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多年中，大約1,600多萬初中和高中畢業生被打發到中國農村，佔當時中國城鎮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當時中國城鎮大約一半的家庭。（網絡圖片）
上山下鄉緣起
1968年，毛澤東一聲號令：「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文革十多年中，大約1,600多萬初中和高中畢業生被打發到中國農村，佔當時中國城鎮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當時中國城鎮大約一半的家庭。
但上山下鄉並非開始於文革，上山下鄉是中共政府搞出來的應付失業問題的辦法，將無法解決的失業包袱甩給農村。
早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定：「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
因此從一九五六年起上山下鄉就和解決失業「結合」起來了，一九六三年周恩來計畫十八年內動員三千五百萬知青下鄉。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同時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鄉青年領導小組，由副總理譚震林擔任組長。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譚震林在1965年提出一個15年計畫，準備在1965到1980年之間下放1,100萬到1,200萬知青。
從1955年到1966年，中國大約有150萬青年到農村落戶。在初始階段，知青下鄉還有一點自願（騙他們去反修防修，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走一條與工農相結合的光輝道路，加速思想革命化——這一切實質是用共產黨的騙字訣）的成分。但是從1962年以後，在毛澤東「與工農相結合，加強思想改造」的思想的推動下，上山下鄉越來越帶有政治色彩，開始帶有強制性。在1962年到1966年間下鄉的129萬知青中，多數人是由於家庭出身不好而無法升學和就業的中學畢業生，上山下鄉成為他們唯一的選擇。還有，把各種成分不好的人從城市遣散到偏遠農村，也是中共的一貫作法。
除了經濟及就業因素的考量外，毛澤東在他所發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經達到了清除劉少奇等勢力的目的，精於權術的老毛則反手對付紅衛兵，文革中紅衛兵大部分都隸屬於各個派系，文鬥武鬥不止，雖最後被彈壓下去，但數量巨大（六六、六七、六八年三屆高中畢業生共400多萬人）的對政治高度熱衷的紅衛兵成為無業青年後隨時可能發生不測事件，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農村進行農業勞動，主要是一種遣散派系，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1967年7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為《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至此上山下鄉成為各級政府強制性的任務。到家裡動員，在工作單位施加壓力，登出城市戶口，停發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資，手段不一而足。一些地方的口號是：「下鄉光榮，不下不行。」
文革中對毛澤東狂熱的個人崇拜更是被用來推行上山下鄉政策。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閑飯》，公布了毛澤東在12月11日發出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指示，很明顯是把無業城鎮勞動力甩到農村安家落戶視為解決失業的辦法。在中共的意識形態中，失業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現象，社會主義社會不能有失業問題。把知青甩到農村當農民也算「就業」。把解決失業問題的政策政治化，變成一場政治運動。僅1969年一年就有267萬城鎮知青上山下鄉。
