛下的恩惠，留心聽取我們這些接受過傳統學問的臣子的意見，又一次下達英明的冊文，希望我的淺薄的議論接近前代聖王治國之道的宏旨大義，敘述明白前代聖王德政之舉的基本規範，這樣的本領不是我這樣愚鈍的臣子所能具備的。」
「先前臣所上的對策，對於前代聖王治國之道的闡述，有些道理缺乏系統整理和完整的表達，沒有窮盡其發生之本原，在綱紀準則上沒有辯明其最終之歸宿，語言敘述不清晰，意旨不明瞭，這是微臣我學識淺薄、見聞不廣的罪過啊。」
「策問中說：‘善於談論天道的，一定能找到人事來印證，善於論古的，一定能在現實中得到證明。’」
「臣聽說，天是萬物之始祖，所以天覆蓋包含林林總總的大千世界，而沒有任何事物可以例外。天設立日、月、風、雨來調和萬物，使之融洽和諧，通過陰、陽、寒、暑來生育萬物，使之自然長成。所以聖人效法天而立道，遵循天命制定大政方針，他們也像上天那樣博愛而無私，廣佈盛德施之仁愛來厚待百姓，使民風敦厚，申明大義設立義理和禮制去引導百姓，使民情和暢。」
（原文：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
「春季是天用來生育萬物的，使萬物萌生，仁是人君用來愛護百姓的；夏季是天用來滋長萬物的，使萬物長成的，德是人君用來養育百姓的；秋霜是上天兆示蕭殺的，刑法是人君用來懲罰罪犯的。由此觀之，天和人相互驗證，是從古至今不變的真理。」
（原文：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
「孔子作《春秋》，上研究、遵循天道，下考察、瞭解民情民風，借鑒往古之事，對照現實之情。所以，《春秋》所譏諷、批判的，都是災害兆示的無道事件；《春秋》所憎惡的，都是怪異降臨的動盪年月。孔子真實地記載天子、諸侯的過失，兼顧敘述災害怪異的變化，用這種辦法證明人的所作所為，行為的好和壞，無論其多麼完美、多麼醜惡，都是和天地相通並且互相感應的，這也是《春秋》展示的上天的一個奧秘啊。」
（原文：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古時候朝廷專門設立掌管教導訓化的官，職責是用德和善、用美好的道德規範教育感化百姓，百姓受到教育，思想變化之後，經常出現一年到頭沒有刑獄案件的情況。」
「如今朝廷廢棄這種制度，廢除了這類官員而沒有重新設置，無人管理教育感化百姓的事情，致使百姓放棄行義，而不顧死活地去謀取財物和私利，所以違法犯罪的人就多了，每年發生的刑獄案件數以萬計。由此可見，往古聖朝的一些做法是不能不採用的，所以《春秋》對於那些改變往古聖朝的做法的行為總是持批判的態度。」
「上天的意願和宏圖大略稱為天命，天命必須由道德高尚的聖人來踐行；人的本質和稟性是人生之就有的，是與生俱來的本性，這種本性不進行教育感化加以訓導就不能向好的方面發展；人為己為私以及由此產生的想法是慾望，人的這些慾望稱為情，這些慾望不用法令制度去約束不能受到節制。」
（原文：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
「所以做君王的，對上很謹慎地秉承天意，以順天命；對下教育感化百姓，使之養成良好的道德風尚；建立法令制度適應治理國家的需要，明確上下尊卑之序，防止人們私慾膨脹；這三個方面的事情做好了，國家的大政方針就確立起來了。」
「人受命於天，所以不同於其他的生靈，並超然於其他生靈之上。在家有父子兄弟之親，在外有君臣上下之義，人們平日相聚或巧逢路遇，就有尊敬老人和分別長幼的規範，心情舒暢時可以用禮樂來抒發情感，歡快高興時可以向他人施予恩惠使大家親近友愛，這是人之所以尊貴的體現啊。」
「種植五穀作為食物，播種桑麻用來做衣裳，飼養各種各樣的家禽家畜，馴服耕牛乘坐馬匹，圈養烈豹欄馴猛虎，這都是因為人類得到上天賜予的靈氣，使人類比其他生物尊貴啊。所以孔子說：‘天地之性人為貴。’」
（註：「天地之性人為貴」——據顏師古註：「《孝經》載孔子之言也。性，生也。」見《孝經》：「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大意是，孔子說：「天地萬物之中，人是最尊貴的。而在人的品行中，最高尚的是行孝道。」）
「人們明白了天性，就知道自己比萬物可貴；知道自己比萬物可貴，然後知道仁義，人與人之間應當講究仁愛和大義；知道仁義，然後注重禮節，就會懂得禮儀並自覺地約束自己的行為；注重禮節，然後安心處於善道，就會心安理得地去做好事；安心處於善道，然後樂於遵循天理做事，就會自覺遵循上天規範的倫理道德；樂於遵循天理，然後就可以稱為君子了。所以孔子說‘不知命，亡以為君子’，講的就是這個意思啊。」
（原文：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之。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
（註：「不知命，亡以為君子」——語出《論語》：「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一種理解是，不知天命，就不能成為君子；不知禮儀，就不能立足於社會；不善於辨別人的言論，就沒有辦法判斷人。」）
