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互害模式層出不窮，城管小販的對決是其中之一（視頻截圖 自由亞洲電臺）
【看中國2018年8月25日訊】前幾天有朋友發我一段視頻，說四川雅安市一個人力三輪車伕，因被城管扣走了車，跳河自殺了。
在如今這個人工智慧慢慢取代人力勞動的社會，「三輪車伕」這詞我都感覺挺文藝的，就不由點開視頻一看。只見一個白衫黑褲的質樸中年男子，縱身一躍，跳入了碧綠的江河之中。邊上有一女聲勸道：叔叔不要跳！但轉眼已不見其人。
那聲帶著濃濃四川口音的「叔叔」，也成了這個三輪車伕唯一的臨終關懷，傳遞著人與人之間最善意的平等精神。我承認我還是有點感動，忽然想起一個多星期前，發生在廣州的一起城管與攤販的衝突事件。一名女攤主不堪城管驅趕，扑身反抗，不料被粗獷的城管一拳砸中太陽穴，當場倒地不起。
因為中國的媒體環境比較和諧，所以這事件同樣也是從一則視頻中得知。同時還有一則後續的視頻，是攤位旁邊站在一個泣不成聲的小男孩，一位民警指著他破口痛罵：你媽媽已經走了！
所以網上就熱傳城管又打死人了。
而就在昨天，同樣在廣州，又傳出了一起城管執法衝突，不過這回讓攤販扳回了一局。一名賣豆腐花的攤主，手持長刀，砍死了一名城管。
殺人固然不對，但殺人有時真的不是因為對錯的問題。城管與攤販互害的事件之所以年年都有，那是因為中國社會就存在一種互相傷害的機制。
可能很多人還不知道，城管這職業是中國發明的，全世界任何國家都沒有。人大教授張鳴曾這樣評價過城管這公職，說政府辦黑社會總得有個平臺。也有人調侃說，中國城管已經被聯合國列為恐怖組織。
現在全世界都在走向文明社會，而文明社會生存是基本人權，人家美國白宮門口都可以擺攤，你這裡為什麼不允許？政府存在的目的是解決國民的生活困難，而不是製造困難。
以前我也思考過中國為什麼會出現城管這種崗位，我覺得制度還是根本原因。60年代大飢荒那會兒，中國制定了戶籍制度，禁止農村人口自由進城。後來改革開放要搞工業化，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於是農民慢慢開始融入城市，就成了農民工。
工業強大的生產力，會對農業產生擠兌效應，很快小農經濟失去了生存空間。而中國土地又不是私有的，所以無法出現象發達國家那樣的超級農場，因此偌大的國土，每年都要依賴進口糧食。在這種大環境下，農民的境地是最悲慘的，為了生存，他們只能到城市裡謀求生存資源。做三輪車伕，做流動攤販等等。
同樣，城管也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為迎合市領導對市容的要求，對謀生的農民進行驅趕，而對農民來說，這幾乎是謀生的唯一技能。因此，兩撥生活在底層的人，因為上層的喜號，迎合他們的形式主義，進入了互害模式。
若按收入來定義，基層城管無疑就是底層，可能還不如攤販的收益高。但是中國人是一個很特殊的民族，中國人沒有階級意識，這點非常不可思議。
一個傳統的社會，通常分為富人階級（10%），中產階級（20%），然後龐大的底層階級（70%）。而階級意識就是對自身所處階層的一種天然覺悟，西方白人在這方面比較清晰。所以他們身處相同階層的人非常團結，往往為了相同的利益訴求，組成一股龐大的政治力量，去同富人階層爭取利益。
而通過長此以往的爭取，西方社會最終就分配模式達成了新的共識。隨後，底層階級開始獲得上升通道，慢慢步入中產，最後形成一個中產階層佔比達70%左右的社會，而富人階層同樣還是10%，但底層卻減少到20%，這樣的社會結構才能長期穩固發展。
但是現今中國人完全不具備這種階層意識，取而代之的，是某種「附權意識」。人們大多都以加入體制，獲得權力的庇護為人生目標（官本位）。而獲得權力庇護進入到體制內的人，無論他是否獲取了巨大利益，都會對體制外的人產生一種莫名的優越感，甚至是敵對意識。
而體制自身又是靠體制外的人供養而維持運作的，這裡充滿了無限矛盾，並且權力本身又是破壞社會公正的核心因素。因此，久而久之整個社會就形成了體制內與體制外兩種對立階級。
政治上的共產極權和經濟上的權貴資本主義，似乎將這一模式推向了極端。頂層的權貴階層控制了資源，中產階級或犬儒主義，或移民逃離，真正留下來發聲呼籲變革的力量微乎其微。而底層人民，永遠在互害模式裡麻木地循環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