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8年8月4日訊】廉價低質的商品，能修補捉襟見肘的生活嗎？
關於拼多多的爭議蔓延到了國外。
有消息稱，美國東部時間8月1日，六家美國律師事務所宣布代表投資者們展開對拼多多的集體訴訟。
此前，拼多多打造的為低收入群體代言的品牌形象，也引來不小的爭議。對於那些艱難地生活著的人，拼多多能拯救他們嗎？
7月29日，著名作家鄭淵潔發微博稱，自己在收到多位讀者舉報後發現，拼多多平台上一家名為「星寶寶家居生活專營店」的店在大量出售自己的盜版書。
這條微博揭開了拼多多平台上大量假貨、山寨貨的冰山一角。雖然這些東西在拼多多上都早已出現，但一直到拼多多在美國上市，人們才突然發現，原來號稱「三億人都在用」的拼多多，背後真的有一個巨大的市場和盈利空間。
假茅台、盜版書、7.5元的奶粉、幾十塊的貝因美奶粉、超熊洗衣粉、藍月殼洗衣液、山寨家電……..這些我們原以為在消費不斷升級的今天將消失在市場上的假貨，在拼多多上又死灰復燃。難怪會有網友聲稱，拼多多上市「讓中國打假倒退二十年」。
鄭淵潔微博直指拼多多出售盜版書，侵犯版權。
（網路圖片）
7月31日，拼多多做出了多次正面回應。對於假貨問題，創始合夥人達達回應稱：「假貨是人性問題，假貨問題是社會問題。」
雖然有人說這是拼多多的「甩鍋行為」，但不得不承認，拼多多從白手起家到美國上市只花了三年這個「奇蹟」本身，背後就有著大量待人解讀的意義。
這時候再瀏覽一下拼多多平臺裡各種真情實感的買家秀，你會發現，真相可能並不是「我們」的消費在突然降級，而是以前一直被話語中心忽視的一個群體——也就是「隔壁的中國」，他們的消費，正在艱難地「升級」。
階層壁壘帶來的認知幻覺
賈樟柯在戛納領獎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剛拍電影的時候特別有激情，我覺得電影可以改變世界，但現在我覺得，世界改變得太慢了。」
我們總覺得現在的社會變化得太快、經濟發展得太迅猛，但事實一再地提醒我們，這其實都只是我們一廂情願的幻覺罷了。
中國的窮人依舊還有很多，且已經固化，不同地區、不同行業和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增大。把城市簡單劃分為一二三四五線是粗暴的，北上廣深有數量龐大的低保戶，邊遠地區的村落也有家財萬貫的土豪。
以前一直以為「3億人都在拼」只不過是一句廣告語。因為在平時，除了一些留在家鄉的小學同學和不怎麼熟的遠房親戚會偶爾發過來「親，幫忙砍價」的鏈接，身邊真的見不到有幾個人在用。
但一直到拼多多在美國上市之後才發現，這3億用戶是真的存在的——拼多多上的活躍買家，其實高達3.43億。
這是什麼概念？相當於每4個中國人裡，就有一個人在用拼多多。
就像我們總產生「周圍的人都是985、211畢業的大學生」、「一個億才能實現財務自由」這樣的幻覺一樣，「消費全面升級」也成了我們身處「高處」而不自知的另一大幻覺。
有些人的消費還沒開始，何談升級？
有人做過這樣一個比喻：中國明明有8500萬殘疾人、8000萬本科生，但我們總以為殘疾人是少數，本科生遍地跑，事實上，其實本科生才是少數。
往上看，貧窮限制了我們的想像力，往下看，「有錢」也正在限制我們的想像力。
「我們」之前在高喊「消費升級」、網際網路行業爆發的時候，根本就沒有關心過這個群體的消費能力、消費慾望和消費水平，因為那時我們的注意力大都聚焦在中產上。
2016年，瑞信發布數據，中國有成熟購買能力的消費者是8億人，其中1億以上屬於中產階層。麥肯錫報告也稱，中國中產階級（年收入1.15萬~4.3萬美元、約合7.5萬~28萬人民幣的群體）有2.25億人，預計2020年將增至2.75億人。
於是吳曉波信誓旦旦說，中產階層將對中國消費市場產生強大的影響、性價比終將讓位給性能比、2016年將是新中產消費元年。
吳曉波頻道後來大火，那個時候，大家都以為得中產者得天下。可兩年後，拼多多的上市打了這個新媒體時代輿論領袖一記響亮的耳光。
於是「佛系青年」「隱形貧困人口」「無產中產階級」等自嘲的稱號頻頻出現，因為大家看看自己的錢包後，都終於意識到了中產消費其實是個泡沫——「消費降級」才是生活中的大多數時候：
買衣服搶優衣庫基本款搶到吐、頂著大太陽排隊買一點點、騎20分鐘共享自行車也不願意打車、旅遊時住民宿吃蒼蠅館子不去景點……
待在寫字樓裡辦公的年輕人，階層的流動性可能並不比寫字樓外擺攤賣煎餅的大叔高多少。
消費在升級還是在降級
在文章《拼多多的成功，是否折射了中國經濟的蕭條？》中，作者稱：「從中國消費的整體來看，民眾的消費能力可能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強勁，在部分高收入人群消費升級的同時，更多的中低收入人群可能正在消費降級。」
