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二十五週年時的魏京生（圖片來源：美國之音）
【看中國2018年12月8日訊】1994年2月，北京一個寒冷的夜晚， 燈火通明的飯店裡，一場秘密會晤正在進行。
會晤雙方是美國負責人權事務的時任助理國務卿沙塔克（John Shattuck）和當時中國的頭號異見分子魏京生。
「那次見面，說實話，公安局沒發現，」 魏京生笑著告訴美國之音。
暗中監視沙塔克的便衣人員沒有認出這位因民主牆運動坐牢多年的政治犯，而那些形影不離跟著魏京生的秘密警察那天也剛好放鬆了警惕，以為他只是去見一名記者。 就這樣，兩人在警方的眼皮底下見面了。
當時美國政界正在激烈討論的一個問題是：對華貿易最惠國待遇是否應該與人權問題脫鉤。 沙塔克告訴魏京生，國務卿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希望來中國與他會面，把中國異見人士的意見作為重要參考。
「他問我見不見，他說你要是見了，肯定是有危險，但是對貿易和人權脫鉤很重要，」 魏京生回憶說，「我說那我肯定得見，我肯定不能讓貿易和人權脫鉤。那對中國搞人權民主的人威脅太大了。所以我說我見。江澤民後來知道了以後，氣得暴跳如雷，把他們公安局的這些人罵得狗血噴頭的。」
那次會面後不久，魏京生再度被捕，直到1997年中國政府迫於國際社會壓力，特別是在美國總統克林頓的親自斡旋下才將他釋放。
「1997年他們來找我，說要保外就醫，條件是你得到美國。在那之前我就猜到，江澤民到美國來，肯定是跟克林頓有交易，」 魏京生說。
當年11月17日，魏京生抵達美國。 時年47歲的他在中國坐了18年牢， 疾病纏身，牙齒幾乎掉光。很快他就發現，自己捲入了一場美中關係的政治漩渦。
兩個多星期後，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請他到白宮會晤。在討論美國與中國的接觸政策時，魏京生和克林頓的國家安全顧問伯格（Sandy Berger）吵得面紅耳赤，以至於克林頓不得不出面打圓場。
魏京生說：「那個時候他們已經能夠準備給中國PNTR——永久最惠國待遇。他們已經有這個計畫了，雖然我當時不知道。我的說法當然暗示不讓他們給，所以他急了。」
魏京生告訴美國之音，和克林頓見面的第二天，一個國會議員親自開車，帶著他到了時任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的家。
「去了以後才發現，二三十個都是美國大企業的高管，居然裡頭還有兩三個人講中文的，他們請客吃飯，跟我說，老魏啊……當然都是套話了。但是最終飯後喝咖啡的時候，他們才開始亮相了，說魏先生你能不能跟我們合作，你要是跟我們合作，錢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以億計。
我說跟你們合作做什麼？他說，讓我幫他們，促進他們更多地跟中國做生意。我就已經有警覺了。我說，這個可能我做不到。當時就爭吵起來了。他們說，你看，做生意對中國也有好處。我說，你說錯了，那是對中共有好處。他們又說，做生意中國經濟發展了，老百姓也會怎麼樣。我說，老百姓可能得到一點點實惠，但是共產黨經濟實力變強了以後，會繼續壓迫老百姓，不會民主。它獨裁日子過得挺好，為什麼要民主呢？！
有一個人還跟我吵架。他說，你這樣說話不是又要回到麥卡錫時代了嗎？我馬上就火了。我說麥卡錫是讓你們這邊很多知識份子吃了虧了，丟了工作了。但是你要知道，同一個時間共產黨鎮壓反革命在全國槍斃了幾百萬人。我說，是麥卡錫好還是共產黨好？他們都沒話說了。所以後來就不歡而散了。」
這樣不歡而散的經歷後來還有很多。魏京生把那場圍繞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政策辯論稱作「美國近代以來的最大的，最嚴厲的一場鬥爭。」他自己儼然成了一名鬥士。
（資料：2000年5月22日 魏京生：「美國人確實應該考慮一下，他們是不是應該用優惠的貿易條件去幫助共產黨發展軍事實力。」 ）
他回憶說：「我那時候每天要串好多個辦公室，一個一個說服。克林頓乾脆就拿車往白宮接，一天接待好幾撥。有一個被他接待過但是沒有變立場的議員跟我談話，告訴我他把人拉到那怎麼說。很簡單，說你這個州有什麼什麼問題，我已經跟哪個部長說了。那個問題可能會給你解決。意思是說你投我一票可以給你解決。 白宮直接施加壓力。
共產黨怎麼施加壓力呢？大使館直接給中西部一個農業州的參議員打電話。說你們州裡跟我們中國有100萬噸小麥的意向書，你想不想讓它變成訂單啊？話就很明顯了。」
20年過去了，美中關係早已滄海桑田。魏京生依然忠於自己當年的立場。
他說：「事實證明，我這幾十年的奮鬥做的事沒錯，是對的。如果當年不給中國PNTR和WTO的話，共產黨怎麼會熬到今天，怎麼會甚至變成美國的威脅了？
20年這一路，大家都明白，美國在吃虧，中國在佔便宜。因為中國肯定不守規矩。眼見著一天天美國就弱了，不但是經濟上弱了，軍事上也一天天要被中國趕上了，而且它意識形態跟你是完全相反的。它的最終目的就是打垮你。哪怕鄧小平說韜光養晦，就是先把那個箭頭藏起來，等有機會了才拿出來打你呢。所以說你讓共產黨掙了錢，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