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長期遺忘:蔣夢麟在困境中執掌北京大學(圖)

2018-10-30 05:53 作者: 傅國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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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夢麟在困境中執掌北京大學達17年之久。
蔣夢麟在困境中執掌北京大學達17年之久。(網絡圖片)

提要:自1919年至1945年,蔣夢麟在困境中執掌北京大學達17年之久。北大之所以能成為一所現代性的大學,與他的名字也是分不開的。他先後當過中華國民政府教育部長、行政院秘書長等高官。因為不同的政治態度和選擇,他的名字曾被長期湮沒、遺忘,連不少畢業於大陸名牌大學教育系的學生都沒聽說過蔣夢麟。

2000年6月,岳麓書社出版了《西潮・新潮》一書,這大概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大陸第一次出版蔣夢麟的著作,而且屬於一套叫做「海外名家名作」的叢書。蔣夢麟何許人也?1949年前,他在教育界、政界是個無人不知的人。自1919年至1945年,他在北京大學工作了20多年,主持校政達17年之久。北大之所以能成為一所現代性的大學,與他的名字也是分不開的。他是教育家,他對高等教育的貢獻永遠載入了中國教育史。他先後當過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長、行政院秘書長等高官,1949年去臺灣,受命於危難之際,主持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這個曾經為中國教育事業盡心盡力的教育家,不幸生活在一個風雨飄搖、「擾攘不安」的年代,因為不同的政治態度和選擇,連他的名字都曾被長期湮沒、遺忘,連不少畢業於名牌大學教育系的學生都沒聽說過他。  

一、  

蔣夢麟(1886~1964),原名夢熊,字兆賢,別號孟鄰,雖然出生於浙江餘姚的一個小村莊,但祖父在上海當過錢莊經理,「父親很有點發明的頭腦」,曾試過不用蒸汽的輪船失敗,從此一心一意讓兒子受現代教育。除了幼時受過私塾教育,他從少年時代起受的大部分是西式教育,先後在紹興中西學堂及上海、餘姚的教會學校求學,進入浙江高等學堂時已能夠讀英文原版的世界史。1903年19歲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學。在急劇變動的大時代,在新與舊、中學與西學、維新與革命之間,他終於看清「西化的潮流已經無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費留美。十年中,先入加州大學專攻教育,後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攻讀哲學和教育學,成為杜威的學生。1917年,獲得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

回國之初,他先在商務印書館當編輯,兼任江蘇省教育會的理事。接著,他在北大和江蘇省教育會的贊助下創辦了《新教育》月刊,目標是「養成健全之個人,創造進化的社會」,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強調教育要按照學生的要求設計,僅僅六個月,該月刊發行量就達到一萬份。由於這個刊物與北大師生「知識上的密切關係」,1919年初,他被聘為北大教育系教授。

不久五四運動爆發,蔡元培離開北京,7月23日託付才三十出頭的蔣夢麟代理北大校務。在北大學生歡迎會上,蔣夢麟第一次發表了有關辦學思想的演說。他指出國家民族的地位,是由歷代文化積聚起來的,不是朝夕所能成。「故救國之要道,在從事增進文化的基礎工作,而以自己的學問功夫為立腳點。」這是他以後一直遵循的辦學方針。

蔡元培提出的「兼容並包,自由辦學」的方針,確實對奠定北大的基礎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蔡名義上做了十年半的北大校長,「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蔡在職而不在校期間,經常是由蔣夢麟代為處理行政事務。除了三度代行校長職權,他長期擔任北大總務長,是蔡元培的得力助手,對北大的成長同樣功不可沒。正是他們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現代大學的軌道,在他們主持下,「學術自由、教授治校,以及無畏地追求真理」成為三項治校的準則。同時,他認為「學生自治會受到鼓勵,以實現民主精神」。這幾點正是北大精神的體現,也是北大成功之所在。

