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青年作家（右起）蕭紅、蕭軍、黃源。（網絡圖片）
王實味在延安發表雜文《野百合花》，批評共產黨治下的「革命聖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惹禍上身。當時延安的等級制其實不是什麼秘密，那些為追求平等、公正理想而投奔延安的知識青年，用不了多久都會經歷理想幻滅的過程，只是多數人不會像他那樣公開直言，更多的人是私下抱怨，蕭軍日記中記錄了大量耳聞目睹的事實，他也是牢騷滿腹。之所以他會拍案而起，為他並不認識的王實味說幾句公道話，根本原因還是他們有許多同感，對延安的等級制、特權現象一樣有諸多不滿。
延安的醜惡：有權力才能享受特殊待遇
蕭軍在延安多年，內心一直在掙扎，渴望離開，一次次又沒有走成，拖到抗戰結束。早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二日，他就說「自從到延安以來，一直是被不愉快追襲著」，「我怕這裡的：醫院、傳達室、戲院、飯館⋯⋯這表現著官僚、凌亂、卑俗、無教養⋯⋯啊！醜惡到這裡來集合了！」這些地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特權在那裡或隱或現，一個有個性、有棱角、自視甚高的作家，當然很不習慣這樣的環境。次日下午看到江青，又引發了他內心的這種不平，「遇見毛澤東的老婆騎在馬上，跑著去高級幹部休養所去了。這裡連個作家休養所也沒有，無論哪裡的特權者，總是選擇最好的肉給自己吃的。」因妻子分娩，當年六月二十四日他在醫院聽到了很多醜惡的事情：
「李伯釗自帶小鬼，每天做飯五次，罐頭、牛乳、蛋、香腸等應有盡有，饅頭也是白的。據小鬼說，楊尚昆買雞蛋總是成筐的，每天造成以牛乳，雞蛋，餅乾代早餐。毛澤東女人生產時，不獨自帶看護，而且門前有持槍衛兵。產後大宴賓客。去看病人時，總是坐汽車一直開進去，並不按時間。一個法院的院長女人住單間，彭家倫女人生產也住單間。各總務人員總是吃香煙，買二十幾元錢一斤的魚，各種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帶來⋯⋯。雖然他們的津貼各種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這卑污地存在原來到處一樣，我知道中國革命的路還是遙遠的。⋯⋯」
在物質極為匱乏的延安，革命陣營大大小小掌握著權力的人和他們的家屬，他們的享受也是有限的，一句「饅頭也是白的」可見一斑，但他們在物質上的供應遠比普通革命者充足。這種不平等一直在悄悄蔓延，並成為私下的談資。王實味雜文中的概括實際上引發了延安許多人的內心共鳴，也因此遭到嚴厲壓制和打擊。
大多數文化人被「革命」的大染缸同化
蕭軍看見延安的不平等，想到天下烏鴉一般黑，認為「中國革命的路還是遙遠的」，他不曾想到的是，革命並不一定消除這樣的不平等，也可能加劇這樣的不平等。依靠革命並不能限制特權，不能從制度設計上加以解決，革命只是權力更迭的手段，而無法達成革命許諾的一切美好目標。多少青年的熱血因此被榨乾，多少青年的理想因此被出賣，革命成為個別人及其子孫占有並享用最多社會資源的途徑。
只是蕭軍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六日所斷言的「文化人如今是紛紛而來，將來一定要紛紛而去」，並沒有發生。大多數文化人屈服了（連王實味最終也屈服了），甚至完全融入這個「革命」的大染缸中，成為這個「革命」的一部分，即使遭遇了嚴酷無情的迫害也無法認清這場革命的真實面目，像司馬璐這樣選擇離開的少之又少。反而，他們甚至認為「光明越大，黑暗越顯，它將過去的」。
蕭軍書生意氣，始終看不慣陰暗醜惡的現象，乃至到了東北，在革命即將勝利的前夜被出局，也是自然而然的了。這一點他似乎也有自知之明，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他在河中洗澡時想要離開延安，「我對於這裡不再存有著什麼流連和幻想，我是將永遠不為既成的勢力所容忍的——無論國民黨，共產黨——我也決定一生和這些庸俗的東西們戰鬥著。」
平等、公正這些名詞始終停留在字面上
悠遠的中國文明史中沒有產生像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及基礎》這樣的著作，對此進入深刻的思考，更沒有產生洛克的《政府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就政府體制的相互制衡等問題作嚴肅而認真的論證。對於人性中的幽暗以及權力必然帶來的惡缺乏清醒的洞察，總以為王朝更迭可以解決問題，結果充其量只能在揪貪官、反腐敗上做做文章，最終特權還是特權，等級依然等級。
在古老的土地上，平等、公正這些名詞始終停留在字面上，無法為我們日常生活所擁有，一代又一代人都在苦悶和無望中死去，特權的享受者也照樣沒有得到真正人的尊嚴。享有特權和沒有機會得到特權的大多數人，在價值觀上是同構的，都是在這個染缸中泡大的，底色在很大程度上已變得一致。這是千百年來的制度累積造成，或者說是政府的性質決定的。十八世紀盧梭在《懺悔錄》中的那一句真是可以力敵千鈞：「一個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質決定的。」
蕭軍自稱「真正的普羅米修斯」，很遺憾，他沒有盜到真正的「天火」。不過有一點他的自我評判是準確的：「裝點和取悅這全不是我的長處，我愛悲劇，這才是人來最崇高的感情表現，它可以提高人，淨化人。」他一生的道路比他的作品具有更動人的力量，那才是真正的悲劇作品，他雖然成為中共的同路人，選擇了延安，一度是毛澤東的座上客，對毛也頗有好感，卻沒有選擇「裝點和取悅」。他在一九四○年代的延安看到了種種不平等，對革命中的特權有深深的反感，不僅記在自己的日記當中，也表現在公開的言行上，包括決絕到鄉下種地。
但他依然無法掙脫那張革命之網，不可挽回地成為大時代的犧牲者，他所厭惡的那些特權隨著時間，越發在這片大地上森林般地生長起來。文壇上已然缺乏敢於直言的作家，各個領域被動的順從者遠多於獨立的清醒者，更不要說批判者，而反抗者的命運則是牢獄。毫無疑問，今日之現實與延安窯洞之間是一條直通車道，沒有任何的障礙。老實說，我們還處在啟蒙階段，多數國人遠不明白人類文明中早已成為常識的那些思想、觀念、價值，對自身的處境和命運，對這個民族的歷史和未來都缺少真實的認知，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能力十分匱乏，沒有辦法辨識那些由掌權者過濾後提供的信息，說到底，不是生活在真實中，而是一直生活在謊言和欺騙的捆綁中。雖然，在教育、新聞被權力高度壟斷的情況下，要大面積走出這種蒙昧狀態十分艱難，但在網絡無遠弗屆的時代，縫隙依然存在，只要越來越多的人願意如此行，並日復一日的去行，窗越開越多，乃至門慢慢打開，一切也就皆有可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