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風光(Pixabay)
【看中國2018年9月21日訊】奧威爾在《1984》的附錄「新話的原則」中寫道：「新話的目的，不僅是……提供一種適於他們的世界觀和智力習慣的表達手段，而且是要消除所有其他的思考模式。這樣在新話被採用、老話被遺忘之後，異端思想……就根本是不可思想的了，至少隻要思想還依賴文字，那就會這樣。」「一旦老話被完全取代，與舊世界的聯繫就完全割斷。歷史已經做了改頭換面的書寫……」
而最近發生在天朝強國的新鮮事之一，具有黑色幽默效果的是，據說為了「響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國的一個民謠樂隊原本名為「反骨」，卻不得不改成「正骨」，隨後，「音樂圈紛紛響應組織號召，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比如，「逃跑計畫」改為「長征樂隊」，「萬能青年旅店」改為「社會主義青年旅社（國營）」，「惘聞樂隊」改為「新聞聯播樂隊」……當然這些所謂改名是一種惡搞，我也興致盎然地參與了這個「社會主義改造」，其實是友人給我改的名，建議把「唯色」改成「唯一紅色」。
笑噴歸笑噴。其實社會主義改造一直在進行之中，並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新話。比如文化大革命有「破舊立新」，而今換成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換湯不換藥。對此我是有研究和心得的。因為我在依據我父親拍攝的數百張西藏文革照片，而做的有關西藏文革的調查、採訪和寫作，最終完成的《殺劫》圖文書（臺灣大塊文化2006年出版，2016年再版）中，有一章即是以多幅傳統舊跡被改了新名字的照片來展示所謂的「破舊立新」。
是的，「破舊立新」的標誌之一正是改名字。這甚至是重要標誌之一。在1966年的「紅八月」[1]及其之後接踵而至，風行全中國包括已成為「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圖伯特。這是因為從毛澤東的革命小將的口中，響徹當時整個中國的兩個「非常化」——「非常無產階級化」和「非常革命化」，由意識形態的口號變成了兩把所向披靡的快刀，在一往無前、左奔右突的揮舞和砍殺下，但凡「四舊」幾乎無一逃脫被「非常化」的命運。摒棄舊的名字，更換新的名字，這是建立一個新世界所需要的必要形式。改名成為革命的風尚，不但街道改名，商店改名，鄉村改名，甚至人人都要改名。
而在1966年8月的拉薩，正如當月29日的《西藏日報》所言：「一個‘破舊立新’的無產階級革命浪潮，正以洶湧澎湃之勢，席捲拉薩全城。」然而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不論報紙或廣播等媒體，對其中一個革命浪潮，也即「紅衛兵和革命群眾」是如何將諸如大昭寺之類的「四舊」轟轟烈烈地「非常化」，不但不大張旗鼓地宣傳，甚至隻字不提；而對另一個革命浪潮，比如給那些舊的事物——用一本文革研究專著中的話來描述，就是「紅衛兵‘一看就怒火衝天，再也無法容忍’的街名、店名、商標名、人名、菜名、房名、……都被他們‘革命化’了」[2]——或者給即將出現的新事物，賦予一個具有革命意味的新名字，反倒大書特書。這是為什麼呢？是不是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說，而有些事情則可以昭示天下，大肆張揚呢？
把改名字列入「破舊立新」的項目之一實在是用心深遠。表面看，所謂的改名字很形式化，無非是將兩個「非常化」渲染成一種鋪天蓋地的新氣象而已，其實並非那麼簡單。什麼是姓名？姓名僅僅是一種符號嗎？最初的姓名在根本上與什麼密切相關？——歷史，傳統，以及某種類似個性的風格嗎？那麼，改名字是不是證明了這樣一個結論——正如捷克作家克里瑪所言：「採用新名字來標識街道說明瞭想洗刷那些不能洗刷的某些東西的企圖——它自己的過去，它自己的歷史，一種似乎成為巨大負擔的歷史」？[3]
而在這樣的革命行動中，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傳統。這是不能忽略的。因為改名字（這裡說的是文化大革命時候的改名字）的矛頭直接對準的並且予以重創的就是傳統。且不說在中國各地被「非常化」的有多少古老的中國傳統文化，就說在整個圖伯特，同樣被「非常化」的亦不知有多少象徵圖伯特傳統文化的事物，比如帕廓，比如羅布林卡，比如夾波日，比如門孜康，等等。
註釋：
[1]「中國的紅衛兵自豪地把一九六六年八月稱為‘紅八月’，當時有幾千個北京人被紅衛兵殺害。還有大批人被打後自殺。但是，即使在文革後，他們的名字和死亡都沒有被媒體報導。對文革受難者，當局只報導高級幹部和社會名人的做法，使得他們成為無聲無息的受難者。文革的大圖景也被扭曲了。可是，‘紅八月’紅衛兵殺戮的鐵證並沒有消失。人們也不會忘記，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以及北京大學附中‘紅旗戰鬥小組’表示熱烈支持。接著，北京校園的暴力迅速蔓延。八月五日，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把副校長卞仲耘在校園打死。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一百萬紅衛兵慶祝文化大革命。萬眾矚目之中，北京師大女附中學生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北大附中女生彭小蒙代表紅衛兵發表講話。會後，紅衛兵暴力急速升級。……同時，被打對象從教育界擴展到和平居民。」——《文革紅八月鐵證滲血》，作者王友琴，轉自www.epochtimes.com/gb/1/2/15/n47858.htm。
[2]《「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嚴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頁61。
[3]《布拉格精神》，（捷）克里瑪著，崔衛平譯，作家出版社，1998年，頁4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