他代理校長期間,也就是「五四」以後的七年,在連綿不斷的軍閥混戰、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和長期被經費困擾的情況下,北大始終穩步發展。1923年,北京八校教職員因政府積欠經費九個月,生計無法維持,經全體大會議決,要求在限定時日內拿到經費,「不然就關門」。情況緊急,蔣夢麟在北大教職員全體大會上說:「我們已苦苦維持了九、十個月,一旦停廢,實有所不忍。今日本校教職員開大會議決關門事件,如果主張關門,自不用說;若大家仍要維持,我雖則替八校奔走的能力已盡,但是為著本校的維持,我仍舊願負這責任,雖生死以之可也。」北大教職員被他高度負責的精神、勇挑重擔的態度所感動。最後,大會以「本校校務仍舊維持外,其他事件仍與各校以同情之合作」付表決,獲大多數通過。

他曾感嘆:那時候當大學校長真傷透腦筋。政府只是偶然發點經費,往往一欠就是一兩年。學生要求更多的行動自由,政府則要求維持秩序。出了事,不論校內校外,校長都得負責。發生遊行、示威,大家馬上找校長,不是要他阻止這一邊,就是要他幫那一邊。日夜奔忙的唯一報酬,就是兩鬢迅速增加的白髮。這些感慨,是他代理北大校長期間的切身體會,也是當年大學校長的真實寫照。作為職業教育家,他對無休止的罷課很不以為然。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適聯名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態度就很明白。他們表示學生運動是變態的社會國家裡,政府太腐敗卑劣了,又缺乏正式的糾正機關所致。但他們認為單靠罷課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學生注重學問的生活、團體的生活、社會服務的生活。

1926年發生了「三一八」慘案,其中有三位北大學生慘遭殺戮。蔣夢麟悲憤欲絕,3月24日,他在北大全體師生舉行的追悼張仲超、黃克仁、李家珍三烈士大會上沉痛地說:「在我代理校長任內,學生舉行愛國運動,不幸有此次之大犧牲,李、黃、張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損失一賢子孫,其家屬接此種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國家社會言,損失如許求專門知識之良好學生,此種學生之培植,由小學而大學,殊不易易,將來即少如許有用之材;就同學方面言,大家亦損失許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損失不小。我任校長,使人家之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說到這裡,他「潸然淚下」。接著,他猛烈抨擊了政府的暴行,「處此人權旁落,豺狼當道之時,民眾與政府相搏,不啻與虎狼相鬥,終必為虎狼所噬。古人謂苛政猛於虎,有慨乎其言矣!」話未說完,他「不禁放聲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對痛哭者,一時全場頓成慘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他發出佈告:「本校定本月30日開學,因此次同學慘死,開學後停課一星期,以誌哀悼。」

這就是那個一貫不贊成學生放棄學業從事政治活動的蔣夢麟,在面對政府殺害自己學生時的態度,有了這些真實的歷史記錄,其他的什麼話都是多餘的了。

一個月後,邵飄萍被軍閥殺害,蔣夢麟也上了黑名單,當晚他避入六國飯店,一住三個月,只能以寫字消遣。

二、  

早在美國留學時,蔣夢麟就與孫中山熟悉,還擔任過舊金山革命報紙《大同日報》的主筆。回國後他曾幫助孫中山寫《實業計畫》,認識了許多國民黨要人。五四運動後孫中山寫信給他,其中有「率領三千弟子,助我革命」之句。因為這些淵源,1927年他被任命為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還擔任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浙江分會秘書長,這是他書生從政的開始。1928年他出任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兼任浙江大學校長。因停辦勞動大學、中央大學校長易人兩事得罪一些國民黨元老,被迫辭職,於1930年10月重回北大。

這年12月,蔣夢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長。他延聘大批留美學生來校任教,並且按美國的大學教育制度,對舊的教學和科學研究制度進行改革。實行教授專任,推行學分制,要求畢業生撰寫論文並授予學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規化,提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口號。在他領導下,30年代的北大,教學科研水平都有明顯提高。

