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聯合艦隊於黃海擊潰大清北洋水師（浮世繪畫師小林清親、井上吉次郎繪）（圖片來源：wikipedia）
甲午戰爭的結果是中國慘敗於日本。當年，中國被迫簽訂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的半個多世紀，中國屢敗於西方列強，但實在未想到會被千百年來以中國為師、為中國一向所輕視的「蕞爾島國」日本打敗。
根本原因在於此時中國仍是「前現代國家」，而日本已建成「現代國家」。在甲午戰爭之前，中國根本不屑於瞭解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的「現代國家」建構，朝野對日本的瞭解仍停留在「東夷」、「蕞爾島國」的認識。
直到1895年秋冬，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於一向為中國輕視的日本，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墨跡未乾，廣州民間書局羊城富文齋印行了曾任中國駐日參贊黃遵憲的《日本國志》，才對日本有新的認識。
此時此刻，《日本國志》甫一出版自然洛陽紙貴。人們驚訝地發現，這部中國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統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8年前的1887年就已成書。
多有人責問他為何不早出此書，使國人瞭解日本，或不會輕易言戰，或會認真準備，於是戰爭賠款「償銀2萬萬可省矣」。連梁啟超也「懣憤」責備黃說，他「成書十年之後，謙讓不流通」、遲不出版，使中國人一直不瞭解日本，不以日本為鑑、不以日本為禍患、沒有準備、沒有警惕，才有今天的結果，人們才知道中國成為弱國的原因。
其實，他們真是冤枉了黃遵憲。寫完《日本國志》後，黃就一直在想方設法出版此書，但就是無人認識此書價值，因此始終未獲出版。透過黃遵憲與《日本國志》的遭遇，人們對晚清的認識可能會更加深刻。
黃遵憲（1848～1905），廣東嘉應州（今梅縣）人，1876年中舉。1877年秋，日本明治十年，29歲的黃遵憲以參贊身份前往東京。到日本不久，他立即深深感到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已絕非中國傳統所蔑視的國家，而國人對此卻一無所知。因此，從1878年開始，公務之餘的時間，他幾乎全都用來蒐集資料，廣泛接觸日本社會各界，研究日本政治、社會、歷史，特別是明治維新以來的變化。1882年，黃遵憲完成了《日本國志》初稿，被調美國，任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在美期間他仍繼續撰寫書稿。
不久，他對官場失望，認為完成《日本國志》更為重要、更有意義，於是告假回鄉，潛心寫作，終於在1887年夏季完成書稿。
黃遵憲坦承，寫《日本國志》的動因是現在的中國人對日本完全不瞭解。《日本國志》40卷約50萬言，從各個角度深入系統地研究了日本的歷史和現狀，對明治維新後所實行的各項制度作了特別介紹。他驚嘆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制度、文化「無一不取法於泰西」，此後日本「進步之速，為古今萬國所未有」，「乃信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日本的經驗使他相信「萬國強由變法通」，明確希望中國也學習日本實行變法。
寫完此書，黃遵憲便想由官方出版此書，先後請重臣李鴻章、張之洞向總理衙門推薦此書。李、張都高度評價此書，向總理衙門推薦，但得不到總理衙門的首肯印行，黃遵憲終於對官方刊印不再抱希望，於是轉而尋求民間出版，將此書稿交廣州羊城富文齋書局。然而富文齋書局也不重視此書，一直未將書稿付印。1894年年末，甲午戰爭已爆發數月，中國軍隊接連大敗，水陸軍皆已潰不成軍，最終敗局已定，才安排出版此書。近一年後，《日本國志》終於艱難問世。就這樣，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日本國志》「事前」無法出版，只到結局底定、大禍已至才姍姍來遲，不能不令人遺憾萬分。然而這並非偶然，晚清的政治、社會狀況決定了屢屢如此。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魏源在林則徐支持下編寫的《海國圖志》介紹外國情況，受到「潰夷夏之防」的強烈批判；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重臣郭嵩燾寫《使西紀程》詳細介紹在外國見聞，受到朝廷嚴斥，此書被慈禧下諭毀版。因此，總理衙門根本不敢印行《日本國志》。
