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唯真從巴西回國，受到周恩來接見。（網絡圖片）
2019年3月31日，有「巴西川普」之稱的博索納羅總統宣佈，紀念「1964年3月31日事件」。他相信軍方在那天的掌權決定，是因為當時的巴西社會，正遭遇嚴重而迫切的共產主義威脅。巴西總統府發言人巴羅斯（Otavio Rego Barros）於2019年3月25日表示：「那個時候，全國軍民同胞團結一致，拯救了巴西自由與民主的精神——假如當年軍隊沒有挺身而出，今天的我們，可就享受不到這自由世界的空氣！」
當年，在華盛頓的鼓勵下，懷疑古拉特總統「準備全面倒向共產主義」的巴西軍方，終於決定以「救國」為名發起行動——1964年3月31日，巴西政變軍突然起事。幾小時內，大批裝甲部隊就佔領了兩大城市里約熱內盧與聖保羅。
1961年，古拉特在擔任副總統期間就訪問了中國，與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董必武等人會面。當時巴西政府的親北京姿態受到國內右派的反對，他們在美國支持下於1964年4月發動政變，推翻了古拉特政府。軍人政權上臺後，以陰謀推翻巴西政府為名逮捕了以王唯真為首的9名中共新華社和貿易代表處人員。
王唯真何人？他出身於菲律賓的華僑家庭，1938年，抗戰全面爆發後，他受中共宣傳影響，經香港輾轉來到延安，投奔共產黨，因為會外語而進了新華社，擔任英文翻譯和國際版編輯。中共建政後他長期擔任駐外記者，當過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總編，國際部東方組組長，新華社河內分社首席記者、分社社長，兼任人民日報駐越南記者，1963年擔任新華社駐巴西首都里約熱內盧特派記者。
當王唯真來到巴西時，中共在拉丁美洲只有和古巴一個國家有外交關係，因此新華社和一些貿易機構就是中共和拉美國家發展關係的渠道。中共的説辭是，在這9人的努力下，中巴關係迅速向前發展。
1964年，巴西發生軍事政變，新成立的軍政府立即逮捕左派份子和共產黨員，包括王唯真在內的9名中共新聞和貿易工作者被捕，並被關進了巴西監獄。當時有17個巴西著名人士，包括國會議員和政府高級官吏，願意出面為這9個中國人的無罪作證。由於他們拒絕前往臺灣，1965年，在巴西律師的幫助下，他們回到了共產中國。
於是，「9人事件」成了紅色中國連篇累牘報導的對象，內容是9人如何贏得了巴西「友好人士」的同情，使巴西軍政府始終無法對他們定罪，最後在祖國的聲援下被「驅逐出境」。在他們回到到北京時受到李先念到機場的迎接，劉少奇、周恩來也接見了他們。至今中共仍宣傳「巴西事件」是「新中國外交史上一次對國際反華勢力鬥爭大獲全勝的範例」。
然而，在王唯真回國後的第二年，1966年文革爆發，新華社一片混亂，不少領導被揪鬥、打倒。1967年，王唯真被任命為新華社總社常務副社長、代社長。在任期間，很多新華社記者受迫害，在一些地方一些新華社記者甚至被戴上鐐銬和久已不用的木枷準備處死。王唯真為了保護新華社、維持正常工作，向周恩來建議對新華社實行軍管，不知道是不是他在巴西親身體驗了軍人接管政權的經歷，讓他提出這個建議。
好景不長，從1970年開始，王唯真又受到了迫害，他被打成了「反革命黑幹將」，被關進牛棚，遭到隔離審查，並被批鬥、抄家、關押和勞改。而長期審查和失去自由，使他的身心受到了嚴重的摧殘，因受到種種精神和肉體的折磨，王唯真患高血壓眼底出血、患癌症兩次開刀。追隨王唯真回國的父親王雨亭也在此期間病逝。
王唯真一家的遭遇都很慘。王唯真的弟弟王明愛1957年被劃成右派，在北大荒勞改時幾乎餓死，文革中又被送去勞改。王唯真的姐姐王雙游是同盟會的會員，在文革中被批鬥，受盡折磨與屈辱，後死於胃癌；她的丈夫入獄7年，受盡折磨，死在獄中。王唯真最小的弟弟王應凱，文革中在非人的折磨下精神失常，後又轉入精神病院。
顯然，與1964年在巴西的牢獄生活相比，王唯真在中共政權下的遭遇更淒慘，而且還株連到家庭和子女。如果說在巴西他還有權利請律師，那麼在共產中國，連一點正常的法律程序都沒有，不但沒有律師和訴訟程序，如果誰要為反革命請律師，那誰就得進監獄。如果說他在巴西反革命軍政府的法庭上可以申訴，回到紅色中國，卻連自白的機會也沒有。
多年以後，王唯真才知道，自己那渴望報效祖國的父親雖然身為僑聯秘書長，但卻是長期被控制使用的。
2006年，王唯真去世。曾有人詢問他的妻子陳萍：「王唯真生前是否很痛苦？我指的不是犯病的時候，是在正常情況下。」陳萍的回答是這樣：「他痛苦時白天茶飯不思、夜裡輾轉難眠，他說，有無數隻手擰他的全身，從皮肉擰到內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