此後,直到抗戰勝利的十五年間,他「一直把握著北大之舵,竭智盡能,希望把這學問之舟平穩渡過中日衝突中的驚濤駭浪」。在黑暗而動盪的亂世,他克服重重困難,堅持辦學,教學與科研都能穩步上升,這一奇蹟是與他的辦學思想分不開的。作為一位受過嚴格科學訓練的教育家,他以《中國教育原理之研究》獲博士學位。出版於1933年的《過渡時代之思想與學術》一書,介紹了歐美(尤其是歐戰以後)的教育理論,認真討論北大乃至中國教育的前途,蘊涵著他豐富的教育思想。他批判中國專制的「牧民教育」,反對德、日的軍國主義教育,提倡自由主義的平民主義教育。他的教育論著,大部分寫於「五四」前後。後來由於忙於校務,沒有時間和精力著書立說,他深以為憾,但他在實踐中始終堅持貫徹了他的教育思想。蔡元培關於大學教育的主張和「學術自由」的原則,他任職期間始終謹記在心,遵照執行。晚年他在《新潮》一書中深情回憶:「著者大半光陰,在北京大學度過,在職之年,但知謹守蔡校長餘緒,把學術自由的風氣,維持不墮。」其實,他最大的才能還是在行政管理方面,當大學校長是用其所長,恰到好處,因此對北大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前後主持校政17年,在北大校史上這是絕無僅有的。

他正式就任北大校長之時,正是民族危機日益深重之際。他不僅要忙於校內的改革和整頓工作,還要花很多時間、精力應付日本方面的騷擾。「九一八」事變後,日寇步步進逼,迅速向長城以內推進,佔領河北北部,成立偽「自治政府」,並鼓吹推行華北「自治」。在這一緊急關頭,北大教授聯名發表宣言,誓死反對所謂的華北「自治運動」,他也是簽名者之一。一天下午,日軍要他去「談談」,雖深知其中的危險,但他毅然獨自前往日本兵營。《西潮》一書以生動的筆觸記下了這樣的對話: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會單獨到這裡來了。如果你們要強迫我去,那就請便吧——我已經在你們掌握之中了。不過我勸你們不要強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東京在內,知道日本軍隊綁架了北京大學的校長,那你們可就要成為笑柄了。」

「你不要怕呀!」

「怕嗎?不,不。中國聖人說過,要我們臨難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這句話。」(《西潮・新潮》P203)

夜色四合,他終於離開日本兵營,平安地回到了北大。隻身赴約,在日寇的軍營裡,在威嚇面前,他顯得如此從容,如此坦然。如果沒有像他這樣的一介書生付諸實踐,「臨難毋苟免」,那只是一句古老的空話而已。

宋哲元派人勸他離開北平,但他堅持留在北大負起自己的責任。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大南遷,與清華、南開合組長沙臨時大學。由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組成籌委會共同主持校務。南京淪陷後臨時大學遷往昆明,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仍由三校校長組成常務委員會來主持校務。

西南聯大從1938年5月4日正式上課,到1946年5月4日宣布結束,共計8年,再加上長沙臨時大學時期,共歷時9年,寫下了民族教育史上的輝煌篇章。蔣夢麟曾回憶:「在動亂時期主持一個大學本來就是頭痛的事,在戰時主持大學校務自然更難,尤其是要三個個性不同、歷史各異的大學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們,各人有各人的意見……幸靠同仁們的和衷共濟,我們才把這條由混雜水手操縱的危舟渡過驚濤駭浪。」無疑他為臨大和聯大的發展付出了自己的一份心血、智慧與汗水。

1945年抗戰結束,蔣夢麟出任行政院秘書長,根據他當教育部長時制訂的《大學組織法》,朱家驊和傅斯年提醒他辭去了北大校長兼西南聯大常委。胡適對蔣夢麟在北大的作為十分肯定,以為他步入仕途只是「為政府徵調,只是暫局」。他在美國寫信給朋友說:「將來弟歸國,若不得已,亦願與孟真兄分勞,暫代一時,以待夢麟兄之歸……」想不到他這次告別北大就再也沒機會回來了,從此他也告別了教育事業。他曾這樣談論北大:「有人說北京大學好比是梁山泊,我說那麼我就是一個無用的宋江,一無所長,不過什麼都知道一點。」(《談中國新文藝運動》,《西潮・新潮》P344)

抗戰時他在昆明的防空洞裡用英文寫的《西潮》是一本「有點像自傳,有點像回憶錄,也有點像近代史」的奇書,對中國近代以來的西風東漸進行了獨特的反省,在這本書接近尾聲時他說:「政治究竟只是過眼雲煙,轉瞬間成歷史陳蹟。恆久存在的根本問題則是文化。」《西潮》中文本在臺灣出版後,好評如潮,曾產生廣泛影響,成為他身後的傳世之作,這恐怕是他當初所沒想到的。他晚年未能完成的《新潮》,則留下了一個永遠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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