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9年10月21日訊】一月十七日是趙紫陽逝世十週年。對這一天，大家都很在意。趙紫陽的親友和生前部屬會寫文章紀念，百姓這一天會到北京富強胡同六號趙紫陽故居祭奠。這一天，當局又驚恐萬狀，封鎖網路、驅散人群、拘捕異議人士。足見趙紫陽生前死後，都牽動著整個中國，沒有任何人、任何力量能夠把他從中國的歷史、從中國人的心中抹去。
我也應該寫篇文章紀念這一天，因為我經歷過趙紫陽時代，還因為我的人生跌宕與趙紫陽有關。我未曾像陳一諮、吳國光、吳偉一樣，在趙紫陽身邊輔佐過他的改革事業，我記述的只是我對趙紫陽的點滴感受。
八九民運期間，我擔任中共海南省委機關報《海南日報》總編輯。六四屠殺後，我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原因是《海南日報》在我的主持下犯了所謂嚴重的輿論導向錯誤。主要兩大事實：一是將《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從頭版頭條撤下移到第四版；二是五二零北京戒嚴後，《海南日報》不但刊登五一九凌晨趙紫陽前往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的講話和照片，還在「紫陽，您好！」的大標題下，刊登趙紫陽早前視察海南時的照片。
海南省委並沒有進一步整肅我的意思，撤職、開除黨籍和審查結束後，打算連降三級，安排我一個整理文史資料的閑職。在等待處理期間允許我回深圳家中看病和休息。不久我接到海南來的消息，說省委馬上要派人把我押回海南重新審查處置，起因在於江澤民追究《海南日報》刊登趙紫陽照片的事件，指示海南省委嚴肅處理。我知道，我一旦被押回海南，不是入獄便是勞改。當更大厄運降臨之際，我只能流亡海外。我的人生就這樣因為趙紫陽而改變了——從中共體制內官員變成了政治流亡者。
中共海南省委派駐海南日報社的工作組審查我的時候，責令我交代與趙紫陽的關係，我說他們抬舉了我，我一個微不足道的新聞官，就是想高攀趙紫陽，未必攀得上。不過說與趙紫陽一點關係沒有，也不是實情。
我讀中學的時候，與趙紫陽的大兒子趙大軍同學，家都住在廣州市東山廣東省委大院附近。平時住校，放假了有時和同學們一起到趙家去玩。但極少見到趙紫陽在家，偶爾見到，也是小孩子見到大人，我認得他，他不一定記得我。文革期間，我參加過批鬥趙紫陽的大會，高呼打倒趙紫陽的口號。印象深刻的是：趙紫陽和大家一起舉手喊口號打倒自己，但他站在批鬥台上，身板挺直，任憑造反派怎樣喝令，就是不低頭。文革期間，趙大軍被造反派抓捕四處躲藏，我和同學們曾掩護過他。
一九八零年代，我已經是一名熟練的記者，我服務的《羊城晚報》派我駐剛剛建立的深圳特區任記者站站長，幾年後又奉調出任《人民日報》駐深圳首席記者。除了谷牧，趙紫陽是到深圳考察次數最多的中央領導人。我在一次隨身採訪中，自我介紹，趙紫陽認出已經長大的我，從此每次趙紫陽來深圳，我都會被安排隨身採訪，寫的報導他都應該看得到。
《人民日報》記者從來都身處中共權力鬥爭的風口浪尖。有一天我接到報社傳來的密件，指示我調查趙大軍倒賣電視顯像管一事，當年趙大軍在深圳工作，新華社駐深圳記者也接到同樣的指示。這顯然並非報社的意思，而是來自中央某一派別。我承認我是中共的工具，但絕不願成為中共黨內鬥爭某一派的工具，我把報社的密件鎖進了抽屜。趙紫陽表示接受中央對趙大軍的調查，調查官員的子女經商從調查他的子女開始，結果就再也沒有人借趙大軍向趙紫陽發難了。趙大軍倒賣顯像管查無實據，不像創建中國第一官倒康華公司的鄧小平之子鄧樸方，利用國家改革初期的價格雙軌制，倒賣緊缺物資批文，先富了起來。據我所知，趙家子女，無發不義之財的行為，如果有，六四後至今二十多年，早就被翻個底朝天了。
