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向毛澤東告密，扳倒了高崗。（網絡圖片）
流亡美國的作家王若望生前撰文《高、饒、劉志丹之死——揭開「政治謀殺」之謎》指出，鄧小平是「高饒事件」中告密者的角色，毛澤東是向高饒發起攻擊的幕後總指揮，鄧充當毛的打手，並在當時取得了毛澤東的信任。
「高饒事件」的發難
毛澤東生怕地方權力膨脹，便開始削藩，即削弱地方大員的權力，原來中共將大陸地方上的組織分成五大分局，分局黨委書記兼任該軍區政委。一九五二年八月，黨中央下令調動高崗（東北局），饒漱石（華東局），鄧小平（西南局），鄧子恢（中南局），習仲勛（西北局）調去北京擔任中央機關和國務院的領導職務。當時民間流行「五馬進京，一馬當先」的諺語，「一馬」指的便是高崗，只有他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站在毛、朱旁參與了開國大典。（當時有位著名畫家繪下了這一莊嚴隆重的場景，可惜沒幾年不得不將這幅名畫剜了個空白，那就是站在毛身旁的高崗副主席。）五馬里還有一名饒漱石，他在進京兩年後，捲入了「高饒事件」中。饒原任華東局書記，調至北京任中央組織部長。這時我剛從上海柴油機廠調至華東局宣傳部工作，在那裡我認識「一二･九」「一二･一六」北平學運領袖之一陸璀女士。陸是饒的妻子，有一個很可愛的會說法國話的女兒。當時，在發行量很大的《大眾生活》的封面上，我早看過北京大學學生衝出軍警重圍，陸璀首當其衝的鏡頭（《大眾生活》主編係鄒韜奮）。
陸小姐有了知名度，中共便把她派往法國去募集救亡捐款，被吳玉章留下參加華文巴黎《救國時報》的工作，饒漱石從第三國際的莫斯科繞道巴黎回國，有緣與陸璀結識，並結為夫婦。回國後，饒任中共華中局副書記兼宣傳部長。一九四七年，華中局與山東分局合併成華東局，他任書記兼三野政委，司令員為陳毅。饒漱石調往北京任中央組織部長時，忽告失蹤，他妻子都不知道。毛時代關押人往往不通知家屬，只是過了幾個月後，聽到黨內口頭傳達「高饒事件」，陸璀才知道丈夫獲罪的原因：說是與高崗合謀，進行分裂黨的活動，黨內文件用的是抽象詞句，唯有講到高崗的罪狀裡，有一條具體事實：高崗與蘇聯斯大林有勾結，未向黨中央報告。陸璀向組織請求探監，給丈夫捎點衣裳之類，未獲允准。情急無奈，她只能黑夜裡抱著小女兒哭，特別是聽了內部傳達以後，機關裡的同志像躲避麻風病似地疏遠她，似乎她也成了高饒反黨集團的一份子了。
鄧小平的一段自白
「五馬進京」之一的鄧小平，在一九八零談到「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時說：「這個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五三年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援，才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的，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志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面講，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同志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志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崗想把劉少奇同志推倒，採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引自《鄧小平文選》257頁）。應該特別講清楚之處，鄧卻是一筆帶過，例如：「立即向毛澤東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至於毛如何面授機宜，如何處置高崗，略而不談。
我們僅僅從這兩句話裡，看出第一鄧是告密者角色，第二毛是向高饒發起攻擊的幕後總指揮，鄧充當毛的打手，並取得毛的信任。高崗找陳雲遊說，增加兩名副主席。因高本是國家副主席，上述引文裡的「你一個，我一個」，不會是爭個國家副主席。是否增設黨中央的副主席呢？黨章上未規定另設副主席的條文，陳雲原是國務院副總理，歷來掌管財經大權，他怎麼稀罕謀一個黨的副主席呢？因此鄧的自白極不清楚。鄧肯定林彪是最早支援高崗的，為此，林彪在七屆四中全會前夕，曾被攆出政治局，接受黨的審查。由於林揭發有功，時隔一年召開的黨代會上，林又官復原職，參加了清算高饒聯盟的這一會議。鄧的自白裡只說高遊說如何攻倒劉少奇，而沒有提出攻倒周恩來。而臺灣出版的「中共政權四十年的回顧與發展」（作者俞雨霖）中講到「高饒聯盟矛頭係針對劉少奇與周恩來」。對比之下，鄧的說法比較可信，怎見得？實因當時舉國上下對周恩來尊崇備至，如有誰遊說黨內元老罷黜周恩來，遇上第一個人肯定會碰釘子！
告密者：斯大林
上述第二節中談到陸璀女士聽到黨內傳達的高饒犯的錯，特別突出高與蘇聯斯大林的聯繫。最近讀到赫魯雪夫回憶錄續集：《最後的遺言》中，曾透露了很可靠的歷史資料：我們這位代表（指蘇聯駐華大使尤金）開始給我們做報告，說中國領導班子中有許多人蘇X和我們黨不滿，口頭上積極反對我們的有劉少奇、周恩來等。斯大林把大使送回的某些文件給我們傳閱，因此我們瞭解其中的內容。……關於中國黨內這種內部情報，有許多顯然是高崗捅給我們的。他是中國政治局在滿州的代表和首腦，與我們在那裡的代表關係很密切。
