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南洋大學的主樓舊址。（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我之所以延至現在才寫出我於四月一日辭去新加坡南洋大學校長的詳細經過情形，只是因為如果在我離開馬來亞以前發表這篇文章，我和我的家眷便將有慘遭共黨手槍暗算的危險，事實上，在我辭職的前後的幾個星期中，我們住在新加坡就有英國警察的特別保護。
我是被迫辭職的
我是被迫辭職的，而南洋大學之想成為一個自由學府也是在共黨的直接破壞之下化為一場春夢。共黨的破壞行動，就在英國遠東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所在地明目張膽的恣意進行。在北平指揮之下，企圖奴役遠居東南亞的一千兩百五十萬華橋心靈的惡毒陰謀，我成了他們眼中之釘。這項陰謀如同肉眼所不見的毒蟲，已駸駸乎有，使新加坡今日無力抵禦顛覆。一如其於一九四二年時無力抵禦越過半島的日本突擊一樣。
是由於世界一部分善良人們的被麻醉和散慢無組織，才使原能成為抵抗北平魑魅伎倆的堅強堡壘的南洋大學，竟在戰鬥尚未開始，甚至第一堂課尚未開講以前即行放棄。
中國僑居海外的華僑們在其他亞洲民族之間的處境，常是十分困難，他們辛勤工作，常能積聚財富獲得權利，但也因此導致仇恨和迫害，更重要的，他們都有著幾種不同的忠誠，其中以忠於祖國的忠誠最高。數十年來，他們一向將子女送往中國受教育，然後在他們遷至僑居地時可以保住中國的語言和文化。
共匪騙誘了僑生
中共聰明的鼓勵著這種傳統，用許多教育的諾言引誘海外的僑生。北平的宣傳說：「只要帶著你隨身穿的衣服，其餘一切我們都供給。」
全東南亞有上千上萬的青年人應聲而去，但是不久就顯出事情有異，僑生們都一去不返。他們受到共產黨的高度思想訓練，一個個都變成了青年的狂熱分子，只夢想有朝一日拿著步槍，以征服者的姿態回到海外的家裡去。
新加坡的僑領們都對此情況大感困惱（新加坡人口一百二十萬，華僑佔百分之八十），一方面因為他們反對他們的子女受政治思想訓練，但主要的原因卻是他們的子女一去不返。一般的海外華僑只要他們能繼續工作發財，就不關心政治，但他們對於孔夫子所教導的家族香火綿延，卻都非常重視。北平現在使到他們面臨一種抉擇，是失去他們的子女，還是讓他們的子孫脫離中國的文化。
南大邀我任校長
其解決方法是顯然的在中國國外創辦一所中國大學。一九五三年年初，新加坡的僑領們聚在一起，籌組南洋大學（中國人通稱東南亞為南洋）。英國最初對於創辦南洋大學的計畫加以反對，誠恐已為共黨在馬來亞反抗運動中所利用的華僑與馬來亞人之間的種族裂痕會更趨嚴重，但在華僑的堅持之下，英國人乃讓步而改取不過問政策。一九五三年五月，南洋大學正式成立，最高機構是一個九個人的理事會，亦稱為董事，是由馬來亞聯邦九省、沙撈越及新加坡的殷富僑商的委員會所控制，其中以六十人組成的新加坡委員會為最重要，事實上亦掌握著校務。一九五四年正月一位使者來到我的紐約寓邸（我當時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請我出任校長。
陳六使不識之無
很少有人曾經受到過較此更令人興奮的使命。我立即看出南洋大學可以完成一項對於自由世界有無比價值的任務，遏止共黨在東南亞的滲透，但我也看出主持此項計畫的人對於其含義的天真無知，一如他們意向的純正真誠一樣。在這些人中，最重要亦最典型的一位，便是理事會主席、久經公認為新加坡僑領的陳六使。陳氏今年六十歲，面貌嚴肅，舉止粗魯，是當今亞洲最神氣的鉅賈之一。過去做過橡膠工人，至今仍然是差不多不識之無，也正是海外華僑進退維谷的一個不幸的象徵。
