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獅子山人鏈（周秀文/看中國）
【看中國2019年9月30日訊】我是1952年在上海出生的，4歲到香港。小時候上學，祖籍欄填的是浙江鄞縣，即寧波。我在家裡跟父母說上海話，其實是寧波話；跟佣人說番禺腔粵語，上幼兒園則學到香港粵語。我把香港粵語當作母語，因為說得最流利，而且自信地認為發音是百分百準確的，如果不準是別人不准，不是我不准。就這樣，身份認同的問題也解決了。
我後來才知道，我是屬於香港的「嬰兒潮」一代，指的是1949年後出生的一代。香港人口在「二戰」結束那年是50萬，到1953年已達250萬，光1949年就增加了近80萬人。隨後十來年，出生人口也到了高峰，像舊式的可樂瓶一樣，開始還是窄窄的，後來就膨脹了。
我這代很多人對童年時期的貧窮還有些記憶。家長和家庭的目標，印在我們腦子裡的，似乎就是勤儉，安定下來，改善生活，賺錢，賺錢，賺錢。
我們的上一代當然也有一直在香港的，但很大的一群是來自廣東、上海和內地其他地方的，是在認同內地某個地域而不是香港的背景下走出來的。
南來的知識份子更有一種文化上的國族想像，逃至殖民邊城，不免有「花果飄零」之嘆。
然而，從我這代開始，變了。我們只是平凡地長大著，把香港看作一個城市。
這裡我得及時聲明，我是在發表對同代人的個人意見，並不是代表同代人說話，說不定有人一生出來就懂得愛國反殖。我在下文想說明的一點恰恰就是，愛國和民主一樣，對我們來說都是後天慢慢建構起來的。
我們的中小學歷史教科書是不介紹中國20世紀當代史的。儘管中文報紙上報導內地的消息，我這代在成長期往往在意識中是把當代中國大致排斥掉的。
我這代一個最大的共同平臺，就是我們的中小學，不管是政府還是教會或私人辦的。
我的學校當時是怎樣的呢?是一條以考試為目標的生產線。我這代人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考完試後就會把學過的內容給丟了。這對香港一代成功人士有很大的影響：他們可以很快很聰明地學很多東西，但轉變也很快，過後即丟，而且學什麼、做什麼是無所謂的，只要按遊戲規則把分數拿到就行。
在中學裡面，我覺得唯一不全是為了考試的學科，除了教會學校的《聖經》課，就是中文和中國歷史課。我們的中文老師可能也是我們接觸到中國傳統的唯一渠道。關於中國文化，甚至做人德行，都可能是從中文課上獲得的。現在我這代人中，對文化歷史時政有些理想主義想法的人，很可能都是中文課的好學生，或讀過武俠小說，否則說不定連小小的理想主義種子都沒有了。
可惜中文課在香港英文學校裡是比較邊緣的，有些學校根本就不開這門課。
1964年，我這代進入青春期。那年，披頭士樂隊訪問香港。
我那比我大一歲的姐姐和同班同學去電影院看了10次披頭士的電影《一夜狂歡》。
我們跟父母有了代溝，留長了頭髮，穿牛仔褲，彈吉他。因為我們曾手拉手唱過英語反戰歌，我以為不用問大家都是接受平等及參與性的民主的。我要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才覺悟到二者沒有必然關聯。
1973年，香港股市在狂升後出現「股災」。
我這代的青春期，就從英美時髦文化開始，到全民上了投資一課後畢業。與同期同代內地人太不一樣，我們可說是「什麼都沒有發生」的一代。
香港時代廣場反送中集會（Carl Court / Getty Images）
當然，中間有1966年和1967年的兩次街頭抗爭插曲。第一次帶頭反對天星小輪加價的是青年人，對未成年的我們有點不甚了了的輕微吸引。第二次衝突大多了，是「文革」的溢界，逼著站在港英一邊的明智大多數和他們的子女在隨後的許多年對中國內地更有戒心——把內地視為他者，相對於「我們」香港。除此之外，以我觀察，1967年事件對我這代大多數人的心靈和知識結構並沒有留下顯著痕跡。
這時候香港政府調整了管治手法：建公屋，倡廉政。
這時候我這一代也陸續進入人力市場。
連人口結構都偏袒我這一代：我們前面沒人。
就是說，嬰兒潮一代進入香港社會做事時，在許多膨脹中和上升中的行業，他們往往是第一批受過良好教育的華人員工，直接領導是外國人或資本家。我們不愁找不到工作，我們晉升特別快，許多底層家庭出身的子女憑教育一下子改變了自己的社會階層，我們之中不乏三十來歲就當外企第二把手的人。