而拼多多的成功讓我們意識到，之前讓一部分人先消費起來後，現在那一部分以前不消費的人，也需要開始消費了。
在「消費是在升級還是在降級」這個問題上，文中提到「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這個指標：2010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實際增速為15%，到了今年上半年，增速已經跌破了10%。
民眾的消費水平和民眾的收入水平、社保體系息息相關。在收入水平上，近幾年我國居民的收入增長逐年放緩，2013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8.1%，今年上半年只有6.6%，低於同期GDP增速。
即便是一二線大城市，城中村仍聚集了不少低收入群體。
與此同時，不僅工資收入增速放緩，財產性收入增長也不樂觀——A股市場牛短熊長，不斷侵蝕著投資者的財產；樓市對大多數沒有房的人而言，也在擠佔其消費能力。
文章還從社保體系來對比，指出我國的社保體系也並不健全，養老金替代率低於世界銀行的建議，也就是說退休後的生活水平不出現明顯下降。40%左右的養老金替代率，很難保證退休之後繼續維持相對體面的生活。
總而言之就是一句話，面對高強度的消費，大家的收入還是太少了。
這麼看來，之前「95後應屆畢業生平均期望薪資為6174元」的調查結果，也不會那麼讓人吃驚了。
天津，一場招聘會上人頭攢動。（網路圖片）
不是「隔壁的中國」，而是真正的中國
居民消費的確也呈現出一種「分級」的趨勢。文章《中國人的收入差距有多大？》中就形容：「一方面是高鐵爆滿、五星級酒店客房入住率上升、境外人均購物消費額領先全球的消費升級；另一方面則是能在家做飯絕不去下館子、能騎自行車盡量不打車的消費降級。」
這折射出來的，是我們各行各業、不同地區、城鄉人口收入差距日漸擴大的趨勢。
在衡量居民收入差距時，有一個國際通用的指標「基尼係數」：基尼係數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倘若基尼係數大於這一數值，便有出現社會問題的潛在風險。
Wind數據顯示，從2003年至今，中國的基尼係數從未低於0.46，而最近三年，更是逐年增大，由2015年的0.462升至2017年的0.467。
而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7年全國各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前5個省市分別為上海、北京、浙江、天津和江蘇，最低的5個省市分別為西藏、甘肅、貴州、雲南和青海。
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為58987.96元，最低的西藏僅為15457.9元，僅比上海的四分之一略高。
更讓人難過的是，在現實中個人和個人的收入差距比各種數字還要殘酷。
正因如此，我們才會樂此不疲地談論各種「鄙視鏈」：追星有鄙視鏈、消費有鄙視鏈、看書有鄙視鏈、聽歌有鄙視鏈……到了最後，連用什麼App買東西都有鄙視鏈了。
鄙視鏈背後藏著的就是對一個用戶群體構成的評價和價值判斷。所以在拼多多後面的那個龐大用戶群暴露出來後，我們才會感覺這麼不安——因為他們的消費習慣、消費行為跟我們這個「前消費群體」格格不入。
拼多多的創始人在接受採訪時，曾經說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
「消費升級不是讓上海人去過巴黎人的生活，而是讓安徽安慶的人有廚房紙用，有好水果吃。」
但從拼多多上充斥假貨的現狀來看，事實好像並不是這樣。
管理學大師德魯克生平最後一次接受《華爾街日報》記者的採訪時，記者問他：「商業的真諦是什麼？」
德魯克說：「鞋子才是真實的，利潤只是結果。」
世上之所以需要專門有人來賣鞋，是因為有人需要鞋，而不是因為有人需要錢。拼多多的爆紅，讓微博、知乎、論壇裡的人們，猛然瞥到了為數不少的在生活裡艱難跋涉的人們。
很多人說，玩二次元、玩科技產品、玩美妝的人們，從消費觀到人生觀，都無法理解另一群人捉襟見肘的人生。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有什麼東西能拯救中國的低收入人群，能彌合中國的階層裂隙，那一定不會是眼前這個飽受詬病的拼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