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外務大臣眼中的李鴻章(圖)


晚清重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晚清重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蹇蹇錄》一書,是時任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在中日甲午戰爭(日文稱之為「日清戰爭」)結束後不久撰寫的一部回憶錄,陸奧宗光也是《馬關條約》的日方簽署人之一,是整個戰爭過程中的重要外交決策者。這部回憶錄,基於作者自己的實際經歷以及部分外交文書,因而既有現場親歷者獨有的臨場感,也有一定的文獻依據,是一部頗有價值的著作。

陸奧宗光(1844~1897),出身日本藩士家庭,年輕時與伊藤博文等有頗為密切的交往,在推翻幕府和開啟明治新時代的過程中,也算是一位風雲人物。1892年伊藤博文第二次組閣時,起用他擔任外務大臣。此後他致力於與西方列強修訂此前簽署的不平等條約,並在一定程度上主導了甲午戰爭前後整個日本的對外政策。無疑,陸奧宗光是一個堅定的國家主義者,並在明治日本的對外擴張中,表現出了帝國主義的傾向,作為明治日本的對外政策,尤其是對華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執行者之一,他的這一政治傾向貫穿於整部《蹇蹇錄》。甲午戰爭,即日本為了建立在東亞的霸主地位而策劃和發動的一場對外侵略戰爭。

李鴻章試圖通過俄國的調停了結中日糾紛

陸奧宗光在書中記載:李鴻章於6月22日接到我通過汪鳳藻轉交給他的公文,自此初次獲知了我國政府的決心,認識到以恫嚇的方式來威嚇日朝兩國的方式已經無效,於是他稍稍更改了原來的策略,一方面通過外交手段頻頻請求歐美強國來從中斡旋調停,另一方面則通過軍事手段向朝鮮增派具有優勢的軍隊。

李鴻章在軍事上的考慮,究竟是想改變既往的恫嚇手段而斷然決定一決雌雄,還是依然堅持當初的策略,通過外觀上擴大規模的方式在聲勢上壓倒我國?對此難以作出明確的判斷,不過,去年的6、7月之交,李鴻章曾向北京政府建言向朝鮮增派更多的軍隊這卻是事實。他和北京政府串通合謀,不僅分別委託英、俄兩國公使從中調停,還向德國、美國、法國公使提出了居間調停的請求。

他們的這些舉動,只是挑起了歐洲各強國之間業已存在的相互猜忌心和功利心,他們並未料到彼此的態度會各不相同,這樣的舉動反而會導致互相牽制的結果,實際上,當時的德國、法國、美國只是與中國虛與委蛇,唯有俄國和英國這樣的在東亞有重大利益的國家,才稍稍在日中兩國之間做些調停的努力,但他們也完全是從本國的利益出發,並未顯出一致的姿態,最後也都收回了干涉的舉動。

但是,中國政府,尤其是李鴻章,急切地期待著來自列強的外援。他並不滿足於其本人在天津屢屢與卡西尼伯爵之間的會商,還與遠在東京的汪鳳藻頻頻電報往來,試圖掌握日本政府對俄國公使提出的勸告作何反應,而俄國公使無疑也將這一時期我與他會談的內容暗中告知了汪鳳藻。據聞,6月26日,李鴻章曾指示汪鳳藻說:「獲悉俄國沙皇已經命令駐日本的公使,由他代表俄國向日本提出日中兩國同時自朝鮮撤兵,然後再商議善後對策的勸告,具體情形如何,請在探明之後報告。」此外,袁世凱也從朝鮮發電報給汪鳳藻,詢問道:「東京的形勢如何?俄國公使調停的情形如何?請速告知。」另外,在6月27日,汪鳳藻發電報給李鴻章稱:「俄國公使昨日會晤了日本外務大臣,提出了撤兵之後商議善後之策的勸告。」6月30日又電告:「據俄國公使所言,已向日本外務大臣提出了兩次勸告,但對方都強詞奪理,未允諾撤兵,但瞭解到其曾表示日本政府不會主動開啟戰端,此外,該公使昨日接到俄國京城的電報,命其再次向日本提出勸告,今日應該也會面晤日本外務大臣,其情形容稍後再次享報。」(這顯然是希特羅渥將6月25日我與其會談的詳情告知了汪鳳藻。)

此外,在7月4日,汪又發電報建議說:「俄國公使派來的館員通告說,在向日本政府竭力提出勸告之後,昨日接到了他們的回覆,稱應在制定善後之策之後再撤兵。我方已將日本的答覆稟報給俄國政府,現在等待政府的訓令。由此來看,日本若不能獲得若干利益最後不會罷手。中國方面若一味依靠俄國,恐怕難有特別的效果。」(這應該是將7月2日我方送遞俄國公使的答覆內容告知了汪鳳藻)從中可看出,此時的李鴻章是何等地希望通過俄國及其他國家的調停來了結這一事態啊!

