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的批鬥風潮（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9年5月21日訊】那年我六歲，和小夥伴洪貴每天用一根繩子結成圈套在一起扮馬車，他當馬，我當乘客，哪裡熱鬧往哪裡沖，我們在人們的褲腰之間，看著這個熱哄哄的世界，鋪天蓋地的偉人像，迎風招展的旗和打了雞血般的高音喇叭，偶爾也有些倒楣蛋臉塗墨水脖子上掛著黑字紅叉的大牌被人兩手反舉按在汽車頭上一路游過來。
看別人「鬥爭」多了，自己也忍不住躍躍欲試。我的想法非常快的得到了洪貴和別的小夥伴的支持，洪貴還貢獻出了他一直用來扮馬車的繩子，大家七手八腳用報紙折了高帽，用鞋盒做了紙牌，不會寫字，就用黑墨水和紅墨水畫了些圓圈方框和叉叉。
萬事具備，只欠批鬥對象。
六七個小夥伴中，沒有一個願意當地富反壞，這可不是角色扮演的問題，而是一個關乎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榮譽問題，就像平時玩打游擊的遊戲一樣，大家只願扮八路不願扮鬼子，以至於每一次開玩之前，要費很大的周折才能把角色安排下去，八路的人數總是鬼子的幾倍。
這次跟以往不一樣，批鬥對象只有一個人，連一個墊背的倒楣同伴都沒有。這樣孤單地承受敵人的壓力，是很難受，而且也是很觸霉頭的，大家都不願意，連一向在卡殼時挺身而出擔任救場角色的洪貴也背著手閉著嘴往後退。
就在這個時候，後院井邊的小紅端著小搪瓷碗從巷子裡走來。小紅個頭比我們矮小，有點像一隻小老鼠走向一群飢腸漉漉的貓。
我們的批鬥對象有了！
她個頭比我們小力氣沒我們大跑得也沒我們快，最重要的是，她家「出身」不好，她奶奶的妹妹嫁給一個軍官去了臺灣，她的媽媽和兩個舅舅因此丟了工作，她爸爸也不知所蹤。這樣的身世，本來是值得同情的，但那個時代，我們所受的教育，是「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雖然我們不懂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但我們似乎隱隱知道，對她的鬥爭，無須得到她的同意。
我們扑上前，將小紅按住，就像平時批鬥會上突然躍起的打手們按向那個還蒙在鼓裡的被批鬥者那樣，拉手的拉手，按脖子的按脖子，洪貴的繩子很快派上用場，稀裡嘩啦把小紅綁得跟粽子一樣，然後，頭上戴高帽，脖子上掛牌子，將她連拖帶拽，拉到外公家的廚房，那裡有個小天井，也沒有大人，於是，一場兒童版的批鬥會在那裡上演。
本以為小紅會驚嚇得瑟瑟發抖甚至哭哭啼啼，那樣會增加我們的成就感。但她不僅沒哭，而且用憤怒的大眼睛瞪著我們，一臉寧死不屈的樣子。很顯然，她也是看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長大的，那裡面的女英雄們，面對敵人都是這個表情，既仇恨，又輕蔑。這種表情，瞬間把我們變成了灰黯猥瑣的敵人，而她自己卻變成了彩色偉岸的英雄，像宣傳畫上畫的那樣。
我們當然不喜歡這樣的場面。洪貴不知從哪找來了一截木炭，胡亂往小紅那大義凜然的臉上塗去，而我則撿起地上的一根草繩頭，把它當成鞭子，在小紅的面前揮舞，讓她認罪。
小不認罪，因為她也不知道自己端著小碗從這裡經過，到底有什麼罪？她當然更不知道那個她出生之前多年就去了臺灣，從未見過面卻給家人帶來滅頂災難的姨奶奶究竟有什麼罪？甚至連想當批鬥者的我們，也不明白這些——我們也不知道，她應該認什麼罪。也許我們想要的，只是她低頭彎腰一臉恐懼和懺悔的表情。
但小紅並不打算配合。雖然臉上已畫了炭黑，但她的眼神依然是憤怒和剛烈的。這眼神背後，暗含的是她的兩個舅舅和一個哥哥未來可能為她報仇的自信和不屈。這當然是我內心最恐懼的。
但恐懼經常以殘忍的方式呈現在施暴者身上。我揚起草繩頭，打在她的身上，她身上的灰塵和草繩屑在陽光下胡亂飛竄。草繩打著並不十分疼，但場面卻是有點嚇人。我當時已經像一臺失控的機器，一心只想讓對方折服，惟一的方法，就是使用暴力。
草繩啪啪地打在小紅的身上。
小紅的臉色脹紅，但並沒有像我們所期待的那樣痛哭流涕求饒投降。
場面實際上已超出了六七歲孩子們能夠把控的範疇，而進入到一種騎虎難下的境界。
後來，是外公解救了小紅，也解救了我們。他把綁在小紅身上的繩子解開，為她洗了臉，撣掉身上和頭上的草繩灰，這時的小紅，淚光才湧上眼睛。但她搶在它們衝出眼眶之前，飛快地逃出小院，逃向她家的小巷。
之後一兩天，我一直擔心著小紅的哥哥和舅舅們。破天荒的呆在家裡，晚上也不出門去捉迷藏和打游擊。我深深地體會到，一個施暴者內心的恐懼和虛弱。我害怕有人從漆黑的背後給我一棒，我擔心有人用布口袋將我的頭蒙住，扔到井裡。洪貴和小夥伴們似乎都有類似的恐懼，史無前例的一連幾天都沒有在晚飯後在大街上學狗叫呼喚我出門。
我不知道是小紅懂事，沒有將委曲告訴大人？還是她的大人不想在原本已苦難的生活中再添麻煩。我們頭上懸著的那一隻靴子，一直沒落地，而且一懸就是四十多年。
之後多年，小紅和我再沒什麼交集，我不知道那個凶悍暴戾的下午，在她心中究竟是怎麼樣一段回憶。也許之後很長一段時間，甚至她整個的童年，一直在躲著我們，以至於我們童年記憶中，有關她的內容，又散、又淡，雖然，我們兩家的直線距離，不超過20米。
也許，那一個下午，已耗盡了我們彼此一生的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