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澤東在左狂之一的李井泉陪同下視察畝產4萬斤的郫縣。（網絡圖片）
1958年毛澤東發起大躍進，要超英趕美，建立人間天堂，幾乎所有地方黨政要員都唯恐落在別人後面，一個個爭先恐後，炫耀自己的高指標。當時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和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高舉毛澤東的三面紅旗衝殺在最前面，人稱四大左狂。
河南是最早建立人民公社的，安徽和四川都是最早宣布全省畝產放衛星的，而上海的柯慶施當時則以一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而在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熱中脫穎而出。後來，四川，河南和安徽是在大飢荒中餓死人最多的省分，而上海則由柯慶施種下了極左和個人崇拜的種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結出四人幫的惡果。
這四大左狂的家庭和個人都背景非常令人深思。李井泉是江西臨川人，出身地主，曾在江西省立第三師範學校畢業，後投身政治，進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再追隨毛澤東上井岡山，長期擔任毛的私人秘書。柯慶施是安徽人，也是地主家庭出身，讀過徽州師範，喜好舞文弄墨，後來去蘇聯留學。吳芝圃家是河南大地主，父親的大土寨子據說可以住下一個師的軍隊。他中學畢業後南下廣州，進農民運動講習所，成為毛澤東的入室弟子。四個人中唯有曾希聖的家境最差，但也是破落地主，中學畢業後南下廣州，進黃埔軍校，後到蘇聯留學。
從這四個人的家庭背景中可以看出，這些當時把革命口號叫的最響的中共省一級的幹部沒有一個人出身於農民家庭。他們的個人背景和農民，農村生活更是沾不上邊。他們雖然在農村待過，但不但不願意過農村生活，甚至連在城裡當教師都不願意，一心想著通過投身政治來出人頭地。他們的所謂革命造反就是冒險和賭博，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一旦成了氣候，當上一方諸侯，唯一關心的就是自己頭上那頂烏紗帽，為此竭力逢迎最高領袖，唯恐跟得不緊。他們的個人背景中還有一條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年輕時都沒有認認真真地學過一門手藝或者技術，當時在師範學校上學不但有生活補貼，而且學習很鬆，很多人都把在師範上學看作找個地方暫時棲身，從沒打算今後真的去做教書先生。一旦有了從政或從軍的機會，立刻趨之若鶩。
毫不奇怪的是，這些人掌權後，不但不能代表農民利益，反映農民疾苦，甚至不能指望他們有一星半點的實際知識和經驗去領導一個地方或者單位。但就是這麼一批人卻掌握了省市一級的大權和數千萬人的性命。
其實這四個人不過是整個中共高級領導人隊伍的一個縮影。中共革命號稱是農民革命，但從毛澤東以下到當時的中央委員，人們在他們當中找不出幾個正爾八經，地地道道的農民，反而充斥著地主，鄉間痞子，小知識份子和舊軍人。這正是中共掌權後農民的悲慘遭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