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堤回憶：「說到這裡，周總理突然用手撕開了襯衣，露出了胸膛。」（網絡圖片）
自延安整風以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日趨嚴重。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不僅有劉少奇、林彪等人，還有周恩來。相對於其他人，周恩來在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上有很大的責任，也有他的特色。但因為他一向嚴格控制著不讓自己在宣傳上顯得突出，因此人們對他這方面的問題或是缺乏瞭解，或是未予重視。
在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上，周恩來常常是走在別的領導人前面的。從1940年12月29日開始，周恩來就在許多份致中央的電報中，以「毛主席並中央書記處」開頭。
在稱呼上把「毛主席」放在「中央書記處」的前面加以突出。在筆者所見數據中，周恩來是最早這樣做的中共高級領導人。這種做法完全顛倒了個人和組織的關係，使個人凌駕於黨組織之上。一般人只知道林彪在六十年代對毛澤東的吹捧，卻不瞭解周恩來早在四十年代就開始這樣做了。
1943年4月22日，周恩來在《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中就說：「毛澤東同志的工作作風是：中華民族的謙遜實際；中國農民的樸素勤勉；知識份子的好學深思；革命軍人的機動沉著；布爾什維克的堅韌頑強。」這年8月，周恩來回到延安後的首次公開講話，就最先提出「毛澤東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方向」，他說：「要爭取中國抗戰的勝利，還有沒有辦法呢？我們回答：有辦法！辦法就出在陝甘寧邊區！辦法就出在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後抗日根據地！辦法就出在中國人民的身上！辦法就出在真正抗日的黨派和軍隊中間！辦法就在中國共產黨，尤其是在我們的毛澤東同志手中！」
在隨後的中共「七大」上，周恩來進一步提出：中共能夠「鍛練成為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也是一個很強大很有能力的共產黨」，「最主要的，我們還是依靠了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領導。他指示了我們以新民主主義的方向，他教育了我們以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學說，他領導了我們經過了中國革命三個歷史時期，創造了偉大的革命力量，經歷了無數次革命鬥爭，克服了無數次艱難困苦，達到了今天的初步勝利。」「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起毛澤東同志的旗幟，勝利前進。」
在這次講話的最後，周恩來高呼：「毛澤東同志萬歲！」
1949年7月6日，周恩來再一次提出：「我們應當感謝毛澤東同志，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正確地應用到中國革命的實踐中來，因而造成了偉大力量，戰勝了中國革命的強大敵人。我們號召大家學習毛澤東同志，把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結合起來。」
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周恩來又對毛澤東進行了肉麻的吹捧：「中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
我們可以對照一下林彪在中共七千人大會上的這段長期遭到詬病的講話：「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兩相對照，就可以看出，林彪講話的這些意思，周恩來早已在四年前的講話中說過了。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66年7月26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對林彪提出的「頂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類言辭，我曾同毛主席談過，也同林彪交換過意見，用詞應當力求科學、準確、恰當。然而，周恩來在此前的1966年5月21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曾宣稱：「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這個偉大時代的頂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一樣是天才的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
同年9月26日，周恩來說：「林彪同志說的很對，毛主席是列寧以後的二十世紀最偉大天才。」到11月份，在周恩來的眼裡，毛澤東遠勝斯大林。周恩來說：「世界上只有列寧、毛主席這樣的天才。這樣的領袖不多見，斯大林問題不少，當然功大於過，三七開。」
周恩來在8月份的清華大學萬人大會上講：「毛澤東思想是從群眾中來的，偉大的天才毛主席把它集中起來，發揮起來，成為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此類語言，在周恩來的文革講話中不勝枚舉。
