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級以前，學校還要求我們見了老師要鞠躬，我鞠躬很到位，經常受老師表揚。以後，向老師鞠躬就不需要了……（視頻截圖）
未成年人，是當今最盛行的說法，有的國家定為20歲以下，有的國家是16歲，而在我國，目前定在18歲以下，並有《未成年人保護法》頒布。不過，在我小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未成年人保護這一說，還竭力鼓動少年兒童向大人看齊，不惜生命與階級敵人作鬥爭、不顧個人安危搶救國家財產、遠離父母上山下鄉、放棄學校學習去「三大革命實踐」中鍛練、堅決與有問題的家庭劃清界限，而在文革中，學生批判老師、孩子揭發家長、晚輩鬥爭長輩，更是社會生活的主流。
文革發動那年，我正在北京讀小學三年級。三年級以前，學校還要求我們見了老師要鞠躬，我鞠躬很到位，經常受老師表揚。1966年以後，不但向老師鞠躬不需要了，而且優秀老師幾乎都成了批判對象。我就讀的府學胡同小學一連揪出了多位老師，其中，校長是走資派，被剃成陰陽頭，她的兒子姓高，和我同班同學，從此就不來上課了；和藹可親的王立人老師成了軍統特務；還有一位教體育的田老師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據說在三年飢荒時期曾泅渡投敵，但沒游過去；我的班主任孫紋繡，溫文爾雅，對待我們如慈母，最後也被停課接受批判，原來她的父親是孫良誠，毛選裡點過名的人物。
我哥哥與我同校，他的班主任姓王，經常來我家和我的父母聊天，身邊還帶著一位智障女孩，也是我哥哥的同學，北京衛戍區司令的女兒。智障是近些年從臺灣傳來的稱呼，過去我們用的都是些很難聽的詞彙，比如傻子等等。王老師的牢騷也讓我記住了另一種聲音，她說小學校長才是科級，怎麼也是走資派？孫紋繡從前不過是養尊處優的大小姐，怎麼會反革命？但王老師很快就不來串門了，因為打砸開始了，各種反黨集團、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不斷被揪出，社會混亂不堪，最後連那位智障同學的父親也成了「楊余傅反黨集團」的頭子，她不知去了哪裡。
文革開始，課本也停用了，我們以學習毛主席語錄為主，再加點算術，音樂課都是歌頌毛主席的內容，老師教的第一首歌是《阿瓦人民唱新歌》，用一架風琴伴奏，旋律很好聽。那個年代，「學會的第一首歌是《東方紅》，學會的第一句話是毛主席萬歲」，是全國人民經常使用的套話，報刊上用，發言時用，連小孩子都會用。但實際上我最喜歡的是《阿瓦人民唱新歌》，雖說這也是一曲讚歌。
有一天，學校門口開始重新設計影壁，一位美術老師站在那裡日夜畢恭畢敬地作畫，沒多久，油畫「毛主席來安源」在我們學校也複製成功了，這幅畫當時普及全國各個角落。從此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早上一進校門就要向這幅畫鞠三個躬，然後湊在一起高舉《毛主席語錄》，呼喊：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林副統帥身體健康、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祝福三遍是必須的，還要高唱《東方紅》，進了教室上課時再唱《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放學時則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有一段時期還要背誦《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坐在教室裡的標準動作就是手握毛主席語錄的下方，將語錄封面朝外，放在胸前，目視前方，這也是所有男女老幼端坐或站立時的統一動作。