「策問說：‘上感漢唐堯虞舜的美行，下驚懼夏桀商紂的暴政，他們的歷史軌跡昭示了逐漸趨向渺小、逐漸趨向滅亡、逐漸趨向顯著、逐漸趨向昌盛的法則，我要汲取他們的經驗教訓虛心改正。’」
「臣聽說積少就能成多，聚小就能成大，因此聖人無不是積累暗淡的微明而達到光明，從不為人知變得德行顯著。（眾少成多，積小致臣，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所以堯位列諸侯而發達，舜處深山而興起，他們的威望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逐漸達到的。」
「話由自己說出，就不能再去堵塞；行為由自己做出，也無法再來掩蓋。言和行，是君主治國安民的重要方面，君子因其言行而感動天地。所以積小成大，不舍棄小的東西就會有大的收穫，謹慎地對待每一件細微的事情和注意自己的言行，就會養成良好的道德情操，逐漸顯達。《詩經》上說：‘只有這個周文王，謹慎小心很善良。’」
（原文：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所以堯嚴格要求自己謹慎地推行正確的治國之道，舜心懷敬畏舜小心地儘自己的孝順之道，做的好事積累多了，自然名聲顯達，德行彰著，受人尊重，這就是他們的事跡日趨顯著、事業日趨昌盛的道理啊。」
「積善在自己身上，就像身體每天都在長高一樣使自己受益，而不被察覺；積惡在自己身上，好像用火熔化油脂一樣，也不容易被看出來。對於這些，如果不是明曉人的情性、品質性格和洞察世俗情況的人，又有誰能夠懂得這種道理呢？這就是唐堯、虞舜得到美名，而夏桀、商紂卻使人傷痛恐懼的原因。」
（原文：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
「善或惡的行為所得到的結果，如影隨形，好像影子跟隨著人形，如響隨聲，又好像迴響跟隨著聲音。所以桀、紂暴虐傲慢，善於進讒言和投機取巧的人得到晉升，而賢良有智慧的人都隱藏起來，不為所用，於是桀、紂的罪惡和禍患一天比一天嚴重，國家也一天比一天混亂，可是他們卻依舊得意自安，自以為如太陽在天空一樣永遠不會敗亡，終於逐漸敗壞以至於毀滅。」
（原文：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併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
「那些殘暴不仁的君主，並不是一下子就滅亡的，也是慢慢造成的，是長期發展演變的結果。所以桀、紂雖然無道，仍然統治國家十幾年，這就是他們慢慢地衰微、逐漸趨向渺小，以至他們的國家逐漸趨向滅亡的道理啊。」
「策問說：‘堯、舜、禹三代聖王所遵循的刑賞教化法則起始於不同的年代，然而都有所變更，可有人卻說道是恆久不變的，這兩種說法意思難道是相互矛盾的嗎？’」
「臣聽說樂而不至於過分、反覆實行而不覺厭倦的規律和法則叫做道；道是千秋萬代都不會有弊端的，如果出現弊端，是由於違背了道。」
（原文：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
「先王的治國之道一定有被忽視而不為後世所遵循實行的某些方面，所以國家的大政方針有的時候不明確而難以得到推行，有了這種情況，用原來被忽略不用的部分去糾正和補充不足的部分就可以了。」
「三代聖王所遵循的刑賞教化制度起始於不同的年代，不是他們所遵循的刑賞教化制度相互悖離，是因為他們往往從當時的需要出發補救和校正那些有失偏頗的法令制度、更改和補充不到位的大政方針，這是他們遇到的具體情況不同而不得不採取的措施啊。」
「所以孔子說：‘無為而治的人，大概只有舜啊！（亡為而治者，其舜乎！）’舜僅僅改變了曆法，更換了車馬、祭牲、服裝的顏色，來順承天命罷了，其餘的都完全遵循堯的治國之道，哪裡又有更改和變化呢！所以帝王有改變國家制度之名，沒有改變道的實質，即沒有改變治理國家的規律和法則之實。」
（註：亡為而治者，其舜乎！——孔子之言，出《論語》：「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大意是，孔子說，自己從容安靜而使天下太平的大概只有舜吧？他幹了些什麼呢？莊嚴端坐面南稱王罷了。）
「然而，夏代崇尚‘忠’，殷代崇尚‘敬’，周代崇尚‘文’，所崇尚的之所以不同，這是他們立國的歷史背景不同，不得不採取一些不同的治國之策以挽救其弊，當時的國情決定了他們必須這樣做。」
「孔子說：‘殷代沿襲夏代的禮儀制度，所廢除和所增加的可以知道；周代沿襲殷代的禮儀制度，所廢除和所增加的也可以知道；如果有繼承周代禮儀制度的，就是經歷了百世，這也是可以預測得出來。’這句話的意思是，無論哪一代帝王，都要遵循三代聖王的治國之道。」
（原文：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
