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戰中，左派最高法院裁決《紐約時報》全文刊載軍方機密文件為合法，最終致使美軍撤退。（Keystone/Getty Images）
世界的格局，早在二戰時就定了下來。
五十年代的民權運動……六七十年代的反戰運動……街頭騷亂……火燒底特律……嬉皮士運動……「要做愛要吸毒不要打仗」……胡士托音樂節……赴河內為北越勞軍唾罵美軍戰俘的珍･芳達……以反美為時尚的文化界影視圈……直到八十年代，左翼的洶湧澎湃才總算消停了下來：那時終於出了個真正的右翼總統羅納德･里根。
二戰的勝利，本身就是左翼的勝利。
納粹德國、日本帝國、義大利王國等軸心國簽署了一個政治條約《反共產國際協定》，曾經結成了右翼同盟。後來許多學者老在法西斯、納粹究竟是左是右的問題上纏夾不清，尤其是自以為右翼的自由派如劉軍寧，提出了「納粹與希特勒不是極右是極左」，企圖為右翼辯護，實則凸顯了中國式書本知識份子對歷史政治的無知。事實上，不能拿著「集體主義」、「個人自由」這些理論的條條框框去判別上世紀30年代的左右之辨。
世界上只有左派存在共同的集體綱領（共產黨宣言）、統一的組織（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國際），右派從來沒有世界性的宣言和組織，甚至沒有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因為右翼──保守主義是在各國政治傳統中自然生發出來的，就像酒糟必然會釀成酒。正所謂「天然的守舊思想是人們心靈的一種傾向」，人類天然就對激進的改變抱有懷疑和不信任，天然就在熟悉的事物和環境中獲得安全感。保守主義是既成事實，代表著人民對土地、家庭、團體、傳統、國家的愛，彷彿自然法一樣天經地義，本身並不需要理論的定義。
然而，左翼美國從本質上是反美的，這就使得它們的勝利事實上是違背美國利益的。這叫「左派的自反原理」。什麼是左派的自反？種族上他們是白人，但他們從心底裡期盼著黑人等少數族裔翻身做主人，把白人踩到腳底下。社會階層上他們屬於精英和富人，卻整天要求政策「劫富濟貧」，結果富人反而更富，窮人更窮，還犧牲了整個勤奮工作的中產階級。信仰上他們的父輩是天主教徒、新教徒，但他們卻歡迎對基督教懷有千年仇恨的穆斯林帶著極端教義鯨吞歐洲、蠶食美國。
越戰就是典型的自反案例。在蘇聯支持下北越進攻南越，美軍既然為了保護盟友參戰，本應竭盡全力打贏這場戰爭，阻止極左武裝集團對東南亞的侵略，但美國左翼卻反過來以美國的軍事失敗為目的。左派媒體天天報導美軍和南越政府「侵犯人權」、造成「人道災難」，左派肯尼迪政府支持政變殺害南越吳廷琰總統，左派流氓天天上街反戰，左派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就是厄爾･沃倫）不顧軍事失敗和己方人員大批死亡，裁決《紐約時報》全文刊載軍方機密文件為合法，左派國會和左派政府都在輿論支持下要求撤離越南。於是，美軍撤退了，留下南越的爛攤子沒兩年就被北越「統一」了。百萬南越人民不願在北越政權下生活，變賣家產換黃金給蛇頭，乘坐漁船「投奔怒海」，為香港和美國製造了綿延多年的難民危機。
倫敦美國大使館前的越戰反戰人群。（Norman Potter/Express/Getty Images）
太陽底下無新事。2010年左傾總統歐巴馬下令從伊拉克撤軍，直接造成了一大幫伊斯蘭恐怖組織群魔亂舞，最極端的ISIS從中崛起，佔領了大片伊拉克領土並蔓延到敘利亞。正是ISIS的荼毒使中東幾乎淪為越南和柬埔寨的翻版，大批難民以土耳其為跳板逃亡歐洲。敘利亞難民危機比越南難民強烈千萬倍，乃因穆斯林難民從意識形態上仇視西方。與親美的南越難民截然不同，所以左翼不歡迎南越難民，卻對穆斯林難民張開懷抱，請它們來對西方社會基礎進行最徹底的破壞。