陳六使久已是馬來亞的一個豪富，一九四五年日本潰敗之後，他在一連串的預謀深算之下，控制住全東南亞的無數橡膠儲藏，陡至暴富。自此之後，即財富與日俱增，韓戰期間，據稱他和美國做了一千三百三十萬美元的橡膠生意，以致他的權力之大，連一位橡膠業的權威最近也說：「他現在對於市場的影響力量大概比得上任何政府。」
未料引起政治問題
如同大多數海外華僑一樣，陳六使的政治態度如同牆上草，他顯然認為中共並沒有什麼壞處。一九五零年新加坡舉行豪華的「千賓晚宴」慶祝中共在中國的勝利時，他是大會主席，並且為英國之承認北平政權乾杯，另一方面，他卻又是推舉我為南洋大學校長的主要發起人，顯示他對於眾所周知的我擁護中華民國政府的態度，完全漠然無知，陳六使的目的，我想，就只是要單做他的生意，而不纏於政治漩渦。
他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寫信給我說：「吾人如不於今日設法保留吾國之文化，則十年之後，吾人行將見此間同胞之教育必將岌岌可危，二十年或三十年後，吾人之語言文字或並將消失無存，四十年或五十年內，吾等將不復為中國人矣。」我當時確信這是他想創辦南洋大學的唯一動機，今天我依舊如此確信，我並且相信陳六使以及他的左右一般人根本未料到創辦南洋大學會引起政治問題。
我要求具體保證
於是我堅持要求要有幾項具體的保證：我要有「唯一的」行政職權，南洋大學應有「一個非常單純而無政治性的目標」，教授應享有絕對的思想自由，南洋大學「無論在精神及物質方面均應是一個第一流大學」，為達成此一目標，我要求在一九五四年年底以前至少應籌集三百三十萬美元，一九五五年年底以前應再籌集三百三十萬美元，我當時回信說：「與其日後長期鬧頭痛，莫如現在暈一下。」
陳六使以理事會名義對此一切完全同意，答應「如有必要願犧牲余全部財產」，並且保證他個人立即捐獻一百七十萬美元，他非常想南洋大學有面子，主張我住的房子以及坐的汽車，如不比馬來亞英國大學校長的更好，至少也應該一樣好。一九五四年初，陳氏告訴我，各方面已經認捐四百萬美元，五月三日我接受了校長職務。
同一月，開山機在新加坡島西端可以遠眺大海，風景宜人的五百六十畝校址所在地行破土典禮，我則在美國和英國開始網羅我所能找到的最優異的教育家出任南洋大學教授，一九五四年十月二日，我偕家眷抵達新加坡，遷入一所供我臨時居住的花園平房。
煩惱事接踵而至
煩惱幾乎是接踵而至，校舍的建築有煩惱，我聽到可靠的報導說，在建築材料的合約中有中飽情事，並且開山機顯然是做了一些不必要的工作以增加漁利，我發覺董事們不守信諾，不與我先行磋商即行通過一項設計，開始建造圖書館，大而不當，光線全不考究，藏書的地方又小得可憐，同樣地，他們又不與理學院長商量，即行建築理學院的校舍。更預兆不祥的，是政治氣氛早已不利，有幾個董事抨擊我的紐約來信中署年為「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同時因為我國報紙的登載，說我曾經說來新加坡是要建立一個「反共」大學，而使我受到嚴厲的批評，其實這是不正確的，我當時是說要建立一個自由大學，一個人們能夠自己思索，對政治問題自由決定其主張的大學。
同時，共產黨支持下的新加坡小報也開始對我展開詭譎的攻擊。小報是不定期出版的中文報紙，英國政府對於它是只要不涉及到馬來亞的戰爭，就容忍其存在。該報罵我浪費南洋大學的經費，罵我是美國的特務人員，並且說我英文都不通。
至去年十二月時，情況已經顯明，這許多阻撓與中傷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北平已經意識到南洋大學在一個它所不能控制的人的主持之下，可能成為一支自由的力量，所以在我抵達新加坡之後不及兩個月，北平即已頒下命令必須搞走林語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