「夏代沿襲虞舜時代的禮儀制度，而不說夏代在虞舜時代的基礎上廢除和增加了什麼內容，是因為它們所遵循的治國之道、所崇尚的道德規範都是一樣的。」
「道的根本來自於天，天不變，道也不變，所以禹繼承了舜的道，舜繼承了堯的道，三代聖王依次傳授遵循一樣的治國之道，不存在下一代補救上一代弊政的事，因此不說他們在上一代禮儀制度的基礎上廢除和增加了什麼。」
（原文：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
（註：跟據學者的解讀，「中國古人語義中的‘天’不是抽象的自然力量，而是主宰萬物的神。對天道的信仰是中國文化的道德基礎，由此派生的政治法律制度影響了中國數千年的歷史」。「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此句流傳千古，被後世奉為至理名言。）
「由此觀之，繼承升平之世立國應當遵循前代的治國之道；繼承混亂之世立國必須變更前代的政治體制。如今漢是繼秦代大亂之後立國，在崇尚上，應當弱化周代發揮到極致的‘文’，而沿用夏代所崇尚的‘忠’。」
「陛下有高尚的道德和美好的思想境界，痛心世俗的衰薄，為世俗的卑陋淺薄而憂心忡忡，為上天賜予的治國之道得不到貫徹而痛心不已，所以選舉賢良方正之士，策論大義考察學問，以期望光大仁愛大義的美德，恢復古代聖王的法令制度，建立曠古未聞的太平盛世。」
「臣愚昧不肖，將自己知道的記下來，將自己學到的說出來，重複老師說過的話，把自己本來不大的學問全部奉獻給陛下，而惟恐有一點遺漏的地方。但議論朝廷施政行為的得失，研究國家發展興亡的情勢，這是輔佐大臣的職責，三公九卿的責任，不是我董仲舒所能做得到的。」
「然而我私下裡卻感到有些不正常的地方。古時之天下也是今日之天下，今日之天下也是古時之天下，同樣是一個天下，古時天下大治，上下和睦，風俗習俗美好，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不去幹違禁犯科的事，百姓沒有作賊為盜的人，監獄空虛不用，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用古時的標準衡量今天，為什麼如此不同且有這樣大的差距呢！」
「有什麼錯誤致使衰落達到這樣的地步，難道說朝廷的大政方針同國情悖繆不符而朝政日壞，以致出現了今天這種局面？或者出現這種過失是因為違背了古時聖王的治國之道？或者是違背了天理？」
「假如對照今天的情況去考察古代聖王是怎樣做的、再將考察結果與上天賜予的治國之道相比較，或者可以對上述問題有一個清楚的瞭解。」
「上天對世上眾生也有一定的分配和給予，給予利齒的就不再給角，給予翅膀的就只給它兩隻腳，這樣來安排，目的是使那些可以獲取大的利益的不再得到小的利益。」
「在古代，國家已經給予俸祿的人，就不再依靠體力勞動來吃飯，也不去經營工商業謀利，這也是使已經獲取大的利益的人不再去謀取小的利益，與上天的意志是一致的。如果已經得到了大的利益，又去謀求小的利益，上天就不能滿足地上萬物的需要，更何況是人呢！這就是百姓之所以愁苦不堪、衣食不足的原因啊。」
「那些受君主寵愛身居高位的人，家庭富裕並且享有優厚的朝廷俸祿，依仗富厚的資產和勢力，同下層百姓爭奪利益，百姓又怎能生活得下去呢！所以那些人購買眾多的奴婢，增添大量的牛羊，擴大他們的田宅，置辦擴充他們的產業，積累雄厚的物資，增加他們的積蓄，專心於此永遠沒有滿足的時候，他們用各種辦法壓迫百姓，使百姓一天比一天窮苦窘迫，百姓天天受到剝削，漸漸走向窮困，連生計也不能維持。」
「富裕的人擁有用不完的錢財，過著奢侈的生活；貧困的百姓艱難到了極點，於窮困之中不能自拔；窮極愁苦得不到官府的救助，百姓就會喪失生活的信心；百姓喪失生活的信心，就會連死都不怕，又怎會害怕犯罪！這就是刑罰繁多，姦邪卻不能禁止的原因啊。」
「所以，享用國家俸祿的家庭，就依靠國家俸祿生活，不要去爭奪百姓賴以生存的就業之路，這樣利益就可以得到均衡分布，百姓生活就可以得到滿足。這合乎上天之理，也是古代聖王的治國之道。君主應當依照這些道理制定制度並堅持下去，官吏應當遵循這些制度約束自己的行為。」
「所以公儀休在魯國為相時，回家見到妻子織布，非常生氣，趕走了他的妻子，在家裡吃飯，吃到自家園裡種的葵菜，生氣地將園中的葵菜全部拔掉，說：‘我已經有了國家的俸祿，難道還要爭奪菜農、織布女的利益嗎！’」
「古代那些道德高尚的人，凡是在朝廷為官的，都像公儀休那樣要求自己，所以百姓尊崇他們高尚的德行，而自覺接受他們的教化，受他們勤廉美德的熏陶和感化不去貪圖錢財而使風俗淳厚，沒有貪婪卑鄙的行為。」
「到了周代衰敗的時候，那些公卿大夫一類的高官，將為官大義看得非常淺薄，把個人私利看得非常重，急於求利，沒有相互推重謙讓之風，卻有爭奪田產干犯公堂之訟。所以詩人瞧不起他們，諷刺他們，寫詩道：‘巍巍的終南山高聳入雲端，層層疊疊的山石危立險矗。太師尹氏正得勢權位顯赫，引得天下百姓人人對他側目瞧。（節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做官的人心向仁義，百姓自然就愛好仁義，風俗也就善良；做官的人醉心於個人私利，百姓就會追求邪惡，風俗就會敗壞。由此看來，天子和大臣，是百姓仰望、效法的榜樣，是處於邊遠之地的臣民在四面八方翹首瞻仰的偶像。距離近的可以看到他們、親近他們，距離遠的心裏想著他們、效仿他們，這些人又怎麼能居於上等人的高位而做那些一般百姓才做的事情呢！」
