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的藍蘋改名為江青，她千方百計企圖銷毀對她不利的一切證據，可抹不掉的是自己的歷史。（圖片來源：網絡圖片/看中國合成）
從到延安的第一天開始，江青一直沒有忘記20世紀30年代她在上海的所作所為。原來的藍蘋改名為江青，可抹不掉的是自己的歷史。以前的熟人時不時在眼前晃動，似乎有意提醒她不要忘記過去。江青於是千方百計尋找機會，一方面偽造自己的歷史，一方面企圖銷毀對她不利的一切證據。比如，她同國民黨特務崔萬秋的密切交往，她寫給從前的老友鄭君裡的幾封信等等。她要用自己的一張嘴改變過去的歷史，用一雙手消滅歷史的痕跡並影響將來的歷史。
1966年6月，張春橋奉江青「諭令」，趾高氣揚地召見了電影藝術家鄭君裡。鄭君裡就是那位1936年4月杭州六和塔婚禮的主持人，並且是唐納和藍蘋的男儐相。那場婚禮，除了唐納和藍蘋一對以外，還有兩對是趙丹和葉露茜、顧而已和杜明潔。而此時的鄭君裡已是上了「黑名單」的「黑線人物」。整整30年，真應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句話，世事變幻，滄海桑田，唐納遠走海外，鄭君裡與江青從朋友化作了敵人。
張春橋先是擺出一副嚴厲面孔教訓了鄭君裡一頓，警告他在運動中站穩立場，端正態度。他轉彎抹角地說到了江青同志，鄭君裡聽到這個名字，心裡冷得發抖。隨即張春橋直截了當地說：「江青同志現在的地位不同了，她過去還有一些信件等東西在你家裡，存在你那不很妥當。還是交出來，交給她自己處理吧。」鄭君裡當即答應了。
鄭君裡誠惶誠恐地回到家中，和妻子黃晨翻箱倒櫃，把有關江青的照片、剪報、手稿、信件等資料收拾了一大包，交給上海市委辦公室轉張春橋。
江青收到張春橋轉來的東西並不滿意，顯然還有什麼東西使江青放心不下。張春橋找鄭君裡又談了兩次話。至於談了什麼，鄭君裡沒敢和任何人透露，只是有一天，他對妻子說：「不知哪一天，我可能就回不來了。」
江青對張春橋的辦事拖拉並不滿意。1966年10月4日，江青親自跑到毛家灣林彪府上和葉群開始了一次密談。
江青問：「你說什麼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葉群看著江青佯裝謙虛，笑而不答。
江青笑裡藏刀，一針見血：「文化大革命，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把你要打倒的人統統打倒。」
葉群做豁然開朗狀，深深地點了點頭。
江青直言不諱地說：「你把你的仇人告訴我，我幫你去整他們；我把我的仇人告訴你，你幫著我想辦法打倒他們。」
葉群一聽江青有求於自己，滿口答應：「好啊，江青同志說得好，你有什麼吩咐，我保證完成。」
江青向葉群列舉了一大串「仇人」名單：當年與她爭演《賽金花》的王瑩；奪走她熱戀才子金某的孫維世；阻止她與毛澤東結合的嚴樸；不幫她找出當年被捕檔案的王濟普……不過，此次的急迫之處在於盡快找到兩封信：一封信是1936年6月藍蘋寫給唐納的火熱情書；另一封也與唐納有關，只不過是寫給鄭君裡的，請鄭君裡幫助聯繫遠走海外不知去向的唐納。
在江青看來，和唐納是結拜兄弟的鄭君裡應該知道唐納的具體地址。江青之所以要和唐納取得聯繫，並不是一時心血來潮，其中另有隱情。1957年的中國新年，毛澤東寫了一首懷念楊開慧的《遊仙》詞，即後來著名於世的《蝶戀花･答李淑一》。江青對此惱怒異常，與毛澤東大鬧了一場，聲稱：你毛澤東懷念楊開慧，那我就要想唐納。激憤之下，江青即寫信求助於鄭君裡。鄭君裡見信自知非同小可，找來幾個好朋友一起商議，大家一致認為此事決不能幹，為免日後招惹是非，當場把那封信燒掉了，鄭君裡自然沒有「遵命」聯繫唐納。所以無論張春橋怎樣提醒恐嚇，鄭君裡也拿不出信來，因此招致了抄家入獄之禍。