知青生活
毛澤東說「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那麼知青的生活又如何呢？
「上山下鄉」的「知青」當中，大部分是到農村「插隊落戶」，還有一大批「知青」到所謂「生產建設兵團」參加「屯墾」。雖然也是務農，過的卻是「生產建設兵團」的準軍事化生活，但卻非正規軍隊，他們的狀況與「插隊知青」有很大不同。
下鄉青年由城鎮戶口變為農村戶口，失去了城鎮糧油定量供應，由於城市和貧困農村生活差距太大，即使出全勤也很難養活自己，還要家人接濟，在一兩年的激情過後，發現回城無望，有些人甚至偷雞摸狗，打架鬥毆。
插隊知青一般還受到善良的村民的關照，但知青農場，生產建設兵團中的知青更慘，有些甚至遭到幹部（如指導員、連長、營長等）捆綁、吊打、強姦。
回城及走後門
由於農村生活的艱辛，知青都在想方設法通過各種途徑回城，找一個有國家工資的活計，於是招工、招生和招兵的名額就成為爭奪的目標。每個家庭都開始動用自己的各種關係，託人情，走後門的歪風邪氣正是從上山下鄉運動之後大規模地盛行起來的。
特別是林彪事件之後，大批老幹部復出，他們的子女即使下鄉了，也都先後以當兵、招工、提幹或者成為工農兵大學生的方式離開了農村/農林場/兵團，連鄧小平的幾個子女在他還沒有復出的時候就被送進大學，毛澤東本人也曾經推薦一些與自己關係密切的女青年進入大學。
如新疆一師十四團某上海知青，伯父是冶金工業部副部長，專門派了兩個秘書，花了幾千元錢，帶了各種證明，連本地人的妻子一同調走。五團某上海知青，父親是東海艦隊副司令員，只給新疆方面打了一個電話，就打通了關節，該知青後進入西安交通大學，妻子也調到西安市。
但沒門路的知青要上大學（工農兵大學生）、調回城、請假回家，甚至僅僅為免受刁難、欺侮，則要以錢物通關。生產建設兵團、農場、農村公社大隊裡等手裡握有黨票、團票，招工、調動、提幹、病退等特權的幹部，往往施以小恩小惠，或許諾升學，或答應回城等條件，威逼利誘一些女知青就範。有的女知青被姦污後，精神失常甚至自殺。
雲南知青抗爭
1978年冬在雲南的知識青年用請願和罷工的形式表達迫切回城的要求。
從1978年底開始，中國一些地方出現知青遊行、請願等活動，要求回城。1978年10月，雲南幾個農場的5萬知青發動請願遊行和罷工，近百人在昆明火車站集體臥軌抗議。中共上層震驚，隨即派出調查組。
當雲南省委派出的省、州聯合工作組，與罷工的知青進行了一次正面接觸時。知青代表丁惠民看出這些領導人並沒有誠心，便問一個問題：「各位領導，……你們是不是可以向我們交交底，你們的家裡都有幾個子女在鄉下當知青？」這個問題讓領導們目瞪口呆。確實，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有子女此時還在鄉下當知青。領導們發怒了，對著丁惠民和其他知青談判代表拍桌子，大聲斥責起來。知青罷工代表立即全體退場，表示抗議。
1979年1月，孟崗農場上萬名知青罷工，發出「不回城，毋寧死」的口號，上千名知青展開絕食抗爭，萬餘名知青為進入絕食場地的壯士們送行，一時間淚飛如雨，哭聲慟地。當中央調查組趕到那裡，北京知青吳向東當眾割腕自殺，三萬多名知青跪在地上，齊聲高喊：「我們要回家！」其場面震撼人心，見者無不為之動容。
中共對挑戰其政策的活動的鎮壓從不手軟，但當時的形勢對知青有利（除這場知青抗爭組織比較統一和嚴密，並講究策略外，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及計畫中對越南的戰爭，急需穩定雲南邊疆），因此抗爭得以和平解決。
1979年2月，中國官方終於承認在雲南的知青有資格回城。不到三個月，十幾萬知青離開雲南。雲南知青請願成功勝利返城的消息迅速傳遍全國，激勵各地的知青爭取回家的權利，並達到了高潮。到1979年底，七百多萬知青回到了城市。雲南等地知青的抗爭促使中共1980年結束上山下鄉運動。
新疆上海知青抗爭上訪
1979年初，雲南農場知識青年通過請願、上訪實現返城夙願的消息迅速傳到新疆，新疆農墾系統以上海知青為主也起來為自己爭取回城的權利，從1979年初至1980年底，但一波三折，屢仆屢起，前後持續長達兩年之久。
從1979年2月到1980年底，新疆在阿克蘇、喀什和庫爾勒的知青發起並堅持了漫長的請願運動，並舉行了幾十次罷工，甚至絕食，但政府方面一直拒絕知青的回城要求。1980年1月2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發布通告，要求立即解散上海知青有關的「非法組織」，停止一切「非法活動」，違者依法處理。