（原文：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
「整日辛苦謀求錢財私利而惟恐財富不足，是一般百姓的企盼和追求；整日辛苦修養仁愛大義而惟恐不能教育感化百姓，是朝廷大臣的企盼和追求。」
（原文：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
「《易經》說：‘背著東西還去坐車，招致盜賊的到來。（負且乘，致寇至。）’坐車是上等人才能享受的榮耀和尊崇，揹負肩挑是普通百姓所做的事情，這些話是說，如果居於上等人的位置而去做普通百姓才會做的事，他的禍患必然到來。如果居於上等人的位置，做上等人所應當做的事情，就應當像公儀休在魯國為相那樣，除此之外都是不可取的。」
（原文：《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
「《春秋》大一統者，這是天地之間永恆不變的法則，是古今共通的真理。現在人們學習和繼承不同的學說，議論也彼此各異，諸子百家遵從不同的學派，研究的方向不同，意旨也不一樣，有著不同的追求和嚮往，致使朝廷不能建立固定統一的法令制度，法令制度多次改變，下級官吏和普通百姓不知道應當怎樣遵守。」
（註：關於「大一統者」——據顏師古註：「一統者，萬物之統屬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系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全國統一亦稱為一統。）
「臣認為，凡是不屬於《禮》、《樂》、《詩》、《書》、《易》、《春秋》等六藝的科目和範圍，不屬於孔子學說的各種理論和學派，都應一律禁止，不許它們與孔子學說共同發展。邪僻的學說消失了，然後國家的大政方針就可以統一固定，法令制度就會清楚明確，百姓也就知道怎樣去做了。」
（資料來源：《漢書》）
附古文原文以供讀者參考：
於是天子復冊之。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征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浸微浸滅浸明浸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雲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復對曰：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
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征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博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之。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
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浸微浸滅浸明浸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臣，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併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浸微浸滅之道也。
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欲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誼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跡之於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不上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著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併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錄自《漢書．董仲舒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