江青密託葉群說：「我有一封信，在上海一個電影導演鄭君裡手上，也可能在趙丹、顧而已、陳鯉庭、童芷苓等人手上，這些人都串在一起，你想個辦法，給弄回來。」江青當然不想讓更多的人知道信件的內容，進一步強調說：「至於是什麼信，你不用問，反正是一封很要緊的信，這點事，你得給我快點辦，越快越好。」
葉群很爽快地答應了，因為林彪要坐上副統帥的位子還得靠江青助一臂之力。
第二天，葉群找來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商議，研究了具體的實施方案。隨即，吳法憲親自打電話給在上海的南京軍區空軍副政委江騰蛟，要他到北京「接受一個任務」，並叮囑此次進京的行動注意保密。江騰蛟立即飛赴北京「晉見」葉群。葉群說，江青有一封信落在了鄭君裡、顧而已、趙丹等人手裡了，到底在哪一個人手裡不清楚，所有有疑問的人都要進行搜查，並進一步商定，趁現在的局面，組織一些可靠的人扮作紅衛兵，到鄭君裡、顧而已、趙丹等人家裡去搜查，一切「文字材料」，不論是書信、筆記，還是日記等全部收繳，片紙不留。最後，葉群不忘重申：「一定要保密。」
大禍臨頭的鄭君裡，10月7日又上交了剛找到的幾張照片，並直接寫信給江青：「我不記得還有你的信，也不記得你給我們或給趙丹和他夫人寫的信。」
10月9日凌晨，抄家行動開始。上海空軍警衛排戰士化裝成紅衛兵，一些被挑選出來的空軍幹部子女也加入進去，兵分五路同時行動，直撲鄭君裡、趙丹、顧而已、陳鯉庭、童芷苓的家。
行動之前，江騰蛟下達了五條「軍紀」：一，只要書信、筆記本、照片等文字材料，其他一概不抄；二，有人問就答是「上海紅衛兵總指揮部」；三，帶隊負責人暗帶手槍，但不准隨便開槍；四，軍用卡車牌照號碼換下來或用紙糊起來；五，對行動的隊員只說「空軍有一份設計藍圖或絕密文件失落到這些人家裡」，天亮前必須全部撤回。
江騰蛟坐鎮上海巨鹿路空軍招待所，通過兩部電話「實施電話指揮」：一部直通北京，隨時向葉群、吳法憲請示匯報；一部專供查抄隊及時報告最新進展情況。9日凌晨1時左右，十幾個戴著大口罩、衣服長短不一、臂掛「紅衛兵」袖章的年輕人，神神秘秘地進了武康大樓。這些人小心翼翼地上了樓，盡量小聲敲開門進入鄭君裡家中。他們的所作所為並不像紅衛兵那樣窮凶極惡，動作和言語都很輕，生怕吵醒同一層的鄰居，聲稱只找重要文件。門窗有人把守；窗簾拉得嚴絲合縫。搜查者的行動詭秘、迅速、熟練、仔細，每一個角落，每一個細微之處都不放過，甚至連鄭君裡的衣服、鞋子也搜了個遍。臨走時，他們警告鄭君裡：「不許把今晚的事情講出去，否則就要小心你的腦袋。」
天亮之前，一麻袋、一麻袋查抄來的資料被編號後運到空軍招待所裡，由江騰蛟指定的親信再進行翻查、收集、整理，最重要的材料單獨存放進一個包裡。
天亮之後，鄭君裡等五人紛紛向上海市公安局，甚至上海市委報警。上海有關方面馬上開始了追查，但沒有找到任何線索，還是參與其事的空軍幹部子弟向他們透了口風：是上海空軍幹的。得到這個信息後，追查立即停止了，報告也同時傳到了被蒙在鼓裡的張春橋、姚文元那裡，當時張、姚正在南京。張、姚弄清是葉群在背後指使並與江青有聯繫後，即下令手下人：「不要再管了。」這時，江騰蛟已帶上所有的材料飛赴北京。一路上，江騰蛟仍然惴惴不安，憂心此次行動的成果是否能使「上面」滿意。
江騰蛟到達北京後，直接向吳法憲匯報。遵照葉群、吳法憲的囑咐，這些查抄到的材料，被封存進空軍保密室，其中最重要的一包材料被葉群拿走，第二天葉群打電話給吳法憲、江騰蛟說「上面非常滿意」。至此，江騰蛟心中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
後來，這包材料被江青悄悄燒掉了。但事情並沒有到此了結。死的材料雖然化作了青煙，活著的人還有嘴巴，他們的嘴巴必須堵上。1967年11月26日，由張春橋批示，鄭君裡、顧而已、趙丹等18人被隔離審查。1969年，鄭君裡患肝癌慘死在獄中；顧而已因無法承受非人的折磨自殺身亡；趙丹等人出獄時已是風燭殘年的老人了，最美好的年華被殘酷地斷送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