似乎不論家庭或學校、文化或社會，都恰好替我這一代作了這樣的經濟導向的準備，去迎接隨後四分之一世紀的香港經濟高速發展期。
我們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運氣好到什麼地步，其實並不是因為我們怎麼聰明，而是因為有一個歷史的大環境在後面成就著我們。香港是最早進入「二戰」後世界貿易體系的一個地區，在日本之後便輪到我們了，比臺灣地區早。臺灣還搞了一陣進口替代，我們一進就進去了，轉口、貿易、輕工業加工代工，享盡了「二戰」後長繁榮週期先進入者的便宜。另外，內地的鎖國(卻沒有停止以低廉貨物如副食品供給香港)也為我們帶來意外的好處。這一切加起來，換來香港當時的優勢。我們這批人開始以為自己有多厲害、多靈活、多有才華了。我們不管哪個行業都是很快就學會了，賺到了，認為自己了不起了，又轉去做更賺錢的行當。
我並不是說我們不曾用過力氣，我想強調的是：這一代是名副其實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們現在的問題所在。香港的好與壞，我們都負有絕大部分責任。
我們是受過教育的一代，可訓練性高，能做點事，講點工作倫理，掌握了某些專業的局部遊戲規則，比周邊地區先富裕起來，卻以為自己特別能幹。
我們從小就知道用最小的投資獲得最優的回報。而回報的量化，在學校裡是分數，在社會上是錢。這成了我們的習性。
在出道的20世紀70和80年代，我們在經濟上嘗到甜頭，這成了路徑依賴，導致我們的賺錢板斧、知識結構、國際觀都是局部的、選擇性的，還以為自己見多識廣。
我們的整個成長期教育最終讓我們記住的就是：沒什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這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思想心態：我們自以為能隨機應變，什麼都能學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時間內過關交貨，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報。
我在香港拍過一部美國電影。美國的設計師要做一個佈景檯子，讓香港的道具師幫他做。他每天來問做好沒有，香港道具師都回答他，不要緊，到時一定會做好的。等到開拍那天，果然那張檯子及時被搬進來了，表面上看起來還是不錯，但仔細一看，檯子的後面沒刷油漆，因為後面是拍不到的，而且只能放著不能碰，一碰就塌。美國的道具師不明白，為什麼我早就請你們做張檯子，要到最後一刻才交貨，並只有前沒後；香港的道具師也裝不明白，你要我們做個道具，不是及時交貨了嗎?而且是幾秒鐘鏡頭一晃就過去的那種，為什麼要做得太全呢?在鏡頭裡看效果是不錯的，況且不收貨的話也沒時間改了。這就是我們的「can-do」(實幹)精神、港式精明和效率。
我這代人的這種心理，早在成長期就有了，到我們出道後更是主流思想，不是現在年輕人才這樣，現在年輕人都是我這代教出來的。
說20世紀70年代是「火紅的年代」、我這代是理想主義一代，餵，老鬼們，不要自我陶醉了。
太多我這代人自以為了不起，其實比不上我們的上一代，只是我們運氣比較好。同樣，「火紅的一代」也只是後來膨脹了的神話，嚴格來說，都是失敗者。
首先，「火紅」並不是我這代的主流特質，就算在大學裡與「火紅」沾邊兒的也只是很小的一群：我在1971年進香港大學，在我所住的宿舍裡前後三年百多名住宿生中，我知道的參加過「保衛釣魚島」運動最大一次示威的只有三個——有個別的宿舍比例確實較高。
當時大學生的左翼小圈子裡有兩派，一個是「國粹派」；另外是更小的圈，是左派中對當時的「文革」有批判的一派，叫「社會派」。在大學外，有幾個無政府主義者和幾個跟當時僅存的港澳老托派聯絡的年輕激進派，這些圈子也很小，雖然戲劇效果較大。教育、教會和後起的社工界、法律界、新聞界也有個別關心公義的人士和組織。像我這樣鬆散參加過校園民主、民生(反加價、反貪污)、民族(中文成法定語言、保釣)等活動的人則稍多一點兒。港澳工委在香港的有組織左派(不包括親北京工會會員)人數當然又多一點兒，但總的來說在主流社會裏是少數。