值得進一步追究、深思的是，中日兩國分別於1840年和1853年被西方列強以暴力打開國門，被強行拖入「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還早於日本十餘年，然而為何到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時，日本已基本建成現代國家，而中國仍是前現代國家？有關研究汗牛充棟，難以盡道。中日現代化道路的遲速不同因素多多，重要一點，是文化、觀念的作用，即如何面對現代性挑戰。
鴉片戰爭後因為清廷堅持「天朝上國」、「嚴夷夏之防」觀念，是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的重要障礙。對外部世界深閉固拒，啟蒙者備受打擊，與明確提出「求知識於世界」的日本明治維新形成鮮明對照。
在政治制度方面，以明治天皇為首的新政府於1868年4月6日發布具有政治綱領性的《五條誓文》宣布：第一，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第二，上下一心，盛行經綸；第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第四，破舊有之陋習，基於天地之公道；第五，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20餘年後，1890年11月29日，日本第一屆眾議院、貴族院開議，正式開設議院。甲午戰爭時，中國的政治制度仍是傳統的皇權專制，不是現代國家政治體制。例如，現代國家政府財政必須公開，而中國仍是秘密財政，朝廷可任意花錢，才可能將海軍軍費挪作修建頤和園之用。
在經濟制度方面，日本明治維新的重要內容是開商法公議所、辦商法學校和「帝國勸業博覽會」，鼓勵工商。日本現代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將原與中國洋務運動類似的「官營」企業出售給私人。明治政府感到官辦企業效率低下，決定由政府對私人企業提供資助，購買官企。如，1872年從法國購進機器，建機械繅絲廠，由法國專家指導，後來賣給私人。但私人企業畢竟財力有限，大規模購買官企並不順利。1880年11月，政府制定了《廉價處理官營工廠概則》。1884年，政府再次規定以極低的價格和無息長期分期付款的辦法出售，才使處理官營企業順利實施。早在1874年，日本政府頒布股票交易所條例，允許公債的轉讓與股票交易，繼而東京和大阪股票交易所於1878年開業。這些舉措，大大促進了日本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清政府則對現代私人工商百般壓制，官辦的以機器生產武器的洋務運動都舉步維艱，私人現代工商業更難產生，所以中國的新式機器大生產一直是官辦或官督商辦。洋務運動是中國第一次現代化運動，但到甲午戰爭前，官辦及官督商辦企業的弊病已充分暴露，如效率低下、貪污腐敗，官督商辦企業因產權不清導致官商矛盾尖銳、商股屢被官府侵吞，遲遲未完成經濟體制的現代化轉型。
在金融體制方面，明治維新於1871年頒布「新貨幣條例」，開始統一幣制。1870年以後，開始引進歐美現代銀行制度。到1878年，就有100多家銀行，到1879年國立銀行有153家，政府決定停止國立銀行的發展，到1884年，私立銀行與類似金融機構多達955家。1881年引進歐洲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體制。發行公債，極大提高融資能力。而同一時期的中國未建立現代化的金融體制，傳統錢莊、票號仍是主要金融機構，因此完全沒有現代融資手段與能力。在「地廣」、「人多」方面中國遠超日本，但政府的融資能力卻遠不如日本。中國第一家現代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則是甲午戰爭慘敗後才於1897年5月27日成立。
在軍事體制方面，日本早在十幾年前就在考察學習西方兵制的基礎上進行了全面的兵制改革，實現了武器的標準化和編制現代化，陸軍以師團為基本戰略單位並有現代後勤體制保障。而此時的中國軍隊，由傳統的八旗、綠營和勇營三部分組成。太平天國時就已經證明八旗兵和綠營兵腐朽不堪,所以在甲午戰爭中沒有起到什麼實際作用。清軍在甲午戰爭中的主力是勇營，始於湘軍的勇營之制實行的是將帥自招的募兵制度，從武器裝備到編制仍處從「傳統」向「現代」過渡之中。
在教育方面，日本也為中國的維新改革者提供了範例。日本明治維新後，1871年成立文部省，聘請西方學者參與教育改革。1872年頒布了《學制》等一系列有關教育制度的規章，興辦了現代的東京大學，全力辦好小學，強調教育平等，強制教育，初步建立了現代教育體系。1885年，文部省頒布了大、中、小學令和師範學校令，建立起完整的國家教育制度。中國的新教育艱難起步，阻力巨大，一直蹣跚而行，未獲得正統地位。
簡而言之，甲午戰爭時中國仍屬「非現代國家」，而日本已完成「現代國家」建構，這是中國慘敗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