一九八七年，海南建省，辦大特區，我又從《人民日報》調往海南出任《海南日報》總編輯。臨行前，我回北京與《人民日報》同事話別，老記者林裡建議我去見見趙紫陽。《人民日報》創刊時林裡就在《人民日報》工作，他曾調往廣東《南方日報》任職，與趙紫陽非常熟悉。林裡事先與趙紫陽約好，由《人民日報》派車，我們就進了中南海，到了趙紫陽家做客。我告訴趙紫陽我將要去海南辦報，他連說：好，好！鼓勵我：年輕人應該到最有挑戰性的地方鍛練自己。說實在的：進趙紫陽家門前，我對去海南工作心存顧慮，從趙紫陽家出來，就不作他想了。
把《海南日報》從一份陳舊地區報改造成省報、並且是舉國關注的大特區報紙，我策劃《海南日報》改版，首先想到更換報頭。原「海南日報」四個字是劉少奇題寫，字體瘦弱且醜陋。我託人到北京捎話，請趙紫陽題寫，趙紫陽拒絕，說他從不題字。後通過正在海南籌建康華分公司的鄧樸方請鄧小平，不久鄧小平把《海南日報》報頭寫來，一直沿用至今。「六四」後，我請趙紫陽為《海南日報》題寫報頭，也成了必須交代的罪行。我倒是有些遺憾和後悔，遺憾未能請動趙紫陽題寫報頭，後悔請了鄧小平題寫。歷史終將證明：一個推動海南大特區建立和建設的人沒有為《海南日報》題寫報頭，是《海南日報》的遺憾；一個六四屠夫為《海南日報》題寫了報頭，《海南日報》必定為之後悔莫及。
我在中國與無數中共官員打過交道，當年的共產黨人尚未如今日這般墮落，雖然他們跟著毛澤東不斷犯錯和犯罪，但許多人保持著純真的革命熱情和理想主義精神，與民眾貼得很近，趙紫陽便是這樣一位共產黨官員。文革前趙紫陽主持廣東工作，把大部分心思都放在貧窮落後的農村。他在珠江三角洲的糧產區，粵北、粵西山區，潮汕和客家地區，都有幾位視為至交的普通農民朋友，他每到一地，必然找他的農民朋友瞭解農村的真實情況；這些農民到了省城不必經任何人允許，可以逕直進入趙紫陽的辦公室或家裡。省委開三級幹部會議，趙紫陽常常趁會議的空擋，到廣州郊區或附近的南海、番禺農村找農民，為會議解決不了的問題尋求答案。
文革後趙紫陽離開廣東主政四川，於是全國便有了「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的民謠。萬里在安徽推行小崗村農村土地承包的單項改革，趙紫陽才是實行城鄉全面改革的勇敢實驗者。我一九八零年代初到四川採訪，遍訪趙紫陽改革的試點，包括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和工人崗位責任制的成都川棉一廠、飲食服務公司、重慶鐘錶公司，和全國第一個摘掉了「人民公社」牌子恢復鄉鎮建制的廣漢縣。文革期間，四川農民學大寨，對土地一年三造掠奪式耕種，趙紫陽說服農民改回讓土地獲得休息的一年兩造。他算了一個簡單的賬就把農民說服了：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也就是一年三造每造單產三百斤，不如一年兩造每造單產五百斤。我去四川採訪時，趙紫陽已上調北京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他留給四川的是到處生機勃勃的景象和一連串令人驚奇的故事。