斯大林決心贏得毛的信任與友誼，所以他把那位代表帶回來的與高崗談話的記錄拿給毛看，對毛說：看看吧，你可能會對這些東西感興趣的。只有上帝才知道斯大林這樣做是出於何種考慮。他把這種巴結說成是友好表示。毛先是在領導班子內把高崗孤立起來，那時高崗還在政治局裡，但我們知道他實際上已被打入冷宮，後來把他軟禁起來，再後來，又傳來高已自殺的消息。以下是赫魯雪夫分析斯大林何以向毛告密的想法：「他估計毛遲早會發現高崗與自己保持的不尋常關係，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毛會指責斯大林煽動反對中國政府，這樣，斯大林改變了主意，最好還是犧牲高崗來取得毛的信任。」（引自一九九零年出版，葉永烈著《陳伯達其人》）。
斯大林出賣高崗的史實是毋容置疑的，應該說，這是兩個暴君為鞏固專制統治所作的背信棄義的交易。唐德剛先生在《傳記文學》372期曾提及高崗與斯大林私訂終身，如今得到了有力的證明。為什麼牽連到饒漱石？大概在斯大林給毛看的「有興趣的東西」裡，也透露了饒與高串通一氣的事實。至於高崗與尤金是否談到反毛，由高崗取而代之的內容？我們根據鄧的自白，以及四中全會通過的處分高饒聯盟的「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中，都未上綱到反毛或反中央。其中有一段是這樣講的：「高饒聯盟的特點：他們沒有任何黨的組織或任何反對黨中央的綱領，他們唯一的綱領，就是以陰謀手段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
等斯大林一死（一九五三年三月），毛澤東於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不指名地提出黨內存在小組織活動的警告，第二年二月七日召開七屆四中全會，由劉少奇作了「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的報告，除了前引的「高饒唯一的綱領」，還嚴厲指出：「我們黨內產生過張國濤，蘇聯黨內產生過貝利亞。這樣重大的歷史教訓表明，敵人不但一定要在我們黨內尋找代理人，而且曾經找到過。……黨內有人誇大個人作用，強調個人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只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甚至把自己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做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其中舉出斯大林的屠夫貝利亞與張國濤為例，兩人結局不同，而且都不是「代理人」的角色，當初斯大林幫了毛很大的忙，如今卻罵他是敵人了！四中全會召開前，高、饒已失去自由，這時他們連列席旁聽的資格都沒有，完全是缺席審判，從此開創了一個惡例，在往後每次政治運動中，打倒共產黨的幹部，先扣帽子，再打棍子，可以不聽取本人的聲辯。
高崗看了四中全會的決議後才知道自己的前程完了，毛必欲置之於死地，他是要強而且極端好名，如今一下子從寳塔頂上摔下來，他受不了奇恥大辱，就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六日，在軟禁中服安眠藥自殺（據一九九四年五月六日《神州時報》的一篇文章）。另一種說法見於六十二卷六期《傳記文學》吳明山的文中，該文稱：「一九五四年冬由公安部副部長許建國率多人包圍高的寓邸，他的警衛員左興甫負隅頑抗，此時，高崗舉槍自殺，左興甫被公安部人員制服，判無期徒刑。」後面這個死法，他不但有警衛員，自己還帶有手槍，與高饒這時已在軟禁中有矛盾。錄下吳明山先生的一種說法，聊備一格。
高死後五個月，北京召開的全國黨代會上，由鄧小平宣讀《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這一次是公開點名，首先指出高不但不向黨低頭認罪，反而以自殺表示對黨的背叛。增添的罪狀有「把東北地區當作高崗的獨立王國，……這個反黨聯盟把共產黨分成兩個：一個是根據地與軍隊創造的；一個是白區的黨」等。關於饒漱石的罪狀，則說「為了鞏固黨的團結，必須堅決把他們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饒至今仍頑抗到底，並且繼續向黨進攻。」
這個決議公布不久，饒漱石即宣布死亡，他是不是自殺，至今沒有明確的說法。黨組織通知寡婦陸璀捧回饒的骨灰盒。開國後殺功臣的第一波至此劃上了句號。鄧小平在黨代會後，提升為黨中央總書記，大概是毛給予他的一種獎賞。鄧為了表現他在階級鬥爭中絕不手軟，又乘勝追擊，擴大戰果，株連了八名中央分局和省一級領導幹部，計有向明（山東分局第一書記，省政府副主席），孫秀山（東北局第二副書記，軍區副政委），張明遠（東北局第三副書記），趙德尊（東北局農村工作部長），郭峰（東北局組織部長），陳伯村（旅大區黨委第二書記），馬洪（國家計委秘書長），倪志良（派至北韓的大使）。除馬洪一九七九年以後出現過，其他人從此永遠消聲匿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