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靜靜旁聽，感覺此事有些異乎尋常。緝私是執行政府法令，何至與民衆發生衝突？（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那幾天的動盪不安
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晚上，我在高雄海關俱樂部參加一個聯歡性的宴會。在座的人有地方黨政各機關的首長，大家正在談笑風生情緒輕鬆的時候。座中有一位談起臺北昨日傍晚，因爲專賣局查緝私煙人員與民衆發生衝突，緝私人員開槍示威，不幸誤斃人命，於是引起了嚴重的風潮，事態還在繼續惡化。
我靜靜旁聽，感覺此事有些異乎尋常。緝私是執行政府法令，何至與民衆發生衝突？至於緝私人員開槍示威，那除非衝突已到局勢不能控制的時候；誤斃人命，更無疑是慌亂中造成的結果。我又體察到這幾個月來，政治上的一種陰鬱氣氛，似乎愈來愈趨於低沉，聽到這種消息，內心突有嚴重的預感。
因爲依我最近從多方面的接觸和觀察，深深覺得今日臺灣的政治環境，非常微妙複雜，奸匪和不法之徒，憑空尚且要無事生非，製造事端，所以小事件隨時有擴大爲嚴重事態的可能，不能不防範於萬一。於是立即召致參謀長，秘密告訴他臺北發生的事態並說明我對此事的見解。我們一致認爲此次風潮內幕絕不簡單，應當提高警覺。他並建議我即刻密令各部隊長，停止差假禁止官兵外出，秘密調整部署，著手嚴密戒備，準備應付不意的事變，我完全表示同意。
第二天是三月一日，高雄與臺北的電話已經不通，從廣播中聽到的消息不很正常，顯然是北部的陰霾，已然更趨惡化，而有漸漸蔓延擴大的趨勢。市上商店關門，學生回家，一時箠百紛起，風聲鶴唳。一般地痞流氓出沒街頭，蠢蠢思動，大有山雨欲來的情勢。
我們一方面嚴密戒備，但表面上仍然若無其事，保持沉著的態度。就這樣外弛內張的度過了一天。
二日上午，除司令部原有的數百人外，我又集中一個步兵大隊的兵力於壽山司令部，準備應付突發事件。
當日下午，由市政府召集一個會議，意思大概是想彙集各界人士的意見，商討如何應付南來的陰霾，維護治安，我爲明瞭一般情況也前往列席。不料在會議席上，青年團書記長王清佐，副議長林建論等竟發言荒謬，公然支持臺北處理委員會，站在反對政府的立場，並毫無顧忌的向我大肆咆哮：「你們的要塞砲；能不能放響？我們還很懷疑。你們中國軍隊能不能作戰？我們也還很懷疑。你們還是躲在營房裏好，地方上的事不可以問，否則困死你們！餓死你們！解決你們！」口口聲聲「你們」「我們」，似乎忘記了他自己也是中國人，而居於對立的地位。
這許多譏誚謔詈，污辱軍隊的話，簡直把我看作敵人。當場我極力容忍。也故作鎮靜輕鬆的神態表示：「凡是對於地方民衆有所裨益的事，我都會與黨政各方面通力合作去做，地方安全的事，我樂意協助，也有能力去做，各位可以信賴我。各位知道，軍隊是保衛國家人民安全的，軍隊有義務去做他應做的事，但是我不會受任何威脅和任何恐嚇，我有責任維持高雄市的秩序。」我隨即懷萬分沉重的心情，先行退席回到要塞司令部。
回部以後，曾經接到第二總臺部的報告，該部所屬上午派至橋仔頭的採買被暴徒擲石受傷數人，並謂軍人代表國家，無故受辱，擬派隊前往彈壓，我爲遵守上級命令，力勉彭總臺長啟超鎮定忍耐。聽候命令。