一九八零年代是中共建政後難得的黃金年代，對外開放、發展經濟、銳意改革，人們奮發向上、充滿激情、充滿希望。八十年代經濟與政治改革的總設計師不是鄧小平而是趙紫陽：興辦經濟特區，開放沿海十四個城市，策劃企業黨政分家、行政主導，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給文化領域一個寬鬆的環境，都出自趙紫陽智囊班子的策劃。深圳特區在趙紫陽的允許下，曾嘗試移植香港的政治和經濟體制；不滿足於深圳特區，將海南省辦成一個大特區，為未來的省一級的大面積改革積累經驗，也出自趙紫陽的手筆。更難能可貴的是，趙紫陽闖入了意識形態禁區：在八十年代，趙紫陽宣布，他不再審查電影戲劇小說歌曲和繪畫，讓文藝作品由民眾來判定優劣；他強力阻止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繼續進行，如果不是趙紫陽，不知有多少知識份子又要進監獄或勞改場。
中國八九民運發生，趙紫陽寧願丟官下臺，賠上子女們的前程，反對武力鎮壓學生和市民，並非心血來潮，而是來自他固有的理念，那就是：共產黨應該接受人民的要求實行改革而不應拒絕人民的要求，解放軍不可以把槍口對準愛國學生和市民。六四後，有人指責趙紫陽沒有像蘇聯的葉利欽那樣，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八九民運便成功了。這當然是因為趙紫陽性格的軟弱和他作為共產黨官員的侷限性。不過那時候，天安門廣場上最激進的學生和知識份子，也未必有人具備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的高度。即使趙紫陽振臂一呼了，六四屠殺是否便可避免？八九民運是否就能成功？事情怕是沒那麼簡單：中國不是蘇聯，中共不是蘇共，鄧小平不是戈巴契夫。但無論如何，趙紫陽在八九民運中，守住了做人的良知，守住了當初加入中共的革命熱情與理想主義精神。
六四後，圍繞著下了臺的趙紫陽，人們爭相做各種各樣的表演，人格高下立判。原來與趙紫陽同在一個陣營受趙紫陽器重的，有人重新站隊了：海南省委書記許世傑投靠李鵬卻不被接納，積鬱成疾，癌症上身而死。原深圳一位副書記退休後被趙紫陽啟用外派掌管一方重鎮，他為此到處炫耀與趙紫陽的關係，六四後卻把在他手下工作的趙紫陽的兒子押送交給北京李鵬派來的人，此人現在活著，不知是否活得心中有愧。
而一直站在改革開放第一線先後擔任深圳市委書記、海南省長的梁湘，六四後身陷險境，毫不畏懼打電話給趙紫陽表示支持，並放走了在海南工作的趙紫陽的兒子趙二軍。六四後趙紫陽被全天候監禁在家裡，原廣東和四川的幹部絡繹不絕前去探望。趙紫陽請探望他的人帶話給參加八九民運的年輕人，要他們放眼中國的未來，不要因一時的挫折喪失勇氣。八九一代於世文、陳衛等十君子正是這樣做的，他們公祭六四死難者，公祭趙紫陽，不惜坐牢，不懼酷刑。又有鐘鳳鳴、杜導正甘冒風險記錄趙紫陽軟禁期間的談話，輯錄成書，傳播開去，讓世人知道晚年的趙紫陽如何從共產黨的開明領袖，轉變成弘揚普世價值推動中國民主憲政的政治偉人。
趙紫陽晚年的轉變使他完成了思想與精神的升華。如今的共產黨員，生活如盜賊，生命如糞土，趙紫陽卻不枉一生。而國內和國外、活著和死去的人，凡曾經跟隨趙紫陽為中國的改革大業奮鬥者，凡支持八九民運反對六四屠殺者，而後又因趙紫陽而經受迫害打擊，以致流亡海外、與中共決裂者，也和趙紫陽一樣，不枉一生。
我以此文紀念趙紫陽逝世十週年，同時為自己的新生慶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