「四人幫」倒臺後，不少國粹派學生馬上進入商界，到美國銀行等商業機構做事，一點兒障礙都沒有。1979年改革開放後，他們又是第一批去內地做生意的人。到底是香港教育出來的精英。
可以看到，國粹派的深層執著是國族，今天可提煉出來的是愛國。其他零星異端左派當年的主張也幸好沒有實現，然而他們的基本關注是公義，可滋養今天的民主訴求。這就是「火紅一代」的遺產。
火紅年代的影響很有限，所以在80年代，民主和愛國都未竟全功。如果嬰兒潮一代人當時群起要求民主，《基本法》都怕要改寫。事實是，大部分我這代經濟動物根本沒有去爭取，而少數已成既得利益的同代人，竟有反對普選等普世價值的。同時，我這代人仍普遍保留了之前對內地的畏和疑。
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只作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特點：20世紀90年代中出現往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移民潮。對部分南來的老一代是再出走，對嬰兒潮一代是留學以外第一次有規模的離散，大部分是因為1997年要回歸而移民，故不是經濟移民，而是替家庭買一份政治保險。有部分家庭，將太太和子女送到國外，丈夫仍在港工作，成為「太空人」，因為香港的工作更能賺錢，兼想要兩個世界的最好。真正斷了香港後路者，他們的位置也很快為留港的原下屬補上。許多成年人移民後的香港身份認同並沒有動搖，身在國外心在港。對我這代來說，在亞洲金融風暴前，從財富和機會成本計算上看，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亞應屬失策。眼見香港持續發達和內地的變化，1998年前後回流香港的人也不少。當然也有決心融入移民國，選擇另一種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總的來說，移民潮勢頭雖強，最終只是移民個人和移民國的新經驗，過後竟沒有在香港留下重大烙印，沒有妨礙過去20年香港主流的發展，而「九七效應」更曾一度加強這主流：賺快錢。
一直以來，就香港大學來說，主流所嚮往的，除了當醫生外，是在香港政府裡當官。文官有兩種：政務官和行政官，都要大學資格。那些所謂最精英的政務官，要求英語要好，大概頭腦也要比較靈活。這類官員總處於職位變動中，今年可能管經濟，明年說不定派去搞工務，換來換去，當久了自以為什麼都懂，其實是按既定規章制度程序辦事，換句話說只懂當官僚。說到底，他們也只是香港教育出來的精英，我們又如何能對他們有著遠超他們認知程度的期待?
到70年代，主流精英除了各種專業如律師、建築師、工程師、會計師、教師外，還多了一種選擇：進入商界，特別是外企。1973年，港大社會科學院應屆畢業生就有幾十人同被數家美資銀行招攬。我們走進了香港的盛世——嬰兒潮一代的鍍金時代。
我們帶著這樣的教育和價值觀，自然很適合去企業打工，卻同時想去創業和投機。我這代開始了香港人這種奇妙彈性組合。我們當管理者，不像西方和日本20世紀中期那套刻板的白領中產組織人，而是十分機動的。我們自以為有專業精神，懂得按遊戲規則辦事，但如果能過關也隨時可以不守規。我們好學習，甚至加班拚搏，不全是為了忠誠完美，更是為表現加薪，或說有上進心。我們隨時轉工易主換業。我們是不錯的企業管理者，卻同時在外面跟朋友搞生意。
我這代人到底是在相對安穩的社會長大的，不算很壞。我們有做慈善的習慣(當然是在保持安全距離的情況下捐點兒餘錢)，在不影響正業的情況下願意做點兒公益(尤其當公益直接間接有助正業)，表現出大致上守信(明白這種社會資本長遠來說能減輕自己的交易成本)，也會照顧家人朋友(擴大版的家庭功利主義)。不過，骨子裡是比較自利和算計的，如以前在學校考試，最終是自己得分過關。是的，我們愛錢。（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