我想臺北事件才只發生兩天，高雄的情況就變得如此惡劣。如果沒有預謀，沒有幕後的指使操縱，何至演變得這樣迅速？經過研判後，肯定的認爲這次事件，儘管事端的發生是出於偶然，然而演變的結果，已經完全變質，現在正由陰謀份子在幕後進行有組織、有計畫、有政治背景的陰謀活動，所謂緝私事件只是借題發揮而已。警覺到我必須守住我的崗位，作積極應變的準備，抱定「應變而不多事」的宗旨，從事各種必要的部署。
這天最得力的一項措施，是對於陸軍整編第二十一師獨立團輸送營武器彈藥的緊急補充。這個營的駐地是在鳳山。
上午我派參謀長親赴鳳山會晤獨立團戴副團長，戴說：「輸送營原係由一個步兵營改編而成，這個部隊是有戰鬥力的，但是改編爲輸送營以後，就沒有充足的武器了。」
於是王參謀長立即率同戴副團長，急往五塊厝會見軍械總庫趙總庫長，商請緊急補充該營武器彈藥。趙說：「補給屬於聯勤系統，非有供應局長的命令，我無權發給武器彈藥。」王參謀長當即嚴肅的對他說：「臺灣目前的變亂情形，你當然知道，現在南北交通已被隔絕，要供應局長李進德的命令，是不可能了。你願意這些械彈讓暴徒們搶去打我們呢？還是願意發給我們應變？」趙說：「當然願意發給部隊。只是我負不起這個責任！」王參謀長便毅然答覆說：「這個責任由高雄要塞司令擔負，我會立刻有公文送達到庫。」隨即拿我的名義，命令軍械總庫發給輸送營步槍五百枝，重機槍十六挺，輕機槍三十六挺，迫擊砲八車，配附必要的彈藥，限當日正午十二時前補充到營。
三日上午，據報：新竹、臺中、嘉義、臺南等地，也已相繼發生暴動。外省人無分男女老幼，慘遭暴徒們的毆辱姦殺。死於非命者已不計其數。當時的新竹縣長朱文伯也被暴徒打傷。
高雄市上，但見一般無賴莠民，三五成群，呼嘯過市，行動極爲鬼祟。良善民衆，絕跡戶外。社會上一切正常的活動，已經完全停頓，地方治安與社會秩序呈現極度的紊亂。
我於是緊急命令要塞各總臺長，將不需用的火砲砲閂一律埋藏地下，並以總臺爲單位，集合官兵，各編成步兵部隊準備受領任務。這樣拿砲兵權作步兵使用的措施，因爲專長和作戰習慣的不同，戰力究竟不及步兵。同時我決定以原有的守備大隊，同二十一師的獨立團第三營（不完整），及昨天新裝備的那個輸送營，作爲機動部隊，而以砲兵臨時編成的兵力擔任守備。
同時，邀請左營海軍司令黃緒虞將軍，到我的司令部來會商對策，決定以壽山和左營作爲基地，確實保持兩地的水陸交通，作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準備，控制外地援軍的登陸港口。黃將軍是我國老練的海軍宿將，年齡已經六十開外，他完全同意我的計畫，表示全力支持，立即付諸實施。
當日下午，我方部署業已完成，而高雄的變亂，就於日暮時分開始爆發。
嚴重的考慮
三月三日晚七時四十分，駐防高雄市區的憲兵隊李隊長，緊急電話報告說：「有暴徒四、五百人，蜂擁集於市政府旁的鹽埕町，似有包圍侵襲我憲兵隊部的意圖。請示如何處置？」
我說：「要多作勸告，使他們退去。如果勸告無效，暴徒有越軌的行爲，可以採取自衛的措施。」
這時候，警察局長童葆昭被暴徒毆打，他的座車也被焚毀，隻身逃到要塞司令部來請求保護，所有警察（均本地人），全部攜械逃散。其中一部分混入了暴徒群裏；另一部分則逃回家去了。公賣局長宓汝卓，臺灣銀行曾經理，都被暴徒打得死去活來，宓局長是我的便衣部下把他從街旁水溝裏救起來抬回司令部的，曾經理也傷重掙扎著逃到要塞司令部來避亂。本部參謀謝漢忠、陳松也在電影院附近被暴徒打傷。