過去在批判林彪時，曾批判林彪說過的這句話：「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都認為這個說法是林彪的發明，然而實際情況是：這句話最早出現在1966年《解放軍報》元旦社論稿中。當時值班的《解放軍報》副總編馮征回憶說：這樣的評價，不符合毛澤東思想。於是馮征親往林彪駐地蘇州打電話求證。結果卻被告知，「一句頂一萬句」是林講的，「句句是真理」是另一位領導講的。據筆者多方瞭解，這「另一位領導」就是周恩來。
在批判林彪時，還常常說他篡改歷史，比如把自己吹噓成南昌暴動的領導人，把朱德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篡改成林彪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等等。其實，這些篡改歷史的做法，都不是林彪自己所為，而究其根源，卻能發現周恩來在其中的獨特作用。
比如，在對南昌暴動的歷史闡述上：
1957年，周恩來在審定《八一起義》展覽提綱時，提綱有一段話的原文是：黨為了挽救革命的失敗，決定由周恩來同志在南昌舉行起義。周恩來在「舉行起義」前加上了：「以賀龍同志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葉挺同志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和朱德同志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九軍一部分為基礎。」提綱中還有一段話原文為：「七月二十一日晚……周恩來……等同志率領了北伐軍三萬餘人，在南昌舉行了武裝起義。」周恩來在他的名字後面加上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的名字。
為「反冒進」作檢討之後，1959年，江西省話劇團進京會演《八･一風暴》，周恩來指示：聽說戲裡寫了我，不要寫我，要寫毛主席。是毛澤東思想指導了八･一起義。
1964年，周恩來在指導大歌舞《東方紅》時，為了突出秋收起義的氣質，指出「南昌暴動部隊」的旗幟可以不要，改用「中國工農紅軍」。
到了文革中，周恩來的說法有了更大的變化。當年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負責人之一的戴維堤，在寫成於2004年的長篇回憶錄《逝者如斯》中記敘了這樣一件事：1967年9月9日，北京市工代會、農代會、紅代會組織一些人在北京工人體育館開大會，紀念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40週年，大會組織者安排的發言者在歌頌了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的偉大意義之後說，是偉大領袖領導的秋收起義打響了對國民黨的第一槍，不是「八･一」南昌暴動打響的第一槍。「八･一」南昌暴動是大軍閥賀龍他們領導的，最後以失敗告終。這次起義不是工農武裝起義，而是資產階級舊軍隊的一次兵變，所以「八･一」不能作為中國工農紅軍的建軍日，必須徹底砸爛。我們強烈要求中央廢除「八･一」建軍節，把「秋收起義」紀念日9月9日定為建軍節。甚至有人呼起了「砸爛八･一」的口號……
在混亂中，應邀出席大會的周恩來講了話。按戴維堤的說法：「這是我知道的總理最違心的一次講話。」
周恩來說的是：「同志們，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們熱愛毛主席，熱愛江青同志，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完全理解你們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訴大家，我周恩來熱愛毛主席的心情不比你們差。我要告訴你們，『八･一』南昌暴動，不是我周恩來領導的，是林副主席領導的，我周恩來不過是參加了而已。『八･一』建軍節是毛主席確定的，不能砸！砸『八･一』是不對的！我周恩來一生犯了許多錯誤，但我是擁護毛主席的，擁護林副主席的。不信請同志們看一下，我周恩來的心是紅的。」
戴維堤回憶：「說到這裡，周總理突然用手撕開了襯衣，露出了胸膛。」
至於說將「朱、毛井岡山會師」篡改為「毛、林井岡山會師」，這也並非林彪所為，而恰恰是周恩來在文革早期以及中共「九大」期間說過這樣的話。1966年12月19日，周恩來接見江西省聯合赴京控告團全體代表時指出：「『八･一』南昌暴動，人數開始很少，但是由於領導，其中我就是一個，沒有負到責任，在領導戰爭中犯了錯誤，沒有能在江西站住腳，到廣東去，到海口就失敗了。就在那個時候，朱德同志、陳毅同志、林彪同志等人留在一起，會師到江西，跟著毛主席秋收起義的部隊，會師在井岡山，由毛主席高舉這個革命的火炬，今天成了強大的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這是毛、林井岡山會師說的源頭。
在1969年4月14日的「九大」全體大會上，周恩來發表以歌頌林彪為中心內容的發言時宣稱：「林彪同志成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經開始。林彪同志是南昌暴動失敗後率領一部分起義部隊走上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
後來，「九一三」事件發生了，林彪變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1972年5月21日，周恩來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系統批判林彪的發言中又說，「上井岡山，他僅僅是一個營長吧？（朱德同志：連長。）還是連長。那怎麼能把朱、毛會師說成了毛主席跟林彪會師呢？這是歪曲歷史嘛。」周恩來這是在批判誰呢？是誰歪曲了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