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中國之行，斯諾發現「中國是一個只有一種聲音的國家」，見到中國所有的人都背誦毛的語錄。（網絡圖片）
埃德加･斯諾，因為寫那本震撼世界的著作《西行漫記》，埃德加･斯諾這個名字注定要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聯繫在一起。這本著名的《西行漫記》大大美化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為中國共產黨在世界上爭取了不少支持，也使得不少中國青年投奔延安，幫助了毛的革命。毛與中共政府曾稱他為「我們的美國朋友」，一度禮敬有加，斯諾曾經獲得與毛澤東一起在天安門城樓上國慶觀禮的殊遇——這一段故事是中共政府大書特書，還收入語文教科書，中國的中小學生都知道埃德加･斯諾的大名。
如果沒有1970～1971年的中國之行，斯諾也許就沒有晚年的悔恨。這一年，斯諾偕同他的夫人路伊絲從香港到廣州，發現「中國是一個只有一種聲音的國家」。到了北京以後，見到中國所有的人都背誦毛的語錄，每天要履行「早請示晚匯報」的政治程序，覺得這就像是一種宗教儀式。然後他去了他當年採訪毛澤東的「革命聖地」延安，參觀了「五･七幹校」（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讓知識份子與官員「勞動改造」的地方），認為那裡的生活就像監獄。這次訪華的所見所聞使這位革命的熱烈擁護者感到：「在一個地位日益顯赫的神權階層看來，所有不同意見或者補充性的思想都是異端邪說。」然後他再次回到北京，到他熟悉的北京大學參觀，聽到的介紹竟然是「北京大學在1949年以前是文化帝國主義機構」，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後才獲得新的生命。
對這種肆意否定文化傳統的言論，斯諾感到非常吃驚。
最後他終於見到了毛澤東，毛對他大罵中國的知識份子是資產階級，要對他們實行專政。毛還對他說「人民對領袖的個人崇拜是正當的和必不可少的」。毛澤東那句自鳴得意的話「我這個人是『和尚打傘，無髮（「無法」的諧音）無天』，就是這次對斯諾說的。讓他深受刺激的另一件事情，是他的一位老朋友路易･艾黎的兒子艾倫被關押的可怕遭遇。路易･艾黎參加了中國革命並定居於中國。艾倫告訴斯諾，「文化革命」開始後，他就被囚禁於西北，在監獄裡，他周圍所有的人都死於毆打、飢餓、凍餒和自殺，只有他想辦法逃了出來，想辦法找到周恩來，才算是保住了一條命。
這次大陸之行使斯諾深受刺激，他覺得毛澤東有可鄙可厭的一面，對於當年寫《紅星照耀中國》頗感歉意。
一年後，癌症奪去了斯諾的生命。伯訥德･托馬斯根據斯諾40多年的日記整理成書出版了《冒險的歲月：埃德加･斯諾在中國》，上述內容就是該書透露的。
斯諾如果地下有知，知道其夫人路伊絲以後在中國的遭遇，一定死不瞑目：2000年，斯諾夫人到北京，這次她想做兩件事情，一是想將斯諾的遺骨遷回美國，二是想將外國人的捐款送給學生運動受害者家屬的團體「the mother of the gate of the peace」。結果她一進中國，所到之處，都有中國的秘密警察跟蹤「保護」，行動處處受限制，中國當局既不准遷走斯諾的遺骨，也不准斯諾夫人與任何人接觸。當她到中國人民大學想見「the mother of the gate of the peace」的發起人時，斯諾夫人被警察攔阻並強制帶走。斯諾夫人深感受辱，對丈夫以畢生之力支持的中國革命極度失望，她從此成為中國人權活動最堅定的支持者。
這是埃德加･斯諾的晚年悔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