1980年11月下旬，請願知青在總指揮歐陽璉組織下舉行了100小時的絕食活動，從23日上午10時開始，提出「戶口不到手死在阿克蘇，堅決回上海」等口號。為顯示決心，上海青年還在絕食現場擺放了三口棺材。參加絕食的知青以歐陽璉為首，從最初的近500多人逐步增至1,350人。27日下午2時，絕食宣告如期結束。期間因體力不支昏迷的有200多人，被送入當地醫院治療。
12月11，阿克蘇地委不得不發出給上海知青簽發回滬准遷戶口的232號檔，並緊急簽發的大量上海知青回滬准遷戶口。
12月12日，中央工作組抵達阿克蘇。並於1980年底，邀請阿克蘇的知青代表召開座談會，半夜時分全副武裝的軍人架著機槍上了房頂，12月26日凌晨兩點，知青代表歐陽鏈等八人被逮捕，並關押了許多知青代表人物，拿到手的回滬戶口作廢，原來這是一場騙局。阿克蘇地區宣布全面戒嚴（出動軍隊實行軍事管制，封鎖要道、火車站，嚴防上海知青拿著戶口准遷證返滬），而且延伸到烏魯木齊吐魯番。後來歐陽璉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新疆知青請願運動被中共鎮壓下去而失敗。
新疆請願運動的失敗，是因為中共對挑戰自己的政策的活動的鎮壓從不手軟，並且隨著高層權力的鞏固，對越南戰爭的結束，則對新疆知青抗議活動恢復採取強硬的立場。
女知青被強姦
黑龍江全省百餘農場，每個農場都上報過好幾起女知青遭強姦，有時幾十起。
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四師十八團三十個單位，有二十三個單位發生過捆綁吊打知青的事件，被捆綁吊打的知青達九十九人。據當時一份新華社《情況反映》記載：雲南生產建設兵團一師獨立一營營長賈小山，強姦女知青二十餘人，捆綁吊打知青七十餘人；一師二團六營的連指導員張國亮強姦女知青幾十名；黑龍江兵團十六團團長黃硯田、參謀長李耀東強姦女知青五十多人；內蒙兵團被姦污的女知青達二百九十九人，罪犯中有現役軍籍幹部二百零九人。為平民憤，各地大開殺戒，將以上罪犯處以死刑（但有的八十年代複查後撤銷原判）。此外，各地農村公社、生產大隊的幹部涉及姦污、殘害女知青的也為數不少。
根據1973年的一內部報告，「全兵團共發生捆綁吊打知識青年1,034起，受害知知識青年1,874人，2人被打死。調戲猥褻姦污女知識青年的幹部286人，受害女青年430人。」
離婚潮
與農民結婚的知青，為了返城與配偶離了婚（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官方不允許農業戶口的配偶一同進入城市），導致家庭破裂；這離婚潮不是由第三者插足造成，完全是中共的政策所致。而約八十萬永留農村的知青，雖然保全了家庭，卻注定要過一輩子遠離城市文明的貧寒生活。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影響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給全社會帶來了嚴重消極後果。從1951年中共批武訓，就可看出，中共懼怕百姓有知識、有文化。
儘管青少年當時所受到的那點可憐的被扭曲的教育，中共還是唯恐他們學多了。文革前，一些出身不好的人就已被剝奪了升中學或考大學的權力，上山下鄉運動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剝奪所有青年繼續受教育的權力。受教育本是每個公民應該享有的、由國家憲法保障實施的基本人權，是關乎每個人生存、發展的關鍵。
大批知識青年下放農村，被迫中斷了學業，原本學到的一點科學文化知識快速退化。幾千萬年輕人的青春被荒廢，失去了最佳年華。中國在二十世紀後期曾經出現科技和學術人員斷代，學術研究後繼乏人的現象，科技一落千丈，正是知青上山下鄉的惡果之一。
大批知識青年下放農村，不僅生活上遇到許多困難，許多青年的人身權利得不到保障，首先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歧視和迫害，女知青受到性侵犯的案件層出不窮。農村的艱苦環境，因無節制的繁重勞動、營養不良而罹患各種病症並累及終生的青年，不可勝數。
上山下鄉運動不僅觸動幾乎每一戶城市居民，而且波及到廣大農村，幾億農民受到它的影響。中國農村勞動力本有富餘，知青下鄉，在許多地方不過是壯大了當地剩餘農業勞動力的隊伍，把知青的生計轉嫁給農民負擔，直接損害了農民的利益。
知青由於失去受教育的最佳時機，在八九十年代以來，在經濟改革的大潮中，大批當年的知青成為企業裁減的對象，被下崗，被裁減而失業，淪為社會中的弱勢群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