左派沒有祖國。
左派與「國有難、回必亂」的伊斯蘭教徒們一樣，也是教在國先，有教無國。《共產黨宣言》裡開宗明義說：工人沒有祖國（恩格斯的繼承者倍倍爾、伯恩斯坦、考茨基從1900年就反對八國聯軍進攻清國，一戰也強烈反戰）。左派的宗教就是共產主義及其革命理論。經過六十年代「新左派」的粉飾，這套理論成功地由民權、女權、同性戀者權利、氣候變暖、普世價值、全球化進程等金漆招牌重新包裝，讓左翼看起來彷彿改換了門庭。其實它們的終極目標絲毫沒變，依舊是「砸碎枷鎖」，「解放全人類」。所不同者，以前用革命的手段解放，現在用全球化來解放；以前用暴力「砸碎枷鎖」，現在用逆向種族歧視、逆向宗教歧視來合法地將整個西方價值觀全部砸碎。
要而言之，左翼在二十世紀發動了三次大進攻。第一次是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為歐美政經、文化、學術等精英領域奠定了左傾格調；第二次是六七十年代，反戰嬉皮士；第三次是克林頓和歐巴馬。歐巴馬將穆斯林極端主義和伊斯蘭教法引入美國，而歐洲諸國也幾成歐羅巴斯坦。ISIS的出現，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但左右兩派都抓住了這個偶然──必然之機，展開大搏鬥。
對於左翼而言，這只不過是它們一兩百年來連綿不絕攻勢中的一環。對於右翼而言，這卻有可能是最後一搏。因為五十年代民權運動增加黑人選票、六七十年代大量吸納拉美人口，雖然衝擊了共和黨，但畢竟不是宗教信仰的敵人。但信奉伊斯蘭教法的穆斯林們大批羼入，卻是真正致命的。伊斯蘭教根本不允許改信，千年以來也沒有向文明演進，二十世紀奧斯曼帝國滅亡以後，反而在沙特酋長們的影響下變得越來越原教旨──具有極強的保守性、對抗性、排他性及戰鬥性。
右翼沒在六七十年代的左翼總攻中失敗，也許算是一個神跡。越戰的失敗，令美國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下。人心惶惶，經濟滑坡，失業率高企，左派挑起的種族暴力衝突無日無之，另一方面則是蘇聯國力與日俱增，其世界性擴張無法遏止，駸駸然有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之勢。眼看美國從肉體到精神將走向全面敗落，保守派終於在絕地中吹響了反攻的號角。
左翼在大福利社會、對蘇聯的屈膝獻媚、道德瓦解和過度平權方面太過激進，尤其是阿以戰爭後左翼學生堅決反對以色列，引起了許多原先屬於泛左翼的自由派猶太知識份子不滿。這些知識份子基本都是猶太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的弟子，將「猶太－基督教傳統」奉為圭臬，他們孜孜不倦地展開了與左翼和自由主義的理論纏鬥，在最高學府的前線守住了保守派的陣地。後來艾倫･布魯姆的《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就是論戰中產生的名著。他們被稱為新保守主義者，主要信奉兩條的政治哲學：
一，自由民主與專制水火不容，民主陣營應堅決反對暴政；二，美國及其價值觀至高無上，美國應擔負起它的「世界使命」。他們強調美國的新羅馬屬性，指出必須用戰爭等激烈手段對抗邪惡暴政。在里根和小布希任內，新保守主義者紛紛進入內閣，成為美國內政外交的主導者，從格瑞那達戰爭、星球大戰計畫到911後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無不出自他們的手筆。