這一個充滿罪惡的叛亂行爲，情形愈益擴大，而事態的演變愈益複雜惡劣了。
所有在高雄市區不及逃避的外省人全部被視爲俘虜，被拘捕集中禁閉於第一中學內；幸而沒有被捕的，都相率冒著生命危險投奔到要塞司令部來的達一千數百人，現在尚在臺的知名之士，如當時高雄法院孫德耕先生，海關張申福先生，港務局林則彬先生，鐵路局華澤鈞先生，都全家避難在要塞裏面。事實上此時成爲高雄地區外省人在死亡掙扎線上唯一求救的對象。他們有家人逃散生死不明的，有被毆打奄奄一息的，記得宓局長當時我曾經替他準備了棺木。外省人的財物，給搶得一乾二淨，悽慘的情形，真是不忍聞問。總之，參與暴亂的這一部分本省人，在奸匪的煽動欺騙、播弄之下，已經是近乎瘋狂，其對於政府已經是公然叛亂了！而奸匪則在幕後巧妙的操縱。
今日事後回憶，真是遺憾無已，不論是外省人，或是臺灣人，不明明白白的都是中國人麼？而且臺灣回歸祖國才有多久呢！於此，我們更深刻認識到萬惡奸匪殘忍的真面目。他們知道，在這個剛剛從殖民地枷鎖下解脫出來的地區，找不出所謂「民族仇恨」、「階級仇恨」來供其利用，祇有抓住這狹窄的地域觀念，劃分出所謂「外省人」與「本省人」來加以挑撥製造矛盾，進而加以煽動指使，遂行其叛亂顛覆的陰謀。
我的家住在西子灣，因爲在壽山司令部的防區範圍以內，自然地獲得了掩護，可是本部部分同仁的眷屬，卻住在前金；初期便以前金爲中心，派兵實行保護，三日那天暴徒已是多次迫近擾害未逞，次日拂曉，我便將全部眷屬用機動部隊掩護撤退，全部集中到壽山。撤退時，眷屬雖然全部安全撤出，掩護部隊則有士兵數人被暴徒的冷槍打死，這是暴徒公然對軍隊襲擊的開端。
四日，臺北電話仍然不通，傳聞陳長官已經被暴徒劫持，臺北所有的電信、電力、自來水、廣播電臺機構，都被暴徒霸佔。只有上海路由特務營駐守的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和中華路憲兵團團部，尚在我控制中。收聽到的各地廣播，一片爲暴徒的「勝利進軍」，「順利接收政府機關」的狂妄呼聲，其中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發布的新聞最多。
更有荒唐的廣播說：全臺灣陸海軍倉庫的武器彈藥，足可裝備五個師團五個獨立旅團，正在裝備「南進同志會」的部隊，海外回臺的退伍軍人，趕快到××，××地點報到等等。其間只有一次收聽到陳長官的廣播，大意說：「這次變亂事件，完全是政治問題。應該循政治途徑來進行解決。全臺各地駐軍應將部隊一律撤回營房，嚴加約束。」
我疑心這是在暴徒要挾下，不得已而發出的呼籲，或者是在被困中，全然不明白外間的實際情況，而猶圖採取政治解決的天真想法。事實上，政府機關似乎已經完全爲「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所劫持，並且正由所謂「南進同志會」妄圖建立軍事力量，此時尚能執行政府法令，保持國家尊嚴的地方，除臺北上海路警備總司令部和中華路憲兵團部，以外就只有基隆、高雄、馬公三個要塞司令部所在地區及松山機場、左營海軍基地等數處而已。
高雄縣治所在地的鳳山，因有陸軍二十一師獨立團團部在該處駐守，所以聲威比較壯盛。縣長黃達平原是一位青年軍人，勇敢有爲，縣警察局長陳友欽也深明大義，能夠顧全大體，處置較爲適切，所以仍然保持著平靜，並沒有發生騷亂，不過權力行使也已受到限制。