那個年代，除了領袖像遍佈任何場合、任何地方外，就是像章大氾濫，五花八門、各式各樣，不僅人人胸前別著一個，家裡還都有幾十個、上百個、甚至上千個。我們院裡有個歷史系教師自己在家開作坊，專門製作毛主席像章，據他兒子告訴我，一共做了一萬多個，什麼材質的都有。前幾年，一位部隊文工團的朋友去朝鮮訪問，回來後大發感慨，他說即使領袖崇拜，人家也比我們嚴肅百倍。在朝鮮，像章有一定之規，不許亂做，呼喊萬歲的聲音則是排山倒海，最終匯成一股聲音，而他當年多次參加毛主席檢閱紅衛兵，百萬人喊聲雖然巨大，細聽還是雜亂無章、此伏彼起。
那時我們這些孩子受社會風氣的影響很大，我經常跟著小夥伴去撒傳單，因為我們是人民大學的教師子弟，所以傳單有人大三紅的、新人大的、紅梅戰鬥兵團的，這些都是人民大學的群眾組織，傳單上寫的全是些揭發批判「黑幫分子」「走資派」「叛徒」「特務」的文字，還有漫畫，傳單撒出去後，街頭大人蜂擁而上，爭搶傳單，看了這樣的情景，我們的心裡很過癮。我還經常把外面的一些宣傳品帶到學校，記得有一次我搶到了一幅「百醜圖」，上面都是黨政領導人的漫畫像，從劉少奇開頭，一直到省委書記和部長，孫紋繡老師當時還沒被停職，她見到後很不滿，叫我今後別拿這些東西來學校了。
我們小學的高年級同學很快都戴起了紅袖箍，男女同學個個身穿綠軍裝，紮著皮帶，還騎著自行車，下車後一定要手持鋼絲鎖，插著腰。這身打扮和姿勢在當時的街頭巷尾最時興。鋼絲鎖可以隨時抽打地富反壞右和走資派，也可以與對立的其他組織武鬥，打群架，以此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其中六年級有位同學姓李，是個高幹子弟，經常來我家找我哥哥，而我哥哥其實才四年級，特別喜歡跟著這位姓李的大哥混。李大哥經常過來告訴我們兄弟三個，什麼如今最流行，從他那裡，我們知道了如何搶軍帽、以後還知道了「拍婆子」。那時戴綠帽子很盛行，一次，他來的時候戴了頂厚帽子，也是綠的，兩邊的帽耳朵放下來很暖和，扎上去很帥氣。我哥哥看見了也想要，我父親設法去買了一頂，沒想到戴了不幾天就在街頭被人家騎著自行車一把擼走了。李大哥知道後，問了被搶的位置，第二天便要了回來，我們因此更加欽佩這位大哥了。但沒多久，他就因為參與武鬥被拘留，被定為「聯動分子」，後來又聽說被釋放，最終也沒再見過。
文革前，我母親為我們兄弟三個念過《紅岩》，讓我們背誦過《革命烈士詩抄》，在廣播裡聽過《青春之歌》《王若飛在獄中》《革命一家》，看的電影有《滿意不滿意》《今天我休息》《錦上添花》《紅日》《冰山上的來客》《崑崙山上一棵草》，文革開始，才知道這些都被定為毒草。當時的電影、小說好像絕大多數都被定為「封資修」的毒草，我讀過一本由紅衛兵編寫的《60部小說毒在哪裡》，讀得非常細，還學會了裡面的各種形容詞。破「四舊」運動到來時，我家裡趕緊將《普希金選集》《日日夜夜》《古文觀止》等藏了起來，但院裡的幾位小朋友揭發我家裡的小人書都是反動黑貨，我只好將這些小人書抱了出去，這是些由《水滸》《三國演義》《西遊記》改編的連環畫。院裡燒書的火堆整整燃燒了2天，許多線裝書、世界名著都被中學來的紅衛兵和大院裡的小朋友扔進火中。
小說《紅岩》作者羅廣斌是叛徒而且最終畏罪自殺的有關文字和消息，我在大字報、紅衛兵小報上看了不少，印象很深。覺得階級鬥爭真是尖銳複雜，老師、叔叔、阿姨還有外面那麼多人都是叛徒、特務、反革命，連《紅岩》都是大叛徒寫的大毒草，看來階級鬥爭這根弦一定要繃緊。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一定要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時刻警惕階級鬥爭新動向，是我們早在文革前就接受的教育，文革中間又加劇了這種教育。那個時期，大人都投身文革，小孩基本沒人管，想管也管不住了，打架、砸玻璃、起鬨，成為孩子們的日常生活。我家住在張自忠路三號，從前稱作鐵獅子胡同一號，所以大家都叫鐵一號。鐵一號大院裡誰家大人被揪出來了，我們就朝誰家扔石頭，彈彈弓，欺負誰家的孩子，我們還特別警惕陌生人，一見有不認識的人出現，就會跟蹤、尾隨。院裡的公共樓道和民國時期的老建築——灰樓，沒有一塊完整的玻璃，全被砸碎了；學校裡的玻璃也常常被同學們砸破，老師根本管不了。院裡還常常被人舉報有反動標語，警察不時跑來，又照相又偵查，但我看了半天也沒看出個所以然來，只看出毛主席三個字，其他模模糊糊，其實就是亂寫亂畫。