陸奧宗光對李鴻章的處境心生憐憫

此外,關於他軍事上的計略即增派軍隊這方面,6月26日,汪鳳藻向他稟告:「據探問得知舊軍迄今尚未增兵。他們並無精兵,即便有眾多數量,亦不足為患。」在7月15日又電告:「據偵探者所報,日前大鳥向日本方面電告,朝鮮已接納了日本方面的所有要求,可否撤兵?伊藤、川上接電後認為,我方目的已經達到,可迅速撤兵,但陸奧、井上之輩堅持自由黨方面的意見,認為朝鮮只是表面上順從而已,撤兵並非上策,表示反對,伊藤也不敢爭辯,此議遂告止息。」(汪鳳藻當初曾電告本國政府,認為日本政府因有在野黨的阻撓而無法向外國派兵,如今又推斷因某一政黨的反對政府無法撤兵,其觀點顯然是前後矛盾的,這也說明了要徹底探知駐在國政府的真意實在是難上加難,出現謬見誤判也在所難免。)翌日的16日,又電告說:「據偵探者所報舊本因看到中國反應遲緩,其意氣日益囂張,近日威逼朝鮮要其聲明非中國的屬邦,我方若不迅速向朝鮮派兵,恐怕事態難以了結。」22日,又向李鴻章稟報:「日本聞悉中國向朝鮮進兵,實在感到非常沮喪。」

這裡有一個笑柄。近日汪鳳藻遵循本國政府的訓令,想方設法,到處奔走,以期日中兩國軍隊自朝鮮撤退,為此,不僅常常要求與我會見,而且還親自造訪伊藤總理的宅邸,開展同樣的談判。伊藤總理總是耐心地聽取他的敘述,對他的意見持寬容的態度,而我則因職責所在,不可使他們誤解我國政府的立場,對於他們的倡言中與我國政府決定不相吻合的地方,不得不毫不客氣地一一予以揭破,絲毫不予寬容,因而他就誤以為我和伊藤總理之間立場寬嚴不一,於是在6月17日向李鴻章稟報說:「日本的目的在於將軍隊留在朝鮮以作善後處理時的軍事後盾,經我竭力抗辯之後,伊藤表示不再持有特別的異議,而外務大臣則對我方的提議斥之為迂腐之見,無接受之態。由是觀之,日本見我國頻頻提出撤兵建議,以為我方在示弱,欲乘此機會佔據上風,值此之際我方應集中兵力做出整裝待發之態,以此來挫敗日本的計謀。侯朝鮮內亂徹底掃清,再提撤兵之意,則其事可成。」

這一電文的前半段,不過是痴人說夢而已,後半段則表示日本見到中國亟欲撤兵而將其視為恇怯,建議今應增派大兵以挫敗其計謀。考察一下以上他們之間的往來電文,可看出他們仍然寄希望於增派軍隊上,以為虛張聲勢或許可避免實際的血戰,以此來解決困局。而日後俄、英兩國的調停半途夭折,最後在平壤、黃海兩地同時爆發海陸之戰,他們的計略屢屢遭挫,最後在外交上和軍事上都遭到了空前的失敗,其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他們一開始就沒有立足於本身的努力,而只是企圖藉助外力的援助,寄希望於一時的僥倖。說到底,這是中國政府平素慣用的策略,事已至此,再一味地追究李鴻章個人的責任未免過於苛刻。且遭此多事之秋,李鴻章最終也不免陷於不測之厄運。

李鴻章在中國政府中的位置,因其昔日輝煌的軍功以及出類拔萃的享賦,其赫赫權威幾乎無人可與其比肩,在此若對其品格做一個簡單評價的話,與其說是膽魄雄豪、才華俊逸、決斷果敢,不如說是為人機敏、富有奇智,視事態時機的利害得失而決定取捨行藏來得更合適。然而他平素與外人相接,不像一般中國人,任何事情都拘泥於繁文虛禮、左顧右盼,他常常是放逸不羈、獨具風采,言所欲言,往所欲往,乃至於歐美外國人中有人將其過分抬舉,視其為當今世界罕見的大人物。

他容貌的魁偉和言行的奇拔,往往令世人對他頓起敬畏信服之念。然而正因為如此,也產生了與他對壘相向、一有可乘之機便對其打擊排斥的強敵(明治初年,我國派使節去中國的時候,曾國藩曾致函給他,謂日本使臣算是何等人物,卿之容貌辭令足以使日臣懾服。蓋曾國藩彼時即已知曉其容貌辭令可以壓服他人)。昔日他曾建有顯赫軍功,毋庸贅言,也是源於他特有的才幹。近來在中國享有盛譽和眾望的人物,大抵都是在道光、咸豐、同治年間在勘定內亂中建有軍功的人。李鴻章無疑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李鴻章成了這次因朝鮮問題而挑起日中紛爭的發動者和主謀。不用說,功罪都歸於他一身了。可是,如今事態正在發展中,特別是國運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北京政府還在熱衷於黨爭內訌,對他加以荒唐的譴責,使其無法充分地實施自己的計畫,且還要背負沈重的責任,這不僅是李鴻章個人的不幸,更是中國政府自己將國家陷到了絕境。就在北京朝廷和李鴻章之間的內部爭鬥持續不斷的時候,朝鮮的時局已經相當緊迫,在牙山、豐島發生了海陸之戰,日中兩國分別發布了宣戰文告,和平破裂,戰爭開始了。頑冥不化的北京朝廷,大概此時也覺悟到了此刻已不是指責李鴻章的過失以圖自快的時候了吧,或許是沒有任何人可以替代他來擔當重任,李鴻章在遭此厄運之際,依然挺身而出來執掌日清戰爭的大局,日夜奔波於外交和軍事兩個領域,其內心的苦楚也真令人心生憐憫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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