那天下午，奉到警備總部陳兼總司令電令，正式命我爲南部防衛司令，劃定嘉義、臺南、高雄、屏東等縣市爲南部防衛區。
照陳長官廣播的指示，依然強調這次事件，應該等待政治解決，不准採取軍事行動，而致加重糾紛，但是從事態的演變看－暴徒殘殺人民、強佔機關，劫奪武器倉庫，甚至已經在著手編組叛軍。監理銀行，控制交通通信，對外發出荒謬廣播等等，我認爲事態本身正在不斷變質，奸匪已經滲透叛亂集團，企圖利用台胞的一時衝動，導至全省性有計畫、有組織的叛亂行動，作爲其整個顛覆政府陰謀的一部分，恐怕不是僅憑空口說白話所能安撫解決的。
我既有防衛南部的任務，當然義無反顧，應該負起一切安定南部的責任，採取必要的措施，來維護這一地區的秩序與安全。事實上，我與上級之間已經失去連繫，何況陳長官似乎並不瞭解當時當地的現實情況，目前這一地方的叛亂行動正在不斷的演變擴大，恐怕等不及政治解決，就將陷於不可收拾的境地，我認爲捨軍事制止而外，已經沒有其他的途徑可循。然而另一方面，這樣重大的一個步驟，我並未奉到任何指示或命令，相反的，陳長官正在制止採取軍事行動，要我們回到營房，約束部屬。同時我所掌握的兵力有限得很，若照暴徒廣播所謂由「南進同志會」編成的軍隊，已有十多萬人而言，我的微弱兵力，真是衆寡不成比例，萬一行動無效，在責任上又將如何交代？在此，我不得不有所抉擇，審慎考慮至當的行動。
最後，我權衡當前的情勢，覺察到已經不允許我再躊躇遲疑，而必須當機立斷，果決敢行，趁亂源尚在滋蔓氾濫之初，迅速作有效的應變措施，尚有制止挽救的可能。在我根據獲得的情報及現況冷靜的分析，認爲目前暴徒的氣焰雖然囂張，然而到底只是臨時湊集的烏合之衆，「數量」並不就是「力量」，判斷其不會有多大的戰鬥力；反之，如果遷延時日，坐視其逐漸發展，容忍奸匪份子乘機滲入，給他們一個成長壯大的機會，而演變爲有組織有計畫的行動，則其後果就不堪設想。
我向來以革命軍人自許，身受領袖作育培植，付與重寄，在此緊要關頭，所謂「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眼前祇見一義，不見有生死在。」我衛國保民，守土有責，寧爲盡職而戰死，豈可偷生以受辱。朱執信先生有言：「人類更高級之感情，果何所求乎？曰：自由光榮之生，心安理得之死。」我爲克盡革命軍人天職，而不顧一切，毅然決心平亂，即令來日因而獲咎，亦屬心之所安，可告無愧無怍！決心既定，情緒也就隨之安靜了下來，我一方面命令部下草擬計畫準備行動，一方面密切注視情勢的發展，把握適當時機。
我妻鄭碧雲女士，結婚十多年以來，在戰亂中和我共渡軍事生涯，不但是生活的伴侶，而且是事業上的良友，每當在重大事件的緊急關頭，她常常會慰勉鼓勵，給予我無限的勇氣，有時更會啟發我正確的決心，自從事變發生以來，她眼看我奔忙焦慮，寢食難安，總是以革命的大義相責，絕對不及於兒女之私。尤其要塞內集中了大批眷屬及避難的民衆之後她更自動的負起招護之責，計畫糧食，分配住宿，真使我減少了無限後顧之憂，得以專心致志於應付事變。當我把最後的決心告訴她時，她欣然讚許我的抉擇，認爲這正是報效黨國克盡軍人天職的最好機會，至於個人及家庭的利害，完全應該置諸度外，只求無愧我心，是非得失，自有公正的定評，更使我增加了貫徹決心的意志。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