在街頭看游鬥是我們每天的生活內容。鐵一號院子裡的游鬥是邊走邊鬥，脖子上掛著大牌子，在院子裡繞了一圈，最後走到那座民國老建築灰樓前停下。這裡是個較大的空間，既可以讓過往行人都看見，也可以聚集起上百人。被鬥的人都是站在台階上，低頭對著大門，一鬥就是幾個小時。也有鬥爭的群眾認為被鬥的不老實，就將幾把椅子、凳子摞起來，讓被鬥的那位高高立在上面。我見過一位從歐洲留學回來的副教授，因為工資被凍結，實在沒錢買東西吃，餓極了，就在東四九條副食品商店裡偷了7分錢一包的人參果，結果被售貨員當場抓住。批鬥他時就是站在了兩把椅子上面，好像演雜技那樣，專門去取椅子的那位叔叔與我父母很熟，他說，這樣才能讓大家都看清他的醜惡嘴臉呀。而馬路上的游鬥常常在卡車上，時常看到路上有游鬥的卡車或緩緩駛過，或疾駛而去，上面不是一人就是數人，被兩側戴紅袖箍的人按著頭，反扭著胳膊，呈噴氣式模樣。卡車的駕駛棚頂安放著高音喇叭，插著紅旗，一路呼喊著打倒、砸爛的口號。
在學校裡，被批鬥次數最多也是最殘酷的是田靜一老師，大約快50歲了，以前她從未教過我，但我卻在學校禮堂參加過多次批鬥她的大會。每次在台上，她都被高年級同學強迫做「噴氣式」。她的罪名是歷史反革命加房東。我還被班級選為代表，上臺批判田老師。那次批判會，我腳穿翻毛皮鞋，說到激憤處，猛一跺腳，嚇得田老師向後一閃，以為我會踹她一腳。
文革發動沒多久，紅衛兵還將「勒令」貼到了我家門口、我的祖母當年被劃定為地主成分，所以此時也在劫難逃。她每天被迫站在北京鐵一號大門口，與幾十個老弱病殘的所謂「地富反壞右」加資本家一起受批鬥，渾身沾滿路人的吐沫，還有人不停地向他們身上扔石頭，常常被砸得頭破血流，最後又被一起遣送原籍勞動改造。臨行那天，祖母被剃成陰陽頭，不得不在頭上裹著條頭巾，正好我放學回家，在路上遇見她背著包袱往外走，她一見我就大聲喊我的小名，而我卻不敢上前。沒想到這一喊，竟成永訣，回到上海嘉定婁塘老家後不久，她的屍體就漂浮在池塘裡。當時公安局來電稱「畏罪自殺」，可上世紀80年代我去嘉定，當地檢察院卻告訴我也有可能是他殺，真相一直難辨。那個年代，北京火車站的每一天都是一幕幕淒慘的景象，一群群年邁的所謂地富反壞右和資本家、反革命，有的被剃成陰陽頭，有的衣衫襤褸，有的蓬頭垢面，個個猶如被打上了印記，一看就是被遣返回鄉的「黑七類」。他們拎著包袱，低頭匆匆往車站裡走，路人可以肆意向他們吐痰、扔石塊，甚至踹一腳，打一拳。返鄉的一路上，他們在車廂裡也是乘客羞辱的對象，在長途汽車同樣是眾人欺負的弱者。
我的母親曾是中共上海地下黨員，文革期間先被關押，後又送水泥廠勞動。1969年下放江西的前夕，軍代表和我母親的一個學生忽然來到我家，召集我們全家開會。那個女學生個頭很高，其父是軍級幹部，所以披件軍大衣，趾高氣昂。她高聲要求我們幫助母親找出問題，認清歷史，端正態度。幸虧我那時沒有犯傻，最終也沒有站出來揭發批判自己的母親。而我家鄰居的孩子，只比我大一歲，他的父親在一所大學任黨委副書記。一天，紅衛兵將他的父親揪來大院游鬥，說是讓鄰居認清反革命黑幫分子真面目。他的父親低著頭，戴著紙糊的高帽，邊走邊敲鑼，喊「我是黑幫」；而他，則牽著一根繩子，繩子的另一端就套在他父親的脖子上，嘴裡不斷高呼：我要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劃清界限！在我居住的那個大院裡還有一家，父母分為兩派，姐妹二人各隨一派，天天家裡爭吵不休，互相揭發批判。