比新保守主義這些原自由左翼的「投誠者」更猛烈的反攻來自於基督徒。
美國基督教真正的「覺醒」發生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基要派基督徒就成為議員麥卡錫的「反共十字軍」的中流砥柱。基要派反共組織「基督教聖戰」的創始人比利･哈吉斯牧師、「美國基督教會協會」的創始人卡爾･麥金太爾成為了麥卡錫的智囊，有些演講稿都是他倆起草的。在他們看來，共產主義不完全是一種意識形態和思潮，更像是與一個基督教對立的「邪教」，是全球福音傳播的障礙，是魔鬼的陰謀，必須加以阻止。
1976年，基要派佈道家傑瑞･法威爾發起一系列「我愛美國」集會，拒絕「政教分離」原則，熱切地將傳教活動與右翼政治價值觀結合起來。以道德高潔的基督徒形象爭取宗教右翼選票的民主黨人吉米･卡特當上總統後，卻不推行右翼價值觀，反而全面倒向左翼。法威爾失望之餘，在1979年成立了「道德多數派」組織，力圖通過挫敗民主黨的激進社會議程，將處在「道德崩潰邊緣」的美國挽救回來，以聖經重塑美國的道德體系。
在成立的第一年內，「道德多數」就擁有40萬成員，預算資金高達150萬美元。與此同時，帕特･羅伯森創建的「耶穌的華盛頓」組織週日祈禱，吸引了20萬福音派人士參加。除了發動追隨者投票給推薦的候選人以外，右翼組織還派人出席共和黨大會，甚至親自出面參加競選。1979年，羅伯森和法威爾等人經過與共和黨總統競選人舉行了多番會談，確定里根為他們的最佳人選。
謀求連任的卡特卻被法威爾當頭一擊，直接打敗。卡特說，「那個秋天（1980），由傑瑞･法威爾領導的一個小組在南方的廣播和電視上購買了1000萬美元商業廣告，讓我成為南方的叛徒，不再是基督徒。」「基督教之聲」的策略專家科內爾･多那揚言：「1976年，基督徒幫助傑米･卡特以微弱優勢獲勝。在1980年，我們將使形勢逆轉。」
「基督教之聲」和「道德多數」發動了二百萬名福音信徒投票給共和黨候選人。在新教徒當中，里根獲得56％的支持，而競選連任的卡特獲得的支持只有34％。在里根多獲的10％選票中，三分之二來自這些白人福音派信徒。右翼組織還在加利福利亞和阿拉巴馬為教徒提供投票指南，幫助共和黨人成功競選國會議員。
從此，以基要派、福音派為首的白人基督徒右翼便與共和黨結成聯盟，參與共和黨大會，選擇共和黨候選人，並深度影響共和黨的政治議程。共和黨在里根時代堅定的反共、反墮胎、反女權、反同性戀等立場，均源於基督徒右翼的敦促。
第三波對左翼的反攻來自於文藝界中的保守主義者。文藝領域中對公眾具有最廣泛而直接影響的非影視莫屬，所以共產國際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對全世界電影行業進行滲透，包括歐陸諸國，靠著所謂的「先鋒藝術」、「蒙太奇電影」（《戰艦波將金號》）的鼓吹，實現意識形態（「革命」）的植入。
針對美國好萊塢，共產國際的滲透更是無孔不入。列寧的好朋友威利･閔岑伯格受託進入美國，專事締造紅色好萊塢。在他的努力下，不但赤化了當時美國影壇，還將大批電影名流的子女送到莫斯科大學英美學院學習，赤化好萊塢的第二代第三代。麥卡錫議員曾經將清算的矛頭指向好萊塢，時任演員工會主席的羅納德･里根、和路･迪士尼都曾出席國會聽證會，揭發美共成員。作家兼編劇海明威、演員兼導演卓別林都被打為蘇聯間諜，人盡皆知。被譯介過來，所謂「膾炙人口」的經典電影，多半是左翼電影，如《正午》、《北非諜影